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侵犯和破坏本能

       有人断言，人是捕食的野兽，其天生本性迫使他去战斗、杀戮、破坏。文明，创造了不自然的人道主义松散状态，使人疏远了他的动物起源，试图压制这些冲动和欲望。它使文明人变成了颓废的懦弱者，为自己的兽性而感到羞愧，骄傲地把自己的堕落称作真正的人性。为了防止人类的进一步退化，必须使人摆脱文明的有害影响。这是因为，文明只不过是劣等人的狡猾发明。这些劣等人过于虚弱，不配为强健的英雄的同伴；他们过于胆小，没有胆量承受彻底被消灭的应有惩罚；他们过于懒惰粗野，不配作为侍奉主人的奴隶。因此，他们只好求助于诡计。他们颠倒了宇宙不可更改的定律绝对地固定的价值标准；他们宣的道德把他们的劣势称作美德，把高尚英雄的优势称作罪恶。我们必须通过重新评估所有的价值扑灭奴隶们的这一道德反叛。奴隶的伦理是弱者怨恨的产物，必须彻底抛弃；必须用强者的伦理取而代之，或确切地说，必须废弃所有的伦理约束。人必须重新成为他的祖先的真正子孙，昔日的高贵野兽。

       此类学说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这里，我们不必断定这个术语是否恰当。无论如何，按照进化论和生物学的术语，把人类摆脱其祖先的纯粹动物生存状况之后的整个历史贬低为不断退化和腐败的过程，这是一个错误。生物学至多告诉我们一些变化是否使生物成功地适应了它们的环境，从而增加了它们的生存机会。生物学并不提供标准，用于评估生物内部发生的变化。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文明可以被认为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文明使得人在与凶猛的野兽和有害微生物的斗争中保持不败。它大大增加了人的生活资料，平均来说使人变得更高、更灵巧、更有学问、更长寿，使人成了自然的毫无争议的主人；它增加了人的数量，并把生活标准提高到了史前时期野蛮穴居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水平。的确，这一进化妨碍了有些才能和天赋的发展，它们曾经有助于生存斗争，但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失去了作用。另一方面，文明促进了其他天赋和技能的发展，这些能力是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然而，生物学和进化论观点绝不能对此类变化吹毛求疵。对于原始人来说，坚硬的拳头和好斗的性格是有用的，就像对于现代人来说擅长算术和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是有用的。仅仅把那些对于原始人来说有用的特征称作自然的和符合人的本性的，把文明人所需要的天赋和技巧称作退化的标志，这既是武断的，也肯定不符合任何生物学标准。建议人类回到史前时期祖先的体力和智力特征，等于要求他放弃直立行走，并重新长出一个尾巴。

       值得注意的是，赞扬我们的未开化祖先的野蛮冲动的那些人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他们的身体根本不满足“危险生活”的要求。精神崩溃前的尼采身体十分虚弱。他唯一适应的气候是恩加丁谷地（Engadin valley）和意大利一些地区的气候。若非文明社会保护了他脆弱的神经免受生活的粗暴，他根本没有机会完成他的著作。暴力宣讲者，在他们嘲笑和鄙视的“资产阶级的安全”房屋的庇护下写出了他们的著作。他们有公开出版煽动暴力的著作的自由，是因为他蔑视的自由主义保护了出版自由。倘若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哲学所鄙视的文明所带来的福祉，他们就会陷入绝望。胆小的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极力赞扬野蛮，竟然指责现代教育制度削弱了人天生的暴力倾向。这是多么可笑啊！[1]

       我们承认，原始人天生有杀戮、破坏和残忍的倾向。我们还可以设想，在早期条件下，侵犯和杀戮有助于生存。人一度是野蛮的野兽。（没有必要研究史前时期的人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是体弱的动物；倘若没有智力这一特有的武器，人根本不是凶猛的捕食野兽的对手。人是理性的人；他并非无所顾及地服从所有的冲动，而是按照理性的思考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能按照动物学的观点把这些事实称作不自然。理性行为的意思是，在无法满足他的全部冲动、愿望和欲望的情况下，人放弃他认为不那么迫切的满足。为了不危机社会合作，人被迫放弃有些欲望的满足，以免阻碍社会制度的建立。毫无疑问，这样的牺牲是痛苦的。然而，人还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放弃了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一些欲望的满足，优先满足那些只有在分工制度下才能得到满足或能够更充足地满足的欲望。从此，他走向了文明、社会合作和富裕的道路。

       这个决定不是不可改变的最终决定。先辈的选择并不剥夺子孙的选择自由。他们可以取消这个决定。他们每天都可以进行价值的重新评估，宁愿野蛮而不愿文明，宁愿热情而不愿理性，或者如有些作家所说的那样，宁愿暴力而不愿和平。但是，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无法同时拥有相互矛盾的东西。

       在价值判断方面保持中立的科学并不指责暴力的煽动者和虐待狂。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自由社会赋予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文明根除了原始人特有的侵犯、残忍和野蛮。在很多文明人身上，它们处于潜伏状态，一旦文明带来的约束退让，它们就会爆发。牢记纳粹集中营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怖。报纸不断报出的可耻罪行表明了人类强烈的潜在兽性。最流行的小说和电影都少不了流血和暴力动作。斗牛和斗鸡也吸引大量观众。

       如果一位作家说：公众渴望看到流血场面，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他的这个说法与原始人喜欢杀戮的说法一样正确。但是，在下列情况下，他是错的：一是忽略如下事实，即虐待狂的欲望满足会危害社会的存在；二是断言“真正的”文明和“美好”社会是沉溺于暴力、杀戮和野蛮的人的成就，压制这些冲动就会粗暴地危及人类进化，用野蛮取代博爱才能使人类免于退化。社会分工和合作的基础是和平解决争端。正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说，任何社会关系的根源都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对于人来说，虐杀之外的欲望才是天生的。如果他想要满足这些其他欲望，他必须放弃强烈的杀戮欲望。想要尽最大程度和尽量长久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和健康的人，必须认识到，尊重他人的生命和健康要比相反的行为更有助于达到他的目的。这个事实也许让有些人失望。但是，此类哀叹无法改变铁的事实。

       借助非理性来指责这个说法是徒劳的。所有的本能冲动都拒绝接受理性的审查，因为理性仅仅用于对付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用于对付最终目的。但是，使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恰恰是他并不盲目地屈从于本能欲望。为了在不相容的欲望之间做出选择，人利用理性。

       我们绝不能告诉大众：沉溺于你们的杀戮欲望；杀戮才是真正的人性，并最有助于你们的福利。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满足流血的渴望，那么，你们就必须放弃很多其他欲望。你们需要吃饭、饮水、舒适的住房、衣服和千万种只有社会才能提供的东西。你们无法拥有所有的东西，你们必须做出选择。危险生活和虐待也许使你高兴，但它们与你们不想失去的安全和富裕不相容。

       人类行为学，作为一门科学，无法剥夺个人选择和行为的权利。最后的决定属于行为人，而不属于理论家。科学对生活和行动的贡献不在于确立价值判断，而在于弄清楚人在什么条件下必须有所为，在于说明各种行为方式的后果。它给行为提供信息，使其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充分意识到行为后果。它好像是为成本和收益的估计做好准备。倘若它忽略了能够影响人们的选择和决定的因素，它就没有完成任务。

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达尔文学说（进化论）的流行误解

       今天的一些反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把自己学说建立在现代生物学成就的误解之上。

      1. 人是不平等的。18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今天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的出发点都是如下“不证自明的真理”：“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然而，社会的生物学哲学倡导者说，自然科学不可反驳地证明了人是不同的。在自然现象的实验观察领域里，根本不允许自然权利之类的概念。自然是麻木无情的，不关心任何存在的生命和幸福。自然是不可改变的必然性和规律。把理由这个含糊的概念与宇宙秩序的不变规律联系起来，是毫无意义的。这就表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荒谬的。

       的确，18和19世纪的自由和民主运动从自然规律学说和个人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吸取了很大力量。这些思想最初来自古代哲学和犹太神学，渗透了基督教思想。一些反罗马天主教教派将其作为他们政治计划的核心。一长串杰出哲学家把它们变成了现实。它们成了流行的思想，是推动民主进步的最强大力量。今天，它们仍然有支持者。它们的倡导者不关心如下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帝或自然造的人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精力充沛，另一些人生来残废。除此之外，还有教育、机遇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但是，功利主义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教导根本不需要自然权利学说。对于它们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社会效用。它们推荐受欢迎的ZF、私人财产制度、宽容和自由，不是因为它们自然和正义，而是因为它们有益。李嘉图哲学的核心是：在各个方面都优越和更有效率的人与在各个方面都低劣和不那么有效率的人之间的社会合作和分工对双方都有利。激进的边沁大声呼喊：“自然权利是废话：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辞藻华丽的废话。”[2]在边沁看来，“ZF的唯一目标是社会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当他研究什么应该正确的时候，他丝毫不顾必死的人永远无法知道的、上帝的或自然的计划或意图的先入之见。他的目的是发现什么最能促进人类福利和幸福。马尔萨斯证明，仅仅提供有限生活资料的自然并没有赋予任何生物生存的权利，而且，由于不经意沉溺于自然的繁殖冲动，人将无法摆脱饥饿的边缘。他认为，人类文明和福利的发展受制于人在多大程度上学会用道德约束来和克制自己的性欲。功利主义者反对专制ZF和特权，不是因为它们违背自然规律，而是因为它们有碍繁荣。他们提倡民法下的equality，不是因为人equal，而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大众福利。在拒绝虚假的自然法和人类平等的概念时，现代生物学仅仅重复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功利主义拥护者早已造给出的更有说服力的教导。显然，任何生物学学说都无法驳倒功利主义哲学关于民主ZF、私有财产、自由和法律下人人平等的社会效用的论断。

       今天，赞成社会解体和暴利冲突的一些学说流行，不是因为社会哲学顺应了生物学发现，而是因为普遍拒绝功利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人们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和国际斗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全体个人、社会团体和民族的正确理解的（即长远的）利益。人与人不停地相互战斗，因为他们确信增进自己的福利的唯一办法是消灭反对者。

       2. 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含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学派认为，达尔文阐述的进化清楚表明，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和平，没有对他人生命和福利的尊重。在自然界中，有的只是战斗，不能成功保护自己的弱者被无情地歼灭。自由主义者的国内或国际关系中的永久和平计划是违背自然秩序的虚假理性主义的结果。

      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的生存斗争概念要在比喻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意思是，生物积极反抗危害其自身生命的力量。这一反抗，要想成功，必须适应生物所处环境。它未必总是像人类与使人生病的细菌之间的关系那样的导致歼灭性战斗。理性已经证明，对于人来说，改善自身条件的最适当方法是社会合作和分工。它们是人的最重要生存斗争工具。但是，它们只能在和平环境下发挥作用。战争、内战和革命不利于人类生存斗争，因为它们瓦解社会合作机制。

       3. 理性和理性行为是不自然的。基督教神学轻视人的身体的动物功能，把“心灵”（soul）作为生物现象之外的东西来描述。在对这一哲学的过度反应中，一些现代人倾向于蔑视人与其他动物的任何不同。在他们看来，理性劣于动物本能和冲动，是不自然的，因此是坏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理性主义和理性行为之类的词语是贬义词。完美的人，真正的人，是顺从自己的原始本能的不那么理性的人。

       一个明显事实是，作为人的最典型特征的理性也是生物学现象。它与现代智人的其他特征一样自然，像直立行走和没有毛的皮那样自然。

[1] Georges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3d ed.,Paris, 1912),p. 269.

[2] Bentham, Anarchical Fallacies; 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Declaration of Rights issu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orks (ed.by Bowring), II, 501.

[3] Bentham,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in Works, I,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