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生活资料私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矛盾

生活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分别控制着人类最基本的两类活动——生活与劳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

生活资料私有制是生活与劳动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制约人们必须通过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的最基本措施。但单有这一措施还不够，在集体劳动形式中，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常常会有许多机会来逃避劳动的辛苦，每一个人都可能因自己的懒惰行为使自己少受辛苦而使集体所有成员共同蒙受损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在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原来的集体劳动形式逐渐转变为个体家庭劳动方式。在生活资料私有制这一物质基础上产生的人类至今存在的传统观念——私有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加速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催化剂；而不是象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出私有观念来。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同生活资料的私有制一样都是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生活与劳动的矛盾的直接作用下产生的制约人们克服劳动辛苦性的基本措施之一。在这方面，生活资料私有制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和深层次的。生活资料私有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是生活资料私有制的表面形式。生活资料私有制制约人们不得不去劳动，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作用，却主要制约人们在劳动的具体过程中必须认真的刻苦的劳动，或者说刺激劳动者在劳动中主动承受劳动的辛苦性。没有生活资料私有制，便没有人去劳动；劳动便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形式中，劳动者在劳动中设法逃避劳动辛苦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最感为难的问题。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体劳动形式中，普遍出现了劳动者“捧铁饭碗”吃“大锅饭”的现象，劳动者设法逃避劳动辛苦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最终产品品种稀少，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严重不足。这一切马克思主义是无法说明的。而以生活本原论来分析，却可以逐步解释清楚。

首先必须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据马克思分析：生产力越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并导致了劳动阶级的绝对贫困化，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应该实行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理论全力攻击私有制，认为它是万恶之源。但这一攻击仅仅只是攻击了私有制的表面形式——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恰恰没有分析到这一私有制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形成的基础——生活资料私有制。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功能，就在于制止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偷懒行为。“私有制一旦灭亡，懒惰之风就会盛行”这种在《共产党宣言》中被绝对否认的可能性，却成了所有社会主义社会难以治疗的绝症。如果废除了生活资料的私有制，那么毫无疑问，出现的绝不仅仅是懒惰之风的盛行，而是以下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绝对奴隶主专制下的强制集体劳动，或者是死一般的沉寂的全社会对劳动的完全逃避。前者，可以在前苏联政权绝对控制下的古拉格群岛的劳改集中营中见到一点雏形；后者，必然会出现在虽然并没有实现过的乌托邦的美丽梦想中。

由于马克思从没有对私有制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基础进行过起码的科学分析，所以它对于私有制的攻击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错误：将人类社会中另一类型的基本矛盾——人口的无限扩大趋势与生存资料相对有限性的矛盾所产生的过剩人口的贫困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产生的贫困现象混为一谈，把造成贫困的原因完全归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马主义通过人民革命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但贫因却依然存在。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放在生活资料的私有制这一基础上，如同把一块燃烧的木炭放在冰块上一样，让两种水火不容的所有制在社会中互相矛盾、冲突，是导致人们普遍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体劳动表式中，劳动给人们感受并不象马克思所幻想的那样“扬弃异化”，人人劳动干劲冲天，而同样是使人感到辛苦难受，而迫使人人都想法尽力偷懒。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集体劳动形式很难提供一种制约劳动者的机制，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生活资料的私有制是直接冲突的，管理、监督人们劳动的人，本身也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同样生活在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圈子中，所以，他也没有直接的经济动机去搞好管理劳动。在这样的体制中，劳动者有上千种巧妙的方法和理由来逃避劳动，却不会使自己的工资收入减少。对此惊愕莫名的负责人虽然认识到是人们的私有观念在作祟，但这种私有观念从何而来？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私有意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一私有制不存在了，变成公有制了，那么越来越强烈的私有观念又从何而来？《共产党宣言》要与“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但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以私有观念为主的传统观念怎么也“决裂”不了。于是，理论家们认为私有观念来自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来自于旧社会的残余的影响，甚至于来自外国私有制社会的思想侵蚀，等等，于是就大抓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甚至发动巨大的“灵魂清洗”运动。但不管怎样的折腾和严厉的闭关锁国，及其“狠斗私心一闪念”的运动等等，私有观念仍然比任何一种东西更顽强地冒出来，而且越来越强烈，最后，人们只有默认了这一观念不可战胜的事实，转而想办法适应它。而唯一适应的出路，就是让生产资料公有制让路、大公有变成小公有，高程度的公有制转变为低程度的公有，至于小的、低程度的公有就干脆允许转为私有。

可见，生活资料私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巨大矛盾对整个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强烈影响，远远超过了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矛盾对社会的影响。

第5节    劳动的本质是快乐和享受吗？

马克思“异化”理论认为劳动的本质是快乐和享受，劳动“就是自由的实现，即自我实现，主观的客观化，因而这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表现就是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莫斯科1939年德文版第506页）。

事实恰恰相反，辛苦是劳动的最基本的性质，也就是劳动的本质。劳动的本质就是辛苦性，一般来说，人都是不愿意承受劳动的辛苦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爱劳动逃避劳动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阶级是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的，只是这种阶级性被生产资料私有制所窒息了、压抑了。恰恰相反，人们改进劳动工具、改革生产技术和工艺等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正是逃避劳动辛苦性的典型表现；所以，认为劳动阶级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是极其荒谬的、违反了劳动辛苦性原理。

如果说一个政府向它所治理下的民众宣扬热爱劳动、贬斥懒惰、提倡为公的道德品质，那无疑是明智的。但如果一个政府将不爱劳动、自私自利的行为和思想视为“敌人”的行为和思想来予以严惩，这会使这个政府逐渐陷入窘态中：它会发现它治下的绝大部分人甚至几乎每个人都会具有“敌人”的阶级性，每一个都有可能因具有“敌人”的思想意识而受到政治上的打击，政府有可能把每一个人当作潜在的“敌人”，在这样管辖下的民众将会变得空前的虚伪和狡猾。不爱劳动、逃避劳动不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而是普遍的人性；而热爱劳动、大公无私也不是劳动阶级的阶级性，而是普遍的道德性。任何人都是生活在生活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都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具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在真正民主、自由、法制的国家中，任何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自私自利行为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人们的许多正常的自利行为和自私思想都可能被当作“敌人”的阶级性表现而受到迫害。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人的生物性与道德性的对立统一，当成了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与被剥削的劳动阶级的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因此就认为劳动阶级具有热爱劳动、大公无私的阶级性，而且，必须用这种莫须有的阶级性来强制的改造人们的思想。所谓的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世界观来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世界观的所谓“思想改造”的荒唐闹剧，就是建立在这种荒谬的理论基础上。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强制思想改造以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出一个热爱劳动、大公无私的新的人种出来。马克思的信奉者们不得不在理论上一步步溃退，“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被普遍拋弃；在经济上公开承认奖金和利润的作用，以剌激劳动者的积极性，然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最终发展到全面彻底的崩溃——柏林墙的倒塌，全部错误都来源于马克思的劳动本原论。

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同其它任何阶级的成员一样，都生存在生活资料的私有制环境中，其思想意识必然被以私有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观念”所控制、所支配、所占据。认为无产阶级具有大公无私的阶级性的理论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在社会主义历史中，许多公有制企业的财产大量流失，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些具有“大公无私”阶级性的工人偷光的，许多国营企业简直就是被内部的蛀虫们——具有“大公无私”阶级性的主人翁们偷垮的。认为无产阶级具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更是一窍不通的胡说八道。如果说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具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劳而少获呢？如果认为劳动阶级具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他们又为什么要提高劳动生产技术水平和改进劳动生产工具呢？如果认为被剥削的劳动阶级热爱劳动，那么，当剥削阶级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和加重他们的劳动强度就是投其所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如果认为被剥削的劳动阶级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那么，他们反对一切劳动量增大的要求就会成为自相矛盾的无法解释的行为。事实上，社会上一般来说谁也不愿意承受劳动的辛苦，所以，谁也谈不上真正热爱劳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像一切其它人一样”没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所以，就可以得出普遍的人性：逃避劳动、尽可能的不劳动、少劳动和尽可能的在劳动中逃避劳动的辛苦，这就是人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直拒不承认的全人类的人性，马克思所谓的“对立的阶级性”实质上正是建立在统一的人性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也注意到，如果认为被剥削阶级具有热爱劳动的阶级性，那么，他们反对劳动量增大的行为就会成为不可解释的自相矛盾的问题：难道谁还会反对他所热爱的东西增多吗？为了跳出这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他提出了一个极其牵强附会的理论：“劳动异化”或称“异化劳动”，简称“异化”理论。马克思对这一理论作了大量混乱不堪的解释和说明，其实质不过是企图把劳动的辛苦性尽可能的解释为不是劳动的本质，而是劳动在某一社会形态下所产生的某一特征。“异化”理论鉴于人们是普遍厌恶劳动，但并不认为是劳动的本质辛苦性造成的，相反却认为：劳动的本质是快乐和享受，是自由的实现，自我实现等等，只是由于“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才使得劳动的本质由快乐性、享受性、自由性及“自我实现”等等“异化”而产生劳动的辛苦性。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奴隶、奴役和雇佣劳动的历史形态中”劳动才是辛苦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莫斯科1939年德文版第504页）。恩格斯曾这样说明“异化”理论：资本主义制度“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而在合理的制度下……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这种观点“就象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成为无可辩驳的、几乎不言而喻的道理”（《马恩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4页）。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劳动辛苦性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一窍不通的“异化”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曾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奴隶、奴役、雇佣等等劳动的历史形态，劳动却还是辛苦的，并没有还原它的本来面目“享受”。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本质是快乐和享受，是自由的实现等等，只是由于“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才使得劳动由快乐性和享受性、自由性等等“异化”为辛苦性。恰恰相反，是劳动的辛苦性本质产生阶级剥削的制度，而决不是阶级剥削的制度产生了劳动的辛苦性；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最多只能加重被剥削阶级所承受的劳动辛苦性程度，或者说最多只能使一个阶级把自己应当承受的一份劳动辛苦推给另一个阶级来承受。没有理解这一点，是马克思重大错误之一，这种错误理论鼓动人们革命以改造社会，企图改变劳动的本质，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动机，使人们能够在没有限制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自愿地劳动、积极主动地劳动，建立起美妙的理想社会。这一理想是美妙无比的；但论证它的理论却是荒谬绝伦。

为什么马克思决不承认劳动的本质是辛苦的这一极其简单的现实呢？就在于马克思建立美妙社会的理想。如果认为劳动的本质是辛苦的，那么，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动机就会同劳动一起永存不变，就无法建立大公无私的理想社会。所以，一方面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正是在劳动辛苦性的本质上认为剥削的不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为论证所谓的没有剥削的社会的可能性又必须否认劳动的本质是辛苦的。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错误，这也就是“劳动异化”这一荒谬不通的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第6节  生产力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1．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当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再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导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最后又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归结为劳动者与老板的矛盾即穷富矛盾——阶级矛盾。

马克思错了。因为：矛盾的双方必须存在一事物或系统的内部，在内部对立统一；这就要求人类的基本矛盾必须在人类社会内部。然而，生产力是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与自然即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协同能力，而劳动对象如土地、矿藏却在人类社会之外。这样，具有一定非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力怎能与纯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矛盾呢？

2．马克思的生产力范畴是混乱的，没有明确的定义

马的生产力可指生产能力、生产率、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物质财富、科技发明，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含义在内。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一词的含义有根本的对立的两类用法。

一类用法是：生产力就是指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科学技术等东西。例如，马克思说：“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革命阶级本身”就是指无产阶级、劳动者，所以这里的生产力就是指劳动者。

另一类用法是：生产力是生产的能力或水平。马克思说：“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也是创造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恩格斯对此评论道：“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主张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的人，反对把生产力定义为“改造自然的能力”。把生产力看成是一种物质力量是不对的，因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只是生产力的要素，这些要素要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能力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中间过程，正如康德所说“（例如一句诗的各个个别的词）绝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一句诗）”一样。这些要素只有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物质力量。

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错的

马克思把结合前的生产条件（生产力要素的元功能）和结合后的生产能力（生产力系统的构功能）都称之为生产力，元功能和构功能的混淆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等要素的作用就只能是生产力的元功能，不等于它们的构功能（即生产力）。

从系统与功能的角度来看：生产力需要生产要素的结合，不结合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大小就是由生产过程中要素联合的形式来决定的，不同的联合形式产生不同的作用。生产要素发挥“元功能”的作用，它们对生产力“构功能”的作用影响要通过生产关系的结构体现出来。这样，生产力就离不开生产要素的结合关系。而生产要素的结合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就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既然生产力不能和生产关系分开，它们只有形成一个结合体即在生产方式中才有现实的生产；那么，生产力又怎可能与给自己力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把生产关系抛在身后而独自向前发展呢？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来看，生产力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生产关系，不是像人们所比喻的那样是脚与鞋的关系、身体与衣服的关系，由一个基本适合到错位不适合、再经过调整到适合同步的过程。

按照“标准的马列主义”理解，生产力是一种能力，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等是生产力的要素，包括所有这些要素在内、并形成综合作用结果的生产力（作为一种能力）决定生产关系，即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且根据“标准”理解，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劳动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产品如何分配。事实上，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就是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又把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称为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接着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就是，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并且最终要被新生产力所推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根据现代系统科学原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形成的关系结构决定着生产能力（作为生产系统对外功能体现）的大小，这样，生产力作为一种能力就不能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原有的所谓的辨证关系原理就要倒过来。更重要的是根据结构和功能的同步性，功能不可能与结构分开，因而就不可能推论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由相适应（即同步）到不适应（即错位）、通过社会变革后再相适应（再同步）然后到再不适应（再错位）的循环往复、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

事实上，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同步的，不存在错位的矛盾。拿“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来说，从它们被发明出来、到它们在实践中应用、然后到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来看，好像是先有这些技术发明，然后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然后才有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事实上，任何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下产生，与该技术发明创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产关系也同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因此，任何技术发明，在灵感产生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与它相适应的协作管理等实际的应用，这些协作和管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发明创新变成现实后，它还只是一部机器、一种革新方法，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它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运用到实践中时，才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成果（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由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中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不能把技术发明创新与应用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分开，技术发明之前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技术发明之后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整个变革的过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整个变革过程是以新的技术发明为核心的新生产秩序取代旧的生产秩序的过程。

有人提出生产力的要素决定生产的形式——生产关系的观点，并举古今不同的兵器决定不同的打仗方式为例证。这也不成立，因为一谈到要素，首先必须弄清是什么整体的要素，如同兵器首先要看是什么时代这个大环境中的兵器一样，不同的时代就决定着不同时代的兵器水平，当然也决定着不同的打仗方式；其次，要素可以进入不同的形式，如果说要素决定形式，那么要素为什么不选择它要进入的特定形式而要进入不确定的多种形式里面呢？

还有人根据马克思的“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句话证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并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关系原理进一步推论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其实马克思这句话本身就不对，错就错在马克思仅仅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形式。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生产力的形式中的一部分，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形式外，生产力不可能不需要生产工具形式，也不可能不需要劳动对象形式。既然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都是生产力的形式，为什么仅仅把生产关系看作是生产力的形式、其他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不作为生产力的形式来看待呢？所以，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更不能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推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第7节  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1．自由思想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一切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事实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一切”是毫无根据的。两千年来，中国的生产力不能说毫无发展，然而并未“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倒是宋明以来政治日益专制化，使得经济的发展大受限制。中国洋务运动开始时正是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前夕，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比日本晚。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到20世纪初，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已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而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仍然积贫积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这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维新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而洋务运动只是专制制度下的经济振兴。政治制度不变就不会有经济起飞。中日两国经济的差异在于制度，而制度的差异又在于思想差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当时并没有发生这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见，是自由思想推动了社会发展。

2．自由、公平的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主义总是强调生产力、经济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把文化、政治摆在后面。历史却相反：先有公平竞争的观念，才有古代的公平竞争的奥运会（公元前776～公元394年，古代奥运会历史长达1175年），而当时并未有公平竞争的商品经济。

事实上，对社会起决定作用不是生产力，而是自由、公正的观念。正是自由、公正的观念不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而且威胁到特权阶级的垄断利益，所以，统治集团总是倾向扼杀思想、言论自由。譬如：11世纪地中海两个最大的贸易集团是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集团；热那亚人信仰个人主义，自由、公正的观念得到了发展，热亚那出现了契约、行会、产权，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共和国；相反，马格里布人信仰集体主义，自由、公正的观念被扼杀，马格里布演变为独裁国家，经济逐渐凋零。又如：西班牙的黄金比英国多得多，从1502～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西班牙的军力也比比英国强得多；可后来西班牙衰弱了，英国却成了世界的中心。原因在于：西班牙被穆斯林统治过，专制的集体主义思想严重，从而使西班牙日益落后；英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由、公正的观念的强大使其日益民主而富强。

马克思主义鼓吹生产力决定论，说什么“手推磨导致封建社会，蒸汽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得出民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此说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英国先有1640年的政治（上层建筑）革命即清教革命，英国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人权和财产权保护制度。在自由制度的保障下，1687年诞生了牛顿力学（科学革命）。

接着，牛顿力学逐渐转为技术。1771年，阿克莱特在富有水力资源的克罗姆福德建立棉纺厂，雇佣300余名工人。阿克莱特的成功，引发了一个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取代手工工场的演变过程。在阿克莱特办厂10年后，英国已有20家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至1790年增至150家。将蒸汽力变为大工业的机械动力的任务是由詹姆士.瓦特完成的，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仪器修理工。在著名热力学家、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布莱克热力学理论的直接影响下，经过几年实验发明了与汽缸分离的冷凝器，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即马克思所说的蒸汽磨），并于1769年取得发明专利。然而，单动式蒸汽机的制成，只是变蒸汽动力为机械动力的第一步。要使它直接能用于发动各种机械，尚需进一步改进。在工厂主马修.波尔顿的合作和资助下，瓦特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1782年制成了复动式蒸汽机。蒸汽机研制成功，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蒸汽力取代水力作为机械动力，从根本上克服了水力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局限性。1785年，在帕普尔维克出现了英国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以蒸汽作为动力的棉织厂，1818年增至14家。到19世纪30、4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先行部门的棉纺织业，率先实现了机械动力的蒸汽化。

英国发展的历史顺序是：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科学革命—→产业革命。这与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完全相反。

美国的发展历史进一步说明了对社会起决定作用不是生产力，而是自由、公平的观念和制度。与黄金产地、钱能通神的南美社会比，北美“落后”得太远太远。当英国移民于1607年抵达美洲时，他们得到的是西班牙人不想要、气候相对恶劣、没有金银储藏的北美地带。然而北美初民在基督新教的熏陶下，于1620年签定了《五月花公约》，建立了公平的社会制度，这是南美所没有的。“五月花号”船民建立新普利茅斯（马萨诸塞的前身），为应付严峻的生存挑战，组成了共产公社，不仅生产甚至连炊事、缝纫等家务劳动也都是集体化的。他们当时保持凡物公用的作法，认为人们工作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那应该会创造极大的快乐、满足与繁荣才是。结果第一年的成绩是极大的农作物欠收，许多人挨饿。而在人们极度的需要及多人饿死及病死的状况下，接续的一年情况仍然继续发生，在那时，半数的殖民地人口都已死亡。已婚女子发牢骚，因为她们要为指派到她家来的单身汉做饭、缝补；单身汉也埋怨，他们与女人的丈夫一样劳动，但所得却很少。所有的人都对吃“大锅饭”不满，于是便通过会议表决，分田单干。1623年布雷德福宣告自此以后，这种凡物公用的社会主义的实验，将正式放弃，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在解散其公社时遵循了公平分家的原则，没有发生“掌勺者私占大锅”的现象。公社成员在“分家”后不仅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遗产也大体平均，这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均等的机会。结果是人们快活地工作，那些装病的男人现在亦积极地回到田野中工作，甚至女人也迫不及待地去工作。在此之前，女人在田野中工作被认为是一项暴行，而现在她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快乐地为家庭付出劳力。接踵而至的就是极大的丰收，一场盛大的感恩节在美国全地展开了庆祝。假如当时这些人没有走上私人企业之路，清教徒最后的命运似乎就是死亡。

18世纪的北美特别落后，不仅没有机器，连“牛耕马运”也不多。殖民地农场的主要工具是锄头、斧子等。直到1769年，对弗吉尼亚10个种植园仓库进行的调查，只发现4张犁。一个弗吉尼亚人说，1753年他步行了140英里，没有看见一张犁或一驾马车。那时的耕作还普遍实行撂荒制，近乎刀耕火种，施肥与轮作都很罕见。当时的北美农村人口占到95%以上，市场经济落后，没有产业工人。与欧亚大陆和拉美相比，美国的“生产力”显得落后，绝无“先进”可言。由于北美不产金银，外贸又多是逆差，货币长期奇缺，烟草、木板、肉类、谷物都被用作交换媒介，信用、赋税、工资乃至哈佛大学的学费都是用实物支付。

北美社会的自由、公平观念改变了那里的落后。移民远涉重洋来到北美大陆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母国没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乃至因信仰遭受政治迫害，到新世界来寻求平等和自由。托克维尔指出：“移民在离开祖国的时候，一般都没有你比我优越或我比你优越的想法，认为幸福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会去流亡，贫穷和灾难是平等的最好保障。”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查尔斯.平克尼说：在美国人当中，“财富和等级的区别比其它任何国家的人都小。……平等是合众国的最重要的特征”。诺厄.韦伯斯特宣称：对土地财产实施一种普遍的可以承受的平等分配是国家自由的全部基础；平等是一个共和国的真正灵魂，比起出版自由、陪审团审判以及其他一些自由来说更为重要。

一个封闭的、专制的民族，是难以认识人的价值的，因为他们没有衡量与施展才能的机会；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人的价值才会充分显示出来，并真正为人们所认识。没有谁比美国人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了。1759年一位定居美国的法国绅士克里维库尔曾描述说：“欧洲人初履斯土，目光、胸襟都显得极为狭窄，但不久便有一种形同复活的感觉：以前好像没有活过，过的是麻木无生气的日子；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人，因为大家把他当人；他本国的法律把他看成虫蚁；这儿的法律把他当作主人……他开始忘却旧日的卑贱和依顺，他不由自主地心花怒放、意气风发，从而孕育出美洲人才有的自由思想。”一位农民写到：“我们全都精神饱满，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一种没有束缚的事业，因为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没有任何的专制君主、有钱的主持或全能的上帝要索取我们的工作成果”。

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在我访美期间，在吸引我注意力的诸多新事物当中，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美国人民条件的平等，……我对美国社会的研究越深入，我越感到这种条件的平等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其它事实都是由它派生的。他的结论是，世界任何其它地方从来也没有像美国这样平等。

在公平的制度下，“不患寡而患不公（即公平竞争），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勤俭敬业，就能有所成就。北美被视为“机遇之乡”，虽然物资贫乏，却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独立战争前的一个作家称美国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家园之一”。正是这种公平的制度，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方面也跃居世界首席。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及产业革命和产业工人，是在独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说明：先有民主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自由经济制度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经济发展。

第8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危害

1．唯物主义忽视精神、忽视价值观

欧洲中世纪时期，包括中国清代之前，历史观是神学史观，认为神主宰一切，之后西方出现了用人的观点去揭示历史；最后出现了唯物史观，将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排斥到了第二位，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物质的发展决定的，有了物质（钱）什么都能摆平。

难道说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必须先有富足的生活吗？难道人吃不饱饭就不能有自己的信仰吗？耶稣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唯物主义认为不是人类自身，而是人所创造的生产力决定了人、社会和人类历史。事实上，整个人类社会，从总体上说来，都是由人类自身发展和人们的价值观决定的。不是物质生产决定人类社会；不是经济决定人类社会；社会是由人的发展程度和价值观决定的；是人素质和人的观念水准决定了经济层次和水平，而不是相反。

观念创造人类世界。唯物主义说物质决定意识；事实上，没有设计就没有大楼，没有木匠心里的桌子，也就没有真实的桌子。可见，人类社会纷繁复杂是由人类的观念决定的。

人是欲望的动物，也是观念的动物。人是把欲望与价值观结合起来的行动者。人要思考，而思考就离不开价值观。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人与人之间欲望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异造成的。所以，价值观非常重要。

中国长期贬低观念即信仰的作用。当年胡适就主张“要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1949 年以来，所有教科书里都在说世界是物质决定的，不是信仰和神决定的，价值观被忽略不计。后来，邓小平说不争论，尤其不许在包含了价值观的主义问题上进行争论。贬低价值观的长期结果对文明是灾难性的。当你贬低价值观的重要性时，坏的观念就乘虚而入，恶的观念就占上风，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降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貌似合理，实际大谬；因为没有价值观，就没有问题。问题都是依据特定的价值观判断出来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从观念出发的，没有观念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没有正义观念，不正义就不是个问题，那还怎么研究“不正义”问题。中国的问题就是想通过唯物主义贬低价值观的重要性来解决中国问题，结果走上了邪道。因为在唯物主义的眼里，人权是后天的客观存在，因此堕胎问题是各方权力与利益在客观上的取舍；而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里，人权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性问题，是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堕胎行为是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先天精神准则的破坏。

马克思把经济说成基础，他着眼于“产”权的变化。经济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异化现象。经济再重要，不可能比人重要。不是经济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经济；不是人为经济服务，而是经济为人服务。

马克思之所以产生经济唯物主义的错误，是他没有能够认识到物质生产力不过是人的精神、智力和知识的物化。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毫无根据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统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果，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2．唯物进化论使人愚蠢

唯物进化论以为：人只是结构复杂一点的物体，良心是道德灌输的结果，与人的天性无关，而道德和法律规条，则只是为了减少人对人的伤害和社会的和谐而纯属人们之间的协议之物，甚至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订出来控制人们行为的。只有物质利益追求是唯一正确的追求，而涵养神圣人性、充实神圣人性则被视为无稽之谈和荒唐。也就是说，唯物论、进化论教导人们接受的就是唯功利论，而一个唯功利论者必然利令智昏。原来悟性只有被神圣人性所有，直觉、灵感都是神圣人性的直接判断和深刻洞察，人们的大智慧无不植根于人的神圣人性里面；一切取得重大成就的艺术家们，无不是悲天悯人的人们。而当神圣人性遭到否定时，也就等于人们拒绝了他的悟性、关闭了直觉和灵感的通道，只给自己留下了“算计”这种思维。从而使得信仰唯物论、进化论的人们彻底失去了以神圣人性为根据地的大智慧而只剩下了理智地精打细算方面的小技巧。这足以使人们愚蠢起来！

唯物论和进化论要求人们凡事都要寻求和注重物质依据，把人们心灵的判断和悟性思考当作是无藉的胡思乱想。可是，在精神学科领域内，人们想找到物质的依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越是精深细微的方面，越与任何物质毫不相关，从而阻碍了精神学科的发展。

唯物论藐视精神生产，贬斥知识的价值，认为：物质生产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精神生产无关紧要，科学和文化的生产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业。因此而形成工农的地位崇高无尚、工农兵专政，而知识分子的地位等而下之，极力贬损、降低其社会地位。

3．唯物进化论导致人类堕落

唯物论和进化论把一些什么“进化、发展、进步”的毒草种植在了人们的心灵深处，从而信仰它们的人们坚信越是新产生的东西越是有道理，传统就是迷信、虚妄和愚蠢的代名词。从而信仰它们的人们彻底地失去了传统、失去了历史、失去了无以数计的悟性和智慧的结论。虽然今天的中国高校也在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但所注重和拣拾的只是有关物质和欲望的垃圾，而真正精粹的部分却往往被当作迷信和错误加以批判。

唯物主义忽视了活生生的人，忽视人权。它把一切都归结为物质，所以我国的媒体、人民都特别关注物质利益。比如说那个地方爆炸了或桥塌了，包括9.11事件，中国首先报道的是损失了多少钱，往往把死多少人放在后面一笔带过。所以，从整体上说唯物主义是容易漠视生命，欧洲人常将唯物主义作为贬义词来用，就是认为唯物主义者没有信仰，缺乏人文关怀和道德。唯物论将人等同于物；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现代生物学的脑与精神互动说早就否定了“唯物”。唯物主义者眼里只有物质，最终会走向唯利是图的腐败泥潭。

第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批判

第1节     人的本质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吗？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此论断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而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则是所有制。这样，马克思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制即生产关系决定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时，马克思说“利己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

按马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或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公或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公或私）。原始社会是公有制，所以，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是没私心的。当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产生后，人们才有了利己心，才有损人利己的事情发生。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心和私利的追求，进而导致纷争和破坏，所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

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与所有制毫不相干，马克思把人的利己和贪欲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是极其错误的；相反，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属性。原始社会人类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始终面临着猛兽侵袭带来的死亡危胁，靠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人们必须依赖集体才能生存，而集体的削弱可能带来氏族的毁灭。此时，为求生存只能共产、只能追求公利，追求公利是唯一能实现自利的途径。原始社会的大公无私、尊老爱幼仅限于部落内部，对其它部落，他们不但发动战争，而且把对手吃掉。这正说明了他们是利己的。

唐山地震时，一些逃出的人住在帐棚里没饭吃，大家就分头到处找吃的，找来后由一个热心的大嫂支口大锅，平分食物。当营救工作开展起来后，很多家的东西扒出，人们就开始私藏自家东西，不再上交，大锅饭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瓦解——这正是原始共产主义产生与瓦解的现代版。难道是人性变了吗？非也，人性没变，人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利己的。

马克思认为：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公有社会，人们都能大公无私，没有利己心。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削弱利己心，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经济发展完全丧失了动力！共产主义公有制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不仅大搞权力终身制，而且还自己选接班人，有的父亲选儿子、有的兄长选弟弟，这就说明了领袖们也有很大的利己心。最高领导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广大芸芸众生了。

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例如，在排队时，我们遵循的是“先来者先接受服务，并且自己不插队”的原则。如果这一原则能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那么排队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下去，大家都得到服务，这种规则是利己原则的一种结果。如果用利他原则取而代之，所有人都利他，那么会出现一种怎样的情况呢？那就是每个人都相互谦让，谁也不能得到服务，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如果有些人采用利己原则，有些人采用利他原则，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那就是采用利他原则的人最后才能得到服务，而奸佞之徒趁机得利。如果不仅仅是排队，而是其他生死攸关的资源分配，那么，采用利他原则的人就会丧失生存的机会，最后被社会所淘汰。所以，为了能够在这个资源短缺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场合都会采用利己原则，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学研究表明，这种自私性是由基因的自私性决定的。在一切场合都采用利他原则的人都被淘汰了，这也意味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被淘汰了。

当然，也不否认在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景下，在不关系到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某些人采用利他原则。例如，在排队时，我让所有人先上，我最后上。那么，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不能得到服务，或者没有座位。这种成本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并不影响我的生存。

在建立了“公有制”的地方，人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看到马恩美妙预言的实现；相反倒发现，凡是私有制的弊端，公有制不仅都具有，而且私有制没有的弊端，公有制也能创造出来肆虐社会。“消灭私有制”的结果，人们不仅没有收获“共同富裕”，“进入自由王国”；相反倒弄得“共同贫穷”，被绑进了“古拉格群岛”。在利己心的驱动下，私有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消灭的。马克思以“彻底消灭私有制”来实行公有制，有悖于人的本质，不可能成功。公有制的失败就在于它建立于人性无私的假设（或人性可以改造成无私），这个假设违背了人性自私的事实，所以最终失败了。而私有制是建立于人性自私的基本上，符合真实的事实，所以成功了。私有制下，人们要获取自身需求不再象动物那样用暴力去抢夺，而是通过交换，使人类进入文明。当然私有制也有缺陷，可用税收、社会福利的方式去弥补。

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

什么是本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来说看，所谓事物的本质，即一种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稳定不变的并决定该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属性。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不是人本身所固有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怎么能成为人的本质呢？

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性完全归结为由物质的、社会的和外在的因素所决定，个体没有任何内在的、独特的、不可改变的东西；完全抹杀了作为人的自然本性，过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违背了他倡导的唯物主义。对于个体而言，其内在的本质是内因，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外因，内因对他的行为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外因对其行为起次要作用。马克思把外因看成决定性的作用，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2．“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是现代版的专制理论

“关系说”企图从外在的社会性囊括人的本质；抽掉了人的精神活动的具体存在，抽掉了个体活生生的灵魂，其结果只能使人仅仅作为一定的阶层、党派或社团组织的成员。

从“关系说”里，看不到人对社会关系能动的选择和超越；只看到了对现实的适应和服从。该理论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主体的人当作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的；并认为集体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向社会奉献一切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社会永远是主人，个人永远是卑微的奴隶，个人的价值要靠社会来体现。

上学、参加工作、入党团都要填社会关系表，原来这是马者们在定义人的本质。假如他是高干子弟，你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就作威作福，你就作牛作马——因为你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无法和他比！高干子弟总是骑在普通群众的头上，因为他们本质“先进”。

第2节   人性就是阶级性吗？

马克思断言“人性就是阶级性”，社会关系也就是阶级关系，例如：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佃农，资本家与工人，等等。所以，每个人的人性就是这些阶级性的反映。

马主义说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人一出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马主义否定“抽象的人性”，但绝不否定“抽象劳动”。马克思谈论具体劳动的时候整理出一个抽象劳动，为什么在谈论具体人的时候又否定了抽象的人性呢？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分析完全是机会主义；逻辑上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马克思说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阶级性。毛泽东就说过：“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人性。”毛泽东这一观点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信条，人性论被打入冷宫，索性免谈而只剩下人的“阶级性”。既然没有抽象的“人”，又何来共同的“人道”、何来“人道主义”？所以，阶级论从来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反人类的。根据人性所确立的人的自由权利也遭到蹂躏与践踏。这种思维禁锢中国人至少达半个世纪之久。1980年代，在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中，胡乔木仍以毛的观点批判人性论与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说法，对于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和起码的人生经验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例如，人对亲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事业的追求，算不算人性？人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的恐惧，算不算人性？这些情感都是人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但它们一概不在马克思的眼中。事实上：人的阶级性才是后天人为追加的，而且常常是无中生有的。任何人一生下来就是赤裸裸的，除了大声哭外就是“一无所有”，因此，任何人生来就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共同人性——自由（哭闹）。所以，否定共同人性（或曰超阶级的人性）是错误的。否则，中国政府不会在1998年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了。自由、平等、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价值理想。

马克思的阶级论是人权论的反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抛弃人性论，反对普遍的人性；不承认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承认普遍适于一切人的人权；只讲你死我活，毁掉了人类妥协的基础。马主义的阶级性，以所谓的集体主义和阶级性来剥夺了人的自由性和独立性，摧残了人的个性，违背了普世的人权价值。掌权的无神论者不信宗教、不信善恶报应、不敬畏生命；他们肆无忌惮、心狠手辣、嗜杀成性，视百姓为“螺丝钉”，严重败坏了社会公德、践踏了人类尊严、摧毁了人类文明，使人丧失起码的良知，变成嗜血的魔鬼。中国大跃进时期尤其是文革出现了大规模的吃人狂潮。雷锋对阶级敌人是严冬般的残酷无情，朱成虎将军要“用西安以东”确保其政权，都是反人类的“阶级论”的必然结果。

第3节   劳动是人的本质吗？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劳动，“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即劳动），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P51）；其意思等于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恩选集》第4卷P373-374），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马恩选集》第4卷P258）。“人作为人的存在，劳动、实践是他的本质，是他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P274，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修订版）。唯物主义的先进性动物们在中国的词典中，把人定义为“会使用工具、制造工具的动物”，因为定义是揭示概念所指事物的本质的逻辑方法，这样，劳动就成了人的本质，就有“不劳者不得食”的信条，也就是说不会劳动的人不能算人，只得饿死。

“人的本质就是劳动”这个命题的根本错误。“劳动是人的本质”，不但从理论上是荒谬不堪，而且从一般的社会常识上讲也是一窍不通。如果劳动是人的本质，那么，人们为什么处处表现出逃避自己的本质呢？如果劳动是人的本质，那么，人类提高技术减少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岂不是减少了劳动这个人的成份吗？技术日益进步，劳动日益减轻减少，岂不是人越来越丧失本质吗？如此荒谬不通的理论竟被认为是最高科学真理，真是愚不可及。

马克思认为：人必须为了维持生命而劳动，因此，劳动就被马克思视为人的本质。的确，人在某个方面来说，其作为有机体的生命是需要物质的供养，以期持续维系生命，因此，人便需要劳动、需要生产。但关键在于，这仅是人的许许多多特性之一，并非全部。德国理论家哈伯玛斯（J. Habermas）便以“言说”作为人之最重要活动，而创发出其“沟通理论”。由此而言，将人的本质视为“劳动”是根本错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错误的第一步。

事实上，劳动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蚂蚁、蜜蜂不都是靠辛勤的劳动维生吗？至于说，“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并不是人的独有的，大猩猩也会使用树枝、制造棍子等工具，只是没有人做的更好罢了。所以，劳动不是人的本质！

如果人是“劳动”的动物，人就成了生产力的手段，生产力成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发展动力——在亚里士多德、牛顿那里，神是宇宙运动第一推动力；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替代了神，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动力，人就该为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牺牲自己的权利甚至生命。这就是何祚庥所说的“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民工要为发展生产力做牺牲”的涵义。这样，人就不是人类活动目的，不如生产的物重要了。而生产力表现为产品或商品，最终表现为产值或钱；所以，中国人就成了生产力——钱的牺牲品。为了生产力，可以牺牲他人性命。在这种歪理的指导下，大跃进大饥荒发生了，毒奶假药泛滥了，那个腥红色的GDP增大了。

由于“劳动”的本质说，马克思便将“工人”——社会上的主要生产承担者的地位供上了如同神一般的高度上去了。这一失误的理论，在当时结合了初生不久的政治经济学，便形成了所谓的“劳动价值理论”——所有价值皆由工人的劳动而来；更进一步产生了问题重重的“剩余价值论”——在支付给工人的薪资所能抵付的劳动时间之后、工人多余的劳动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剥削的秘密”。

其实，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天-人共造。天生万物以供人用，古人认知到这一层道理。因此，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须遵守许多规范，伐木需按吉日规定、不得滥伐，立木起工前则有祭神之仪式。这一切，正是源自于对“天生万物”的明确认知，因此在取用由“天”所生之物时，必须符合天理而行；而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这一“天生万物”之认知的表现。然而，“劳动价值论”的主张者，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只看到了在这一空间中“可见”的劳动过程。讽刺的是，拥护这一主张者，恐怕连张献忠的见识都比不上了，因为这个大流寇至少还懂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呢！

马克思的错误的“劳动”本质论，所造成的后果还不仅于此。由于将“劳动”视之为人类的本质，同时，在社会上承担主要生产劳动职能的便是工人，那么，逻辑上便又推进了一步：对于工人的压迫，就是对于人类的压迫。也因此，马克思便认为，所有其它阶级的利益都是为了自身所属阶级的“特殊”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是符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就这样，马克思似是而非的、一步一步的将人们引入他的理论误区之中。由于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普遍”利益，那么，工人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工人阶级革命”的号召就应劫而生了。同时，更进一步的，由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普遍利益，所以，邪恶的“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全民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

然而，在实际上的操作中，共产党人却发现了工人根本不具备所谓的革命性，所谓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上便遭遇到了问题。但共产党人并不反思其理论上的错误，相反的却硬干到底，于是便在理论上继续走入歧途，列宁也因此发明了“灌输”的洗脑法。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不能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就必须有一个“先锋队”来扮演领导工人的角色，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于是，共产主义者便将自己一党利益等同于全民、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共产党人改造人（其实是迫害人）的工具。

这个错误的“劳动”本质论，在实践上所造成灾难后果还不仅于此。由于强调劳动生产，几乎所有的共产国家、地区，其生态环境都遭受到了极为可怕的破坏，这其中，尤以中国大地的破坏为最；由于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而生、由工人所创，因此，“四体不勤”的知识份子便被视为是人民之敌，毛以“臭老九”而鄙之、贱之。而无论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或是在今之中国、北韩，知识份子被投入狱中者无数，共产党人以伪尊工人之姿，意图彻底扫除对其政权具有潜在威胁的知识份子，早已是共产国家中之常态。

第4节   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人的本质并非是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决定的，而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如利己心、同情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天性）、思维属性（如语言表达能力、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等）与社会属性（如归属感、群居等）所构成的综合体。

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利己心，趋利避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是爱自己的子女；也存在对自己父母的爱，但这种爱远远没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那么强烈、那么普遍。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基因是利己的，利他只是利己的一种特殊形式。

基因就是自私的。不自私的基因，不可能遗传到现在。自私的基因也表现为利群。比如，那些雄蜘蛛性交后被雌蜘蛛吃掉，就是利群；还有大哈马鱼为繁殖而粉身碎骨，产卵即死，也是为了群的生存。这表明动物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基因、保存基因、扩张该类基因而已。同样，人也愿意为子女粉身碎骨。但人的性欲比动物的性欲疯狂得多。许多动物性交即死亡或发情期性交，唯有人类可以毫无时间限制地同成百上千的异性性交。特别男人喜欢玩很多女人，这也是为了繁殖基因的需要。利己利群都是为了繁殖该类基因，所以说基因是自私的。人的本性也是自私的，不过人的自私自利打上了自由思维、理性计算等特点！

人的利己与动物的利己是不同的，人是故意的、有意识的利己，动物的利己是一种本能，它意识不到。人的利己与动物利己的区别是：人的利己表现为贪得无厌，动物的利己适可而止。成年人在公众场合不贪婪是大家监督的结果，也是理智计算的结果(怕得不偿失)。所以，人的本质=利己+自由意志。换言之，人的利己受自由意志的指导与调节。

基督教认为：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人有选择自由；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就犯罪了。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贪婪=罪。可以这样解释：贪婪是人的生物本质，自由是人的大脑本质。大脑思维是倾向自由的。大脑思维的自由本性，使人追求新奇、追求创造、追求平等（不被奴役也不奴役人），这是人的最高本质。

所以，人的本质=利己（贪婪）+自由。当人感情用事，大脑的自由功能会退化，贪婪本性占优势；贪婪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十分野蛮狡诈，社会制度就是专制制度，专制是使人成为奴隶的一种病毒，专制制度是一种野蛮的制度。总的说来，肉体诱惑力远大于自由理性能力，堕落的趋势使人类普遍的专制。这说明了人性恶在人类史上起主导作用。

当人敬畏上帝能进行理性思维时，自由的本质占上风，人就变得文明、诚实、博爱，社会制度就走向自由、民主与科学。自由民主制度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制度。理性能力使人类产生民主科学，象古希腊的民主科学在人类当时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理性清醒后，人类的自由本能才得到充分的开发而走向现代民主。

第5节    马主义改造人性的荒谬

1．为什么要迫害遗传生物学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最重要的理论是人的可塑性。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全部历史不是别的，而是人性不断的改变”；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这就是共产党革命改造人性的理论基础：人性人性是一张白纸，非善非恶；由社会环境所决定，革命改变了社会环境，也就为改造人性、塑造新人创造了条件。 这些人自诩掌握了人类历史的规律并宣称人类有驾驶自然的能力，他们有了正当理由镇压不同政见者，显然，不可能存在人权。共产党革命后所有的政治灌输和思想改造都源出于此。

1903年巴甫洛夫（1849～1936）在马德里的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实验报告，认为条件反射是高等动物和人类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生理机制。1904年巴甫洛夫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巴甫洛夫的理论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难道不正是“科学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妄想“条件反射”不仅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1921年1月24日，列宁签署了一道政府命令：《科学家I.P.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当然包括狗食。就在列宁下令后不久，巴甫洛夫在给学生开课时公开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绝对真理，它们可能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他根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有什么成功的把握，他反对用内战来解决政治问题，说布的政策正把俄国引向死路。

当时布党左派代表布哈林写了长篇文章，把巴氏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还摹仿列宁训斥知识分子的口吻，轻蔑地说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对革命的怀疑是“石器时代的思想”。

1933年英国作家威尔斯(《世界史纲》的作者)采访了巴甫洛夫。威尔斯发现巴氏的研究室和宅院是他个人的领地，在这里根本感受不到苏维埃社会的气息，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巴氏当着威尔斯的面对辨证唯物主义能指导科学研究那一套官方教条嗤之以鼻。对辨证唯物主义能指导科学研究那一套官方教条嗤之以鼻。

和后天获得的许多功能一样，条件反射不是一经建立就永久不变的。更重要的是：狗不会说谎，而人会装假。如果你连续摇铃但不给狗食，时间一长狗的口水就干掉了，但人会照样跟着喊口、表态、交心。历史证明，苏维埃领袖不懂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反对“利己心”是人类的生物本能，所以就要迫害遗传学家。孟德尔是19世纪奥地利修道院的院长，他坚信神造万物，通过杂交实验，发现了遗传规律。遗传学强调基因[与神有关]的先天决定作用，这与共产党通过制度的变换来把人改造为大公无私的人相冲突。所以，20世纪30年代，以李森科为首的“米丘林学派”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完全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李森科给基因学说扣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帽子，把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这和苏维埃政权以重塑人性的使命有关。

享有国际声誉的遗传学大师尼.瓦维洛夫（Vavilov）是苏联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他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科学家的普遍认可。他向苏共中央上诉，斥责李森科排除异己、缺少文化以及对学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报复。1935年瓦维洛夫被解除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原定于193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遗传学因为瓦维洛夫受到批判而改在1939年英国爱丁堡举行，在缺席的情况下瓦维洛夫仍被当选为大会主席，1942年英国皇家学会选举瓦维洛夫为会员。1940年8月，瓦维洛夫及其助手们被陆续逮捕，被诬为“间谍”，被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3年被枪毙。一大批具有正义感的遗传学家成为“人民公敌”而深陷囹圄，整个苏联遗传学界万马齐喑，农业一片萧条，持续到赫卤晓夫的跨台。

1941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生物系主任乐天宇在延安的《中国文化》第1期发表文章赞同米丘林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反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学说。1948年，乐天宇以华北大学农学院农业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米丘林学说研究小组，经常举行讨论会，宣传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同年6月，乐天宇创办了《农讯》半月刊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宣传李森科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文章，号召把米丘林的成果移植到新中国的大地上来，把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埋葬到历史的坟墓中去。1949年4月，乐天宇在《农讯》第17期发表文章说：“基因论”否定“环境因子”对生物遗传的影响，使物种“神造论”披上了科学理论的外衣，是“唯心论的农业生物科学”，它阻碍了生物育种工作的发展，并导致了“优生学”等一大堆“反动科学”的产生，应当尽快予以纠正。

1949年12月《农讯》第28期登载了乐天宇等人编写的《新遗传学讲义》，其中说：李森科、米丘林的遗传学是“群众的科学”，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十足的唯心论”，是被“反动派用作统治人民的理论根据”；遗传学所说的“基因”，“禁不起唯物辩证的考验”，是“形而上的说法，十足表示了唯心论，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它是科学。”他提出“要彻底根除”教材中那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孟德尔—摩尔根的所谓“科学理论”。

1950年8月2日，乐天宇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北京市中学教员暑期自然科学学习会”演讲说：“用唯物论哲学建立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反映了事物的发展规律。用唯心论的哲学建立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科学，与生物的发展规律完全抵触，以至于长期无所成就”；因此是反动、落后的理论。他还认为，以摩尔根遗传学为基础建立的“优生学”和“人种改良学”等都是有毒的东西，都是为莫索里尼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服务的。

在这次暑期自然科学学习会上，陈宜谦作了“‘获得性’可以遗传及‘基因论’的批判”报告。作者在报告中强调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自然科学：“首先要确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应该要从阶级立场来分析科学的发展，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步方向和反动方向的斗争。”他认为，摩尔根学说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所“虚构的反科学理论”，由于作为“法西斯主义优生学”的“‘科学’根据”，才被授予“科学上‘最高荣誉’奖金——诺贝尔医学奖金”。“基因论不仅阻碍了实践生产，而且广泛被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屠户们作为优生学的理论根据用来发动侵略战争”；“基因论不论在思想方法、实验方法、实际应用上，都是有害的玩意。”

乐天宇对待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遗传学家，动辄即以“反动、唯心、资产阶级、法西斯特务”等帽子压制他们，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学者的感情和自尊心，以至于使群体遗传学家李景均于1950年绕道香港后去了美国。

李景均1940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41年偕新婚妻子归国，相继在广西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年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1948年李景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群体遗传学》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首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群体遗传学的论着，一经面世就被学术界公认为名著。苏联科学院曾动员四位专家把此书尽快译成俄文并于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李景均因此而享有巨大声望。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主持下，效法苏联李森科1948年“消灭”摩尔根学派的做法，停止李景均教授主讲的《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三门课程。他们认为，这些课程是“资产阶级的”、“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服务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

学术上陷于绝境的同时，政治上李景均也被逼向悬崖。有人散布谣言说，“李景均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往美国领事馆跑。散布这些流言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给李景均安上一个反苏亲美的罪名。

李景均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他于1950年3月初，怀着悲愤而忧伤的心情“请假”离校，到香港探亲。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台湾大学的聘书，欢迎他去台大任教。并附上校长的信，声明李景均到台大后倘若觉得不合意，校方将随时提供方便帮助他去美国。但李景均婉言回绝了台大的邀请，滞留了14个月后，向在美国的朋友写信求助谋职。海外刊物《遗传学杂志》（The Journal 0f Heredity）将他上述信件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标题作了报道，国际遗传学界为之震惊！1951年春，经诺贝尔奖获得者H.J.Muller（米勒）推荐，他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任教，后任系主任。他现在依然是该校的名誉教授。1960年，被推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ASHG）主席、现为名誉主席，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SS)委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Huntington Disease）国会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他勤奋科研，硕果累累；教书育人，造就英才，成了世界级的数理遗传学家。

当时，起而抗争的岂止北京农业大学经典遗传学派。在南方则有谈家桢的反抗。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嫡传弟子。1936年27岁的谈家桢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1950年，李森科心腹努日金在上海“忠告”谈家桢：“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学的圈子里跳出来。”威胁说：“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要谈家桢“背叛阶级立场，学习新遗传学理论——米丘林生物学”。谈家桢嗤之以鼻，回敬说：“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

拒绝“背叛阶级立场”的代价是沉重的。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中国首席遗传学家，谈家桢却无权讲授遗传学——他开设的遗传学课程由必修课降级为选修课；由于当时的“舆论导向”，竟没有一个学生选修。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家桢更是成了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但谈家桢仍然没有动摇。有人要他改讲所谓“米丘林遗传学”，他宁可不教书，去翻译《生物学引论》，也不向他所称的“伪学派”“米丘林学派”投降。

1952年4月至6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开了3次座谈会，讨论了生物科学的现状和的问题。会议的总结以《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为题发表在1952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会议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把摩尔根染色体遗传理论打成“伪科学”，而把真正的伪科学（即勒柏辛斯卡娅的细胞形成学说和波什扬的病毒和微生物相互转化学说）当成苏联的先进科学而加以表扬。会议号召：中国的生物学界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要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继续肃清摩尔根主义对生物学的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的公开态度对当时的生物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迫于形式，一些遗传学家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检讨。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戴松恩在1952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向全国人民检讨他“对米丘林生物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篇检讨是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经过“几次反省”写出来的。他提醒全国的生物学家：“米丘林生物科学”“无须经过亲自试验，就应当全部接受过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不需要论证，不允许证伪。对它进行证伪，只能表明对它有怀疑；而对它有怀疑，则表明“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换句话说，接不接受“米丘林生物科学”，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没有回旋余地。尔后《科学通报》、《生物学通报》、《农业学报》均全文转载。

连中国摩尔根学派的旗帜谈家桢，也被迫写了自我批判文章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3期上发表。谈写道：“摩尔根的染色体遗传学说，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假科学”；“摩尔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的；我过去受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当时我很想不通，认为科学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北京农大举行了持续多日的全体师生大会，批判李景均的“反动言行”。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农大“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的一份“工作总结”，揭露说：“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工人阶级学术思想——米丘林生物科学——所举行的进攻，是十分猖狂的”。“工作总结”指控的“企图破坏米丘林遗传学的教学工作”的“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的“首犯”，便是李景均。 

1953年4月30日，著名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和玉米育种专家李竞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加强学习苏联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表态文章。事实上，直到五十年代末，李先生还采用“摩尔根主义育种方法”选育成功玉米双交种；七十年代末又采用“摩尔根育种方法”育出多抗丰产玉米杂交种“中单二号”。

1953年12月，北京农业大学选种教研组主任蔡旭教授、作物栽培教研组主任李竞雄教授也在农学系全体大会上作了“检查报告”。他说：“过去中国的选种工作是全部搬用资产阶级那一套体系，孟德尔、摩尔根的那一套思想深深地束缚了我国选种工作者的思想。”

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1894～1968）在1955年3月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提出异议，批评李森科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理论。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是中国生物学界泰斗级的人物，1935年42岁时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民国年间，一次他到庐山参加学术会，蒋介石获悉后，希望接见他，商议高等教育。他却以“不想再空谈高等教育之事”为借口，直接返回学校，蒋介石派人沿山寻找，也没找到。在任中正大学校长时，他给学生讲课时狂话连篇：“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讲演，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尽管留下不少诸如此类的逸事，但让当时师生更为敬佩的，是胡先骕独立的教育人格。担任校长期间，他从不允许国民党党团分子到大学内活动，也不允许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理由是，学生的任务就是把学业搞好；面对教育官僚，他一向不留情面。有一次，学生与国民党所辖江西《民国日报》发生纠纷，砸了报馆，蒋介石下手谕要求严惩。他只对学生记过了结。然而，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1952年召开的批判会上，他检讨道：“我有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我的各项的成就使我有‘赢得生前身后名’之感。我……看不见群众，一切唯我独尊，有浓厚的宗派主义”。评职称时，他的许多学生都评上一级研究员，而他却只是三级。在中国科学界，胡先骕是率先公开批判李森科理论的第一人。

著作刚出版，北农大六位教师就写信给出版社，说该书“是一本具有政治性错误，并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作者诋毁苏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是一个“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要求停止发行。在我国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就该书的出版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的政治污蔑”。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辩护一下，…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

1955年10月底在北京农大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大会上，童第周在大会开幕式报告中对胡先骕进行了不点名地批判，说他坚持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在其生物学著作中一字不提米丘林，别有用心地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政策。11月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童第周的会议报告，《科学通报》1955年11月号又转载了这一报告。这标志着对胡先骕的批判已是不点名地公开化了。由于《植物分类学简编》及其作者受到批判，不久该书即被全部销毁。

1955年，凡1949年未离开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理科）院士都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惟有胡先骕例外。据《陆定一传》记载，毛泽东并不反对把胡先蚨安排为学部委员，但是中宣部的官员、包括陆定一在内却对胡有很大的成见，最后坚持取消了胡先骕的学部委员资格。直到1957年“反右”时，陆定一对胡先骕仍然耿耿于怀，陆曾说过：“胡先蚨是不用戴帽的右派”。最令人感叹的是，主宰学术界命运的陆定一明知胡先骕的生物学观点并不错，但却顽固地坚持打击胡先骕的做法，原因只不过是不想“向他承认错误”。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他们什么时候都有理，错了也要坚持到底。文革时，胡先骕被迫从原来的一处约300平米的住宅迁到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之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散失殆尽。1968年一代科学宗师就这样悲凉地离开了人世，终年75岁。

1956年7月北京农大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吴仲贤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指出：“过去我们高等学校讲授的遗传学，1949年就被取消了。现在讲授的‘遗传学’是李森科的。有人把过去讲的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甚至反动的，可是说这样话的人都不是学遗传学的，或者是对于这门学问不了解，或者是乱扣帽子。这样，当然谈不到科学的态度。”他强调，评价遗传学不能从纯粹的政治需要出发。

1956年8月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于光远代表中宣部讲话说：“以前给摩尔根派戴的那顶唯心论的帽子，从这个会议起，从今天起，应该摘掉。……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山东大学生物系方宗熙教授说：“李森科对适应起源的理解与拉马克学说相接近，认为一切生物随环境而改变，生物所产生的变异是定向的改变，以后变异得到稳定并遗传到后代。摩尔根学派主张获得性不能遗传。从今天已有的材料来看来，拉马克的获得性直接遗传的证据在高等动植物里还没有。李森科所提出的这方面的材料都有缺点，说服力不强。”由获得性遗传理论推导出定向变异理论、推导出自然完全服从人的计划安排的理论，构成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基本内容。

1956年8月25日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提出了若干建议，最主要的建议是在遗传学乃至整个学术领域彻底杜绝一家独鸣：“保证各个学派都有同等的发展机会，都有同等的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在一个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里，对处于少数派地位的科学家，应该保证他们有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自由，应该保证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发表学术论文上有同等的权利。”在遗传学教学方面，必须把两派观点都介绍给学生。

1957年整风时，北农大有些年青教师“放”了一些言论，批评来华的苏联专家，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1957年还取消了与人有关的几乎一切学科：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遗传学。

1958年7月，中共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视察了北京的几所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100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指示说：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可能的。10月，康生到河南视察时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可以6小时劳动，2小时上课；现在在钢铁洪流中，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

康生对毛泽东说：“农业科学没有东西，真正的农业科学在中国农民手里，没有办农业大学的必要”。毛泽东于是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导致了全国农业院校的大搬迁、大破坏和农业科学大倒退以及广大师生的大遭殃。

1958年，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大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大树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一批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的学者遭到狂轰滥炸。各地掀起讨伐“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新高潮，声势十分惊人：轻者被斥为“思想保守”、“不如农民”的“大草包”，如北京农大的育种家蔡旭教授和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教授，重者则被当作“白旗”拔掉 (遭到有组织的群众性批判)。曾在青岛会议上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更是在“拔白旗”运动中被整得精神失常。大学提出“不要迷信权威”，大肆贬斥教授，咒骂他们是“大草包”、“崇洋媚外”；发动学生开大会批判教师的讲稿，组织学生大编所谓“教材”。有些农学院批判“在教室里学种地”是脱离实际，于是大搞形式主义的所谓“田头教学”，甚至把黑板搬到水稻田里讲课以示边劳动边教学的无产阶级教育模式。

1960年春夏之季，湖南省委报送中央宣传部一份《学术思想批判动态》，其中说湖南农学院贴出了两万张大字报，批判摩尔根遗传学，宣传米丘林学说；院党委组织了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院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了重点揭发批判。另外，湖南医学院党委还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也组织了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的“红旗战斗队”，全盘否定摩尔根遗传学。在批判会上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

1976年3月乐天宇听说中国科学院即将召开基因工程会议，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从林奈的神创论，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到魏斯曼的‘种质不灭’，到富有宗教思想的摩尔根提出神创论的总和，而伪装为基因论。现代基因论者乃发展为DNA基因论。资产阶级御用的学者们代代相传，都以伪装的面貌出现。……所谓的基因论设想和人造的基因工程流毒甚广，致使生物科学长期为资产阶级所利用”。1977年2月，乐天宇鼓动一位中学美术教师打着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旗号，向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以及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上书，要求开展对“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和新的基因遗传工程进行批判。有几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也写信给这位中学教师，表示支持他上书。 

谈家祯对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遗传学持否定的立场，他说：“由于受李森科的影响，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几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2．塑造党的工具——“新人”、螺丝钉

马主义认为人性是随社会变化而变化。随着生产向自动化发展，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为新的人性诞生创造了条件，也就是“新人”的产生。

1905到1908年，俄国爆发了一场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民主革命，俄国工人在一些城市组织了“苏维埃”。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因它提出了党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 

1917年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一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为了“新人”，就必须消灭“旧人”。

特殊材料论。列宁相信，党就是融炉，能把一个普通人锻炼成钢。钢铁的属性就是冷硬。只有性格冷峻，才能摧毁软绵绵的人性。所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要给自己取个意为钢铁的名字：斯大林（斯大林俄文为钢铁的意思）。斯大林在列宁的葬礼上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类型的人。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这与“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孔孟之道是合拍的），塑造新人就象“一个园丁栽培他最喜爱的果树。”1930年代俄国有这样一首诗：“我就是钢铁、太阳和混凝土／我就是纺织厂的梭子和发动机里的线圈／我就这样作为一个工人被孕育和诞生／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挥舞榔头／……熔化的钢水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变得更加高大／我的臂膀由钢铁铸就／坚强得举世无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保尔.柯察金，其书名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暗含着对列宁斯大林的崇拜。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5～10岁的儿童)、少先队（10～16岁）和共青团（14岁以上）；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这三个组织是层层递进的，每一级组织的成员都以加入上一级组织作为奋斗目标，而每一个上级组织的成员都有监督和帮助下一级组织的义务。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雅被尊奉为苏联少年儿童的祖母，她曾经说：“孩子们加入集体生活的时间越早，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通过这些组织，布尔什维克把所有儿童和少年都纳入了一个政治网络，青少年之间的关系由邻里或同学变成同属一个小队中队或大队，他们的社交活动从此被置於政治控制下。对学生干部的要求虽然会比一般学生更高，但正是这种要求使他们产生一种优越感，仿佛从小就成了社会精英，他们也确实是布尔什维克发动和组织少年儿童的先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为口号，但事实上却是依靠给予一部分人以统治特权，制造人和人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来维持的。这个本质从青少年政治组织中就可以看出来。

布尔什维克不但把青少年生活集体化和政治化，而且还企图军事化。在1920～1930年代他们进行过很多实验，把在大清洗和集体化中失去父母流浪儿收入军事化的学校中。马卡连科是当时苏联教育的权威，他对这样的实验十分热心，曾这样说：“我特别喜欢军事游戏……我们的营地一定程度上是军事化的。我们日常生活的用语来自军事生活，如‘连队指挥官’或‘卫兵’。我们也采用军事仪式，如旗帜、吹哨、制服、哨兵值勤和点名……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方法固定下来，因为它们强化了集体生活并赋予它一种美感。”在青少年成长和发育期间不但不给予他们自由发展个性和兴趣爱好的机会，反而把军事化的生活强加给他们，而且还认为这种生活具有美学价值，布尔什维克“教育家”的病态心理从中可见一斑。

作为塑造新人的工厂，俄国的教育制度在革命后成了第一个实验的对象。1919年，苏俄教育家布隆斯基出版了《统一劳动学校》一书。他取消了旧学校的一切，从年级制、分数制、课目分立，到依据教材的课堂教学都必须取消。他的“统一劳动学校”没有小学初中和高中之分，一年级到十年级都连在一起。这是“统一”的意思。“劳动”则是这样的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让学生从小就把劳动和学习结合在一块。19世纪中叶英国有过一个“不列颠工厂改革法案，”其中提出为男孩设置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制。马克思注意到有关报导：这样的学校制度下的男孩比“资产阶级”的全日制学校中的男孩要更活泼，学习的效率更高。因此他曾经有过“工读制”的设想，认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

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留下过这样的设想，后来的革命家才照此办理，而是因为凡是狂热地投身共产党革命的人，多半是以造物主自命的。苏俄早期的教育改革家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说：苏维埃学校“必须和苏维埃国家一样辉煌和独特”，任何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说到底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学校“必须参与到建立新生活的过程中去”。

另一个叫苏尔金的教育家更进一步地提出“学校消亡论”，认为学校和国家一样，会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消亡，儿童从一出生就处于社会的直接教育下——当然，到了那一天，家庭也消亡了，世界上只剩下革命家设计的天下一统的极权社会。

苏俄教育改革家们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指示下进行了异想天开的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学校叫做“干的学校”， 而传统学校是“说的学校。”学生必须在“干”中“学，”只有在实践中得来的才是真知识。教科书必须反映直接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有标准的程序和内容，直到1930年苏俄教育工作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还宣布说任何把教科书标准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生活本身就是教科书”，学生必须在“工厂、磨坊、农业经济和阶级斗争中成长”。学生不但被组织起来参加工厂农村的劳动，而且建立自我管理的组织，摆脱教师的指导和监督，对受旧社会影响的父母进行斗争，在街坊邻里中组织政治宣传和活动。天真幼稚的少男少女们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后自然喜不自胜。1931年9月联共中央发布文件，训斥了那种用工读制取代正规教育的实验，说它是对真正的工读制的“最公然的歪曲。”联共下达了一系列文件和命令，重新肯定了传统教育体制和方法，“掌握知识”成了学生的主要任务。在中国和古巴，1960年代的教育革命，大搞“开门办学”和“半工半读”就曾发展到让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觉得非夷所思的程度。

“苏维埃新人”体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

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性，只有整体的品质，象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这种新人几乎不看现状，总是只看将要和应该会发生的事、总是重复党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他们变得狂热和心灵狭窄。“苏维埃新人”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台、电影、文学读物，成了这一时期文化领域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1205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模范。19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军队在60年代为全国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塑造新人的运动，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并不否认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

人能不能百炼成钢，或者即使百炼成钢以后能不能变成一颗党拧在哪儿就在哪儿纹丝不动的螺丝钉，甚至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20世纪的历史已作了回答。斯大林的女儿1960年代初就叛逃到美国，卡斯特罗的私生女199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也移民到了美国）。她们到西方后都出了书，把父亲的老底兜了出来。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的书题为《致友人的20封信》，在书中谴责了她父亲的专制，并对母亲的自杀提出了疑问。卡斯特罗女儿的书就叫《卡斯特罗的女儿》，把她父亲描绘得自私暴戾喜怒无常，还把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当时她母亲是他人之妻）都公之于众。

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在全世界失败呢？最主要的是马克思看错了人性。有人说：“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不是完人，免不了会犯错误”。此说完全错误。共产制度的领导人即使是圣贤，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共产主义所根基的是错误的人性论，它仇视能最大限度发展个体才能、提高人权水准的自由制度；共产主义带给人们的就是贫穷和灾难。老百姓分配贫穷和灾难，领导人分配特权和性福。丘吉尔早在1920年1月就指出：“共产主义一定会失败，因为它违反人类的天性和需要。”他认为，这是一群狂妄虚无的疯子，尝试将混乱的理论付诸实现，结果必然会导致腐败、无序和内战；都被一一言中。共产党人不是特殊的超人，也是常人的喜怒哀乐；即使别人有千万种缺陷，他们有什么权利去改变甚至塑造他们？20世纪的历史说明：如果世界上真有需要改造的人，那不是别人，恰恰是以改造别人自命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狂妄自大使得他们忘记了自己和别人一样，属于同一个生物种类。

第一条俺就不敢同意：人类的基本矛盾可以说是欲望的无止境和当下改造世界能力的冲突。

欲望是无穷的，有了这个就想要那个，总想要更好的。但是你不太能都满足，有了自行车就想要汽车，有了汽车想买私人飞机，有了飞机你就想要“神舟”了，可是现时条件了不可能人人都有飞船吧。因为技术还没成熟到那个程度

写的很好,为什么不做个pdf?

全文

下载地址是
信箱:guanri514@163.com已发送箱密码7815046
或

里面新建文件是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