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孩子，我该怎样教育你“的思考

金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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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0-01-28

平等竞争协同进步

--兼驳特权阶级的社会达尔文

金煊

看了<扬子晚报>10月24日教育话题，“孩子，我该怎样教育你”，心情是很沉重的。对这个话题，我想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其一，“社会是不是走偏了”，我认为要从道德伦理、契约和法制的关系上来分析；其二，“弱肉强食”，“这样将来才不会吃亏”，也即适者生存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先讨论第二个问题。
1、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论中达尔文学派中的一个观点，这个现象在生物进化中本来就不能涵盖全面。但用此观点来解释社会问题的思想，最近在我国先是在不少干部中却很是流行，由官文化也就很快扩散到社会上来。这个观念不仅不利于干部的廉政建设，而且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思想界应该认真加以讨论，我们借扬子晚报对“孩子，我该如何教育你的讨论”来谈对这个问题的一家看法。
达尔文认为自然界的物种是按几何级数进行增值的，具有巨大繁殖力，但存活下来的仅占极少数，就想象断定动、植物界存在着十分剧烈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在这种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则被淘汰，逐渐积累的有利变异结果形成新种。由此，达尔文创立了"生存竞争"的理论并成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达尔文进化论中明显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生物的斗争，没有看到生物之间的互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斗争。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的成果和大量事例告诉人们：在自然界，任何物种或个体、任何一个种群和群落都处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既不存在脱离于生态系统的孤立物种和个体、种群和群落，也不存在脱离于生物物种和个体、种群和群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内的生物个体、物种、种群、群落的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互助现象，它们与环境的关系，是既有竞争，又有互助协同的。
2、达尔文的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思想，当时就立即为强权主义者所接受。对待其他民族，他们认为殖民地人种是不适应的弱等者理应是被他们压迫的。达尔文主义似乎暗示，这是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物种起源》的副标题就有此含义：“在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族”。“适者生存”说明所有这些都是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20世纪，纳粹将这种种族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发展到了极点。雅利安人被视为人类的最高类型，注定要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种族则被蔑视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灭绝。

对待本国人民，（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人民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定对下层阶级不可以帮助他，甚至任何尝试都只能是浪费金钱。他们认为生活在下层阶级的人是恶劣品质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自然或人工选择的方式来淘汰不适者，可以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优生学的方法。并且还用这种观点为盛行的种族歧偏见辨护。他对那些事业上失败的人丝毫不屑于同情：懒惰者与无能者受到的是自然的惩罚，任何使挫折得以缓和的企图，都只会为软弱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从生物学的起源看，纳粹主义与斯宾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结合物。公民服从于国家，以及伟大领袖和社会精英的抱负代表了国家目标这样的信念。纳粹的行为表明，极权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去控制人口，会造成更具威胁的集权主义危害。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够严格的优生学所具有的道德危险。促使优生学走向消亡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是公众日益认识到了优生学的危险性，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最初的时候，人们确实认为国家有责任去限制不适者的生育，当时只是针对几种明显的缺陷类型；但是纳粹的行为表明，可以将“不适者”的界定拓宽到整个人类。这时，人们对折中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了，而且随着科学家向公众指出优生学的遗传学基础很脆弱，优生学便失去了支持。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利于社会进步，目前，在中国有些人那里思维甚是混乱，他们渐渐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祭起了早已被淘汰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他们的适者生存哲学指导下，公德不讲了，为社会进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给遗弃了，创造性的工作、独立思考的精神、坚持真理的追求不见了，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宁断不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社会正气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日益淡化了。他们整天就是适应、吃透、领会、紧跟和贯彻上级和领导的思想，看风转舵阿谀奉承阴险奸诈，他们嘲笑清正廉洁一身正直的干部是不适时务。于是错误的政策和方案一错就是一大片，贪污受贿犯一拔一箩筐。

他们不知廉耻地自认为是上等人，是真正的金子。其实他们当中很多是低人儿，管理出笑话，做工做不好，教书教不来，科研出不了成果，仅仅靠手中的权势不公正不公平地优败劣胜。比他们智慧勤劳正直地工作学习的优秀者却下岗失业。他们对人民因为他们的懒惰享乐失误而贫困者熟视无睹，反而认为人民是弱智者不适时宜者，使尽冷嘲热讽冷漠之能事，毫无同情心。他们吹捧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要人民对落后腐败的现象采取宽容的认识，从而以认可现在不合理体制和丑陋现象的存在。如果，社会听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肆虐，甚至容忍它对孩子们的毒害，那么，我们社会将变成人吃人的达尔文式的动物世界。
3、从生物演化引出的思考
　　
20世纪生物学说明，生物系统是在不断演变着，其演变有进化，也有退化；物种有增添也有灭减；生物的演化是随意的、无规律性的、突变的，生物物种的存亡主要是无控的随机的，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渐变只局限于亚物种内部功能的轮换和增减；生物之间的相处有相互残杀，也有相互帮助是多形态的。

引用到社会上来说，社会的演变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类个体的优劣并不主要取决于遗传效应，没有必要将社会发展与人类天性的生物学改善联系起来。贫穷愚昧的环境会导致在一些种族中人类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人类的进化只应通过创建更公正平等互利的社会体制、社会公德、法律和契约，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有利的社会条件，创造更好的文化学习环境以造就更好的人性,为每个人的政治（参政机遇）道德素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提高造就自由发展的空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具欢颜”。自由竞争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消灭不适者，而且鼓励所有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善自己。懒惰被认为是比愚蠢更大的对进步的障碍，对懒汉们的做法不是去消灭他们，而是迫使他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孩子，我该如何教育你”提出的话题，是让一个社会人是保持自我，不适应社会？还是适应社会，而不保持自我(即使是优秀的品质)？从我们对适者生存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创建这样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使每个人既能很好地在社会中生存，又能保持自我的优秀品质。20世纪科学发现证明，达尔文进化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生物演化现象，1976年，德国学者哈肯创立了“协同论”，描述了系统进化过程中内部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协同行为，并指出这种协同行为是系统进化的必要条件。协同进化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的 “相生相克”理论，即一些生物个体、物种、种群和群落的进化与另一些生物个体、物种、种群和群落的进化相互之间关系是相生相克的关系，既相互竞争、制约，又相互协同、受益。它们之间通过生存竞争，各自夺取所需资源，求得自身的生存、生活和进步；又通过协同，相互利用、共同生存、节约资源，求得生态系的生存平衡和持续发展。
协同进化论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相比，在反映自然界和生物界的进化方面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尤其在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人口问题、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如果再仅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来处理，已无法改善和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争得美好的结果，唯有运用协同进化论等理论，才能较正确处理好上述问题，为人类缔造美好和谐的未来。

200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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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本龙

2010-2-12 20:09:48

金煊发表于 2010-1-28 09:05

达尔文认为自然界的物种是按几何级数进行增值的，具有巨大繁殖力，但存活下来的仅占极少数，就想象断定动、植物界存在着十分剧烈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在这种竞争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有利的变异将被保存下来，不利的变异则被淘汰，逐渐积累的有利变异结果形成新种。由此，达尔文创立了"生存竞争"的理论并成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达尔文进化论中明显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生物的斗争，没有看到生物之间的互助。

我认为，进化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存在明显的错误。即使有错误，也是小错误，并且是我们这个档次的人不可能知道的。金先生把弱肉强食与进化论联系起来肯定是错误的，蹬羚、角马、斑马等被狮子、豹子吃掉，就是弱肉强食的表现。但是，你能说蹬羚、角马、斑马等食草动物就会被大自然淘汰吗？它们被淘汰了，食肉动物不也淘汰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