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以同一条目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表述，我国学界也基本认同这一认识。但无论中外，翻开标称为“政治经济学”与标称为“经济学”的教材和有关著作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方法，主体，还是研究的范围、内容和对社会认识的结论等方面，两者间都存在着显著甚至对立的差异，从这些方面看，两者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为此也就提出了经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等问题。

       一、对研究对象“制度认识“与“技术分析”的区别

       作为同一学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同一现象，或者说它们的主体对象是相同的，即都是社会生产过程，但是在对它的认识上，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看待社会经济活动的．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关系本质上都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一切微观主体都是“生产关系人”，他们的利益关系受到社会制度、阶级力量对比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及其相互的博奔而不确定，因此该过程也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传统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关于生产关系的学问。而经济学是从单纯的技术关系去看待社会经济活动的，由此，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人”在这里变成了“理性选择人”或者是“技术选择人”；在政治经济学那里由制度和文化约束的人们之间尤其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里不仅变成了各个体之间的最大化技术选择，而且制度与文化等各种因素都是这种技术选择的结果(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等)，所以该过程也就是单纯的利益选择过程。

       从时间上看，研究对象性质认识上的变化，以是“边际革命”为分界的。这种转换除了历史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社会需要外，与“边际革命”发起主体的身份也是密不可分的。如“边际革命”的发起者并不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人，而是一些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但热心社会事务分析的工程师，他们不仅将工程技术分析的方法带入经济分析中，而且以工程师对待工程技术的眼光或角度去看待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由此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分析转变为经济学中单纯的技术选择。从而，各经济主体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以求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变成了单纯的技术选择；人与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进行理性计算或选择。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单纯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分析，并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就是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些人为了将自己从传统的以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最终选择了“经济学”这个名称。不过，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理解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则明显偏颇。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不是要不要研究生产关系，而是怎样研究或从什么角度去研究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人”的角度看待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经济学则是从“技术选择人”的角度看待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经济学在帝国主义扩张中所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等所研究的都是明显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却都是从技术选择的角度去研究的，所以说，认为经济学仅仅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客观的。

       二、范围上“纯经济“与“非纯经济“的区别

       与在主体研究对象认识视角上的不同相对应的是它们之间在研究范围上的区别，即是以纯经济问题还是以非纯经济问题为对象。这种不同也可以说是对“客观”与“精确”的不同选择。这种区别，是与名称的改变和对象的转换相一致的。主流经济学在名称上由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换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过于庞杂，范围太宽，在这样的基础上无法建立起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因此，追求方法论的进步和为经济分析提供更精确的假设前提，由此建立起“精确”的经济学内容，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目标。然而，精确与客观是不能同时兼容的。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那些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由于是种相对关系，参照标准又往往与阶级性相联系而具有多变性，因此是难以计量的，而被经济学所抛弃，只有那些反映(孤立个体的)人与物之间关系以及从“理性选择人”角度易于进行技术选择等这些属于绝对关系而较易于计量的内容，才被经济学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其结果，也就造成了两者研究范围的巨大差异。这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也就是原有母体中的一部分，即能够被以技术选择进行量化比较的这部分内容，而那些不能够被技术选择和鱼化处理的内容，则被作为外生因素对待，因此在研究范围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是个大范畴与小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些在主流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扩张中拓荒的学者，将自己的著作重新定名为政治经济学，以区别于其母体的狭隘性。

       三、方法上的“平均方法“与“边际方法“区别

       名称上“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是以所谓的“边际革命”为起点的，而“边际革命”的核心内容，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与范围的 变化，更主要的是研究方法的转换。没有方法的转变，对象与范围的转变就难以完成。“边际革命”名称本身就突山地反映了这点。“边际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它以“边际方法”取代了长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主流的“平均方法”，由此“革”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究内容和结论的命，将它们转换到了边际学家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并因此得出了与传统政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这里，是采是平均方法还是边际方法，往往成为区别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最重要的标志。

       以平均方法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各种要素都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配置比例保持稳定甚至固定(即固定技术系数)，各耍素在资源配置中都必须得到平均收益。从方法上讲，平均方法虽然可以得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但却得不出该状态的精确位置，即该均衡状态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三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政治经济学能够容纳非精确性因素和较宽广研究范围的原因之一。政治经济学转换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些人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其原因显然与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选择了能够更精确计量经济关系的边际分析方法来替代它，因此产生了所谓的“边际革命”。这也就是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边际革命”发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政治经济学采用平均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或建立的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仅仅是因为它不能给予这种关系“精确回答”。而边际分析方法，则能够在形式上回答资源配置均衡的精确点，即各要素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位置，而各要素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在其假设基础上是能够被精确计量的，因此更符合人们要求的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性(由此使经济学具有形式上的科学性)，所以取代了较不精确的平均分析方法。

       四、主体对象“个别”与“整体“选择的区别

       主体对象的个体选择与整体选择，也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里要区别之一。这种区别，是各自研究方法及相应对象和范围不同选择的结果之一。反之也可以说，主体对象的不同选择，使它们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因为从方法论上说，边际方法在对象上只适应于对可以细分的个体主体及个别量的分析，并不适应具有整体性质的对象及整体量的分析，如整体对象无法进行边际分析。或者说采用边际分析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均衡，如在劳动与资本处于力量胶着时，单个劳动或资本的边际变动，将可能导致力量对比的彻底改变而使得均衡无法重新建立。所以整体对象是不适应边际方法分析的。与此相反，平均方法则只适应于整体对象的分析，而不适应于个体对象的分析。在各要素都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边际要素价格的变动，(在要素价格平均化的过程中)对整个要素价格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两种理论不同的分析过程及其结果。如在政治经济学这里，各要素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的定价与分配的，在市场定价与分配的过程中，各要素的力量对比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经济学中，每种要素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有差异个体的集合，各自以独立的身份进入市场的，因此在市场定价与分配方面，边际要素的价格变动对整个要素的价格水平是起着决定性影响的。   

       五、行为分析与制度分析的区别

       不同研究方法和对象主体的选择，必然会造成研究内容的巨大差别。以个体对象和边际方法为主的理论必然会选择行为分析为主的理论研究。而已整体对象和平均方法为主的理论，则会进行以制度分析为主的理论研究。因此，以行为分析为主还是以制度分析为主，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大区别之一。由于以个体对象为主，因此经济学必然会选择以行为分析为主的内容，即分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人们是如何进行选择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将经济学早期的价值理论称为“主观价值沦”。这种主体对象的选择，还决定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必然是人们之间的绝对利益关系，或者说能够被边际方法处理的技术选择性的绝对量值关系。显然，以这些内容为主的分析，必然侧重于经济活动的表层现象，也就是我国学者所称的“经济运行”。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度性因素，要么是作为外生性因素而存在，要么是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理性选择(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   

       与此不同，以整体主体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的至点必然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利益关系方面，并且侧重于制约人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分析，而有关人本身的行为过程则被相对忽视。因为整体对象的选定，是容纳不了具有个体性质的行为内容的，同时也无法容纳人与人之间绝对的由技术选择决定的量值关系内容，所以其研究重点必然是影响各整体(阶级)之间及整体内部相互利益关系的制度层面，同时研究各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又是如何反作用于制度而引起制度改革的。自然，政治经济学忽视主体行为的原因，还在于它认为个体的行为是由其所处的生产关系等制度性因素决定的，因此(在这种假设条件下)行为的分析不是多余，就是包括在了制度分析的内容和。显然，以制度分析为主的内容，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必然侧重于经济活动的内在必然性，即人们所称的”经济本质”分析上面，相对忽视“经济运行”的内容分析。

       六、资本主义社会“和谐“与“对抗”的区别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和谐”还是“对抗”的不同回答，可以说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最直接和明显的区别。一般而论，经济学对此持肯定的态度，而政治经济学则持否定的态度。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各自看到的世界自然也是不同的。由于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必然会产生它们各自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认识。上面讲到，在分析经济方面，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方法”，同时从技术选择的角度看待经济活动，由此将各要素作为无差异的“物”看待，认为各种要素都是以个体参与生产和分配过程，而各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又是清晰可辨并以此进行分配，并且两者在量上是相等的，不存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在贡献与分配上的非均衡现象，由此必然得出各要素所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而又平等，从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关系是和谐的结论。

       虽然要进行社会生产，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就必须相互结合，但在对待产品的分配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采用平均方法的政治经济学却得到了与经济学完全相反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的内部关系是对抗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这里，作为整体性的要素和以货币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是求不出各单个要素的边际贡献的，因此各要素在产品分配中的份额并不是固定或可计算的，而是根据它们各自在利益分配斗争中的力量大小来决定的，在利益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各自的份额必然是此增彼减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关系必然是对抗的。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使采用“政治经济学”作为名称的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普遍采取批评的态度，部分人甚至提出要通过制度变革来改造以至取代资本主义。

       由于边际方法与平均方法在同一体系中是不能兼容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两者间是不可能做到一致的，由此两者间在这方面的斗争，也就是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与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对经济学内容的批判，会不断地进行下去。

       七、其他区别

       对待资本主义不同态度的这种区别，还产生了两者间在时空分析范围上的里大区别。

       经济学由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持赞美态度，即使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足，也认为是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自我完善的，因此分析的时空范围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与此不同，政治经济学由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评态度，态度激进的学者甚至认为其中的一些弊端是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得到有效解决的，因此研究的时空范围往往会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这种不同，也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明显区别之一。

       不同的研究方法，不仅产生了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产生了两者间对待市场机制作用方式及其结果的不同态度。传统的边际方法，由于无法反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实行为而侧重于精确性的最大化分析，并认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边际力支配的，因此不仅得到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结论，而且得到市场机制在“技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下总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及其稳定的结论。与此不同，以整体对象和制度分析为基础的平均分析方法，认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平均力作用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支配的，因此不仅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对抗的，而且得到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总是不稳定或者说呈周期性波动的结论。就理论与实际的吻合程度来说，显然以平均方法为主的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际更为一致。此外，在其他许多方面，如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原因、制度演进的原因等方面，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也存在明显区别。

       就此，我们可以给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各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主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制度性资源配置及对应的相对关系，以整体主体为对象，采用平举方法，以制度分析为主的经济学科。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技术性资源配置及相应的绝对关系，以个体主体为对象，采用边际方法，以行为分析和技术选择为主的经济学科。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之间由于存在对主题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义对象的“整体”还是“个别”、整体的制度和个体的行为，社会的对抗还是和谐以及时空分析的范围上等等诸多差别，所以其研究的结果必然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的结论，这一点不能忽视，有些结论不能任意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之间强行互推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