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篇小说《曲终人在》的兴趣，源于它腰封上的一句话———“披露为省长‘写传记’的采访素材”。“省长”是我所不熟悉的，省长的“生活”更不熟悉，但又是如此地感兴趣……带着这种多少有些“阴暗”的心理读开去，却发现自己终究还是受骗了。这并不是什么“采访素材”，还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比较纯粹的严肃的小说。

　　说它“严肃”，是因为它只是借用了“采访素材”这样一种形式，力图表达和最终传达的仍然是一个严肃作家关于社会、人生的严肃的看法。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主人公欧阳万彤来展现的，这个66岁因心梗去世的退休省长，他的生前身后埋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作者通过“我”受其家人聘请为其写传记，从而遍访其亲友、同僚等，对此作一一发掘。通过这些受访者的描述，来回溯欧阳万彤的人生经历。

　　作者在谈为什么写这样一部小说时说过：“我写他的经历，写他的作为，写他的命运的目的是呈现目前官场的生态，让读者了解当下社会的官员队伍的景况，让人们看到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要做一个好官是如何的艰难。”读完小说回头再看这段话，他的话里触动我的不是“理想”，而是“艰难”。这种“艰难”，在小说中表现为两点：首先是欧阳万彤与官场腐败势力的冲突，这是他面临的最直接也是最尖锐的冲突；其次是欧阳万彤所受的一种文化力量的束缚，这就是在中国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的“官本位”思想。前一种束缚如果说更直接而有形的话，后一种束缚则是间接但却坚韧的。也正是在这些束缚之下，有理想、有能力、有勇气如欧阳万彤者，也不免走向了挫折和失败。

　　欧阳万彤的挫折和失败符合大众对当代官场的判断与想象，这样的结局确保了整个小说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底色。当然，诸如对高官(如落马将军魏昌山)腐败生活的描写，对官商(如省委副书记秦成康和简谦延)勾结的描写，以及对“官本位”思想如何在人的意识和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描写，也在强化着这部作品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底色。

　　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欧阳万彤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不尽完满，作者并没有将这个人物真正地放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描写和塑造，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取巧”的方式，即讲故事：一则一则的“采访素材”只是一个幌子，每个受访人所讲述的内容其实都有着紧密的勾连，初未显露，但随着故事进行便渐渐清晰起来——— 每个人物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出现，每件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发生，他(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勾结连环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是故事越惊心动魄，情节越曲折离奇，离现实生活的距离也就越远了。

　　一部好的官场小说，甚至一部好的小说，现实性始终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不管你谈理想，还是谈失去理想，都应该从真实而广阔的现实生活本身出发，而不是首先考虑你自己的意愿和理想。从生活本身出发，即便写出的是理想受挫，也仍然会以让人信服的艺术感染力传递疼痛、唤起初心、催起改变的力量；而从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出发，则难免左右思量、精心构造，这样写出来的故事，终究还是欠缺了一份浑朴、一份说服力。出身中原大地、历经人生无常与苦难的周大新并不缺乏生活，但如何将自己的意念、理想与所拥有的生活更完美地结合仍然是他面临的课题。(李勇 学者，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