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首先，即使现在的产业过时，还可以产业升级，还可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建得很多，但是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还有投资的机会。

第二，城市化，中国目前城市化的比例只有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80%至90%。在中国好的投资机会还是非常大，这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要是过剩的话，这些投资机会在那边找不到。它们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城市化比较好。这点在判断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时一定要考虑。

中国政府的负债积累下来占GDP比重约50%，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所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一些必要的微刺激，资源是非常多的。不仅政府有钱，老百姓的储蓄率高达50%。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来启动民间资金。

第三，要投资就要进口先进的设备。判断中国的情形，要先判断其它发展中国家，它们要么财政上已经负债累累，要么民间储蓄非常低，想投资也没钱。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靠启动内需来维持7.5%左右的经济增长。

从比较长期的增长来讲，7.5%当然比9.8%已经下调了2%的增长速度。长期来看，那些高增长的国家，他们一般是20年的8%到9%的增长，再降到6%、7%。从历史增长来看，我们已经增长了35年了，肯定要下滑了。

换个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当它的收入，按1990年的国际购买力的评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1100美元时经济增长率就下滑，这包括德国、日本、韩国等。按此评价标准，中国也很快会达到1100美元的点。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天，中国也可能会降到7%左右。

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原因，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附加价值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靠技术化产业升级维持的增长率是3%。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达到 7%、8%、9%，甚至更高呢？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其技术、产业都在增长。

我们知道发明需要的投资会增大。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我们有很多机会，这种情况下，风险和成本就小得多。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判断一国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后发优势。我觉得比较好的衡量指标是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均GDP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考察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反映的是该国的平均劳动力和技术水平。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当前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0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时与美国的差距。

这几大经济体利用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日本实现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国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实现20年年均8.6%的增长。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后发优势的潜力，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要发挥出来，条件是按照比较优势去用后发优势进行投资。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8%的潜力就会被变成真实的8%的增长率。但由于国内的新常态，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比8%低。

我认为国内投资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因此靠投资创造的内需和就业机会，消费就会随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距离8%不会太远，明年在7%到7.5%之间。

我提出这样的目标的设想，一方面是技术的潜力，第二方面可以从我们可以动员的资源来看，同时也是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目标来看。两个“翻一番”，其中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平均应该在7.3%。

因为前面几年增长比较快，所以从2014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8%，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能“翻一番”。而第二个增长的目标“翻一番”，是城乡人均收入“翻一番”。我们现在人口增长率0.5%，如果把0.5%加上去的话，6.8%再加上0.5%是7.3%。那么从2014年到202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达到7.3%，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翻一番”才能实现。

在未来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在7%到7.5%的增长当中，给企业家什么机会？一个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一个是中国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转移到海外的必要性。

海外并购的机会为什么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要维持每年7%到7.5%的增长，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是研发、互联网、基因工程、纳米、新能源等，给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包括阿里巴巴要在美国上市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IPO，这些都是机会。

在传统制造业上面也有非常多的机会。中国现在人均收入6800美元，德国4.5万美元，日本3.8万美元，韩国3.6万美元，这代表中国整个制造业平均水平跟它们还有差距。

中国每年出口非常多，进口也非常多。进口除了原材料之外，很多的都是技术水平、资本含量比我们高的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在国内研发或到国外去嫁接都很有前景。

第二，中国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是因为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目前工资水平是一个月500美元的平均水平。按照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到2020年是1000到1200美元。

那种情况下，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必然要失去竞争优势。失去竞争优势必然留在国内或死在国内。这种情况下很像1960年代的日本，和1980年代的亚洲市场。少数加工出口的服装、玩具、制鞋的企业，可以留下少数企业，留下两端，去做品牌、营销和研发，大量加工必须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利用当地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创造价值。

这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来，从英国、美国、欧洲国家到日本、亚洲四小龙，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国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的路径。转移到哪里去了？越南、柬埔寨，还有印度尼西亚，再远一点孟加拉国。但是我觉得需要看得更远一点，就是非洲。非洲现在有10亿人口，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劳动力，与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当时中国是10亿劳动力大部分在农村，而且是年轻劳动力。

非洲目前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是最低的，而且只有非洲有办法承接中国这么大的劳动力。如果哪一天非洲的工资上涨了，全世界就没有再低工资的地方了，密集型的产品只要有人在用，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站。

我们来看看1980年代的中国台湾、香港以及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说制鞋业。当时香港的大企业，到目前还是大企业；大企业当时在台湾已经消失了，小企业去了以后抓住机会变成了超级大企业；韩国当时因为没有大企业进来，成就了19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制鞋企业。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掌握了去非洲这个机会，大企业继续是大企业，小企业很可能变成大企业，如果你不愿意去可能你就没有了。但是到非洲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