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自助透析的报道（http://news.sina.com.cn/c/p/2009-04-10/040717580284.shtml），确实感到触目惊心，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和谐”的事情。

其实蛮佩服“自助透析”这个词的创造者的。“自助”一词应该是首先流行于西方，英文称作"DIY”-"Do It Youself”。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自助餐、自助游、自助制作各种家庭生活用的小部件。可人家万万没想到，我们连透析都do it ourselves了。那么，如此出人意料的活学活用，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很明显。

“医院一次透析需要约480元”，而自助透析的费用“只要100元钱”。我认为这是全篇报道最为关键的一句话。因为如果我们假定医院透析费的定价是合理的，那么在医院做不起透析的尿毒症患者，必然没有其他的选择（即使“自助”也要花费相似的费用），只能等死。反过来，如果我们假定自助透析者100元一次的“自助透析”是质量低劣的不合格的透析，那么自助透析者也必然不能够长久存活。无论如何，患者只有死路一条，自助透析不可能存在。

然而事实是，我们故事里的主人翁们，拒绝购买医院提供的480元一次的透析，而选择自助进行只需100元一次的透析，而且“一治就是4年”，仍然健康的活着。

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即100元的自助透析也是合格的透析，更直接的说，医院提供的480元每次的透析定价是不合理的。

当然，也应当承认，与医院提供的正规透析相比，自助透析在很多方面都有成本优势：例如自助透析的地点是在“一个小小的农家院落”简陋的小屋里，透析机是“二手”的，透析的操作者是患者本身，而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等等。这些都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但如果说是医院占地的租金、新透析机的维护费以及医护人员的工资，使得透析成本增长了380%，还是令人难以信服的。退一步讲，即使是这些费用的支出致使透析成本增长了380元，但不要忘了100元每次的透析就可以满足患者的需要，那么这些支出也是不合理的或者没有必要的。

有了这个结论，使人不禁要问，老百姓看病难，是不是也是医疗服务定价过高的结果？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医疗服务是一种商品，有需求的消费者无力购买这种商品无非有两个因素：商品价格过高或消费者购买力过低。应该说，中国两方面的因素兼而有之。消费者（老百姓）购买力低，涉及到收入分配的问题，过于复杂，超出了医疗体制的范畴，这里不做议论。这里关心的是医疗服务定价过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正是最近热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供给和需求。在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自不必说。假定地球人的体质都是类似的，中国人生病的概率和美国人、德国人、印度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的概率都差不多，中国人口最多，那么中国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一定是最大的。然而相对而言，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美国的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没有过剩（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下，任何一种商品都不可能长期过剩），那么我们国家的医疗服务必然是不足的。供不应求，必然导致医疗服务价格过高。其实这也不应该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解决的途径也很明确：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

可是，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到了政策层面，到了老百姓吃药看病的层面，就变得含混不清了。很少有人讨论是否要增加供给的问题、如何增加供给的问题。

最常见的一种错误的倾向是：既然老百姓没钱看病，那么政府应当进行补贴。这应该说是媒体对民众的一种误导。也即新闻报道中那个所谓“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提出的“加大对医疗保障力度的投入”、“ 进一步提高医药服务补偿水平，使更多特殊疾病被纳入到医疗保障的范畴”的思路。应当说这是一个很有“人性化”的想法，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但真的实行起来，是否能起到真正的效果，就不好说了。

打个比方来说，政府养着10个人，但只有1个馒头。这10个人都要吃饭，不吃就饿死了。但是这10个人的收入水平很不一样。最富有的人出价100元要买这个馒头，而最穷的人口袋里只有10块钱。政府说了，可怜的人儿啊，党中央国务院怎么能忍心看着你活活饿死啊，你要是想买这个馒头，我给你补贴10块钱！最后，可怜的人儿还是饿死了，心里还惦记着政府打给他的10块钱的白条。这个例子说明，对于社会的低收入阶层来说，除非政府以非常低的价格为其提供医疗服务，补贴仍然不能使其拥有足够的购买力。所谓的政府补贴，最多不过是一句“善意的谎言”。

当然前面的例子比较极端，更有可能的是，政府手里有3个馒头，最富裕的人愿意出100元，第二富的愿意出90元，依次类推，最穷的只有10块钱。政府不干预的话，3个馒头分别以100元、90元和80元成交。剩下7个人被饿死。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决定对最穷的7个人进行补贴，凡是买馒头者，1个馒头补贴20元！这样一来，手里有70元的，可以出90元买馒头了；手里有60元的，可以出80元了。但是别忘了，在中国，那最富裕的30%的购买力是不容小瞧的。结果首富出价120元买了第1个馒头，次富者出价110元买了第2个，再次富者出价100元，买了第3个馒头。故事的结局一样悲惨，那7个人还是被饿死了。唯一不同的是，CPI上涨了22%。

这里要问一个愚蠢的问题了：为什么还是有7个人被饿死啊？小学生都可以告诉你：“报告老师，因为一共10个人，但只有3个馒头。”可是我们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好像却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西方经济学讲，医疗服务这种商品是具有正的外部性的，所以政府要对这种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以使其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均衡状态。事实上，西方国家也正是这么做的。前面所举两例，并不是反对政府补贴本身。而是不赞成将政府补贴作为解决百姓看病难的根本出路。实际上，这是一条死胡同。况且，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补贴无疑是来自于纳税人，这种无意义的循环游戏有意义么，如果不考虑循环过程中产生的腐败机会？

当然，这并非是想否定政府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我认为政府自然有责任将一部分财政收入投入在医疗卫生领域。不过，这种投入，应该在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环节。

政府的财政投入，应当用于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建造更多更好的医院、发展更先进的医药设备企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医疗服务人才。什么时候政府可以提供6个馒头了，就等于救活了3个人啊。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了如何提高医疗服务供给的问题。回到自助透析事件，无力支付高昂透析费用的患者，都已经找到了提供透析治疗的廉价（成本降低80%）而可行（4年内无一死亡）的途径，却被一纸泛着官场恶臭的“通知”堵死了。这确实是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

想一下，当政府正发愁如何养活那吃不着馒头就要被饿死的7个人的时候，这些人中一个头脑灵光的小伙自己琢磨出了蒸馒头的方法，虽然工序不标准，蒸出的馒头比政府卖的黄一些，但是所有7个人都有的吃了，活了下来。卫生局一看倒奇怪了，呵，你们这7个人竟然没死？！下去一看，原来自己搞起小作坊来了。这一检查不要紧，发现蒸馒头的面粉有点霉，蒸馒头的人手没洗干净，最后还在作坊里看见了一只苍蝇！这还了得？吃了这样的馒头可能会生病，知道不？这是不符合国家卫生规定的，坚决取缔！7个人赶紧跪下，求求老爷，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我们只想悄悄地活着，尽量不打扰别人”。我们的馒头虽然没政府的正规，没达到国家标准，但我们是自己吃的，只求填饱肚子，不被饿死啊。卫生局可不管这些，对不起，上边有规定，也是为你们负责，要么吃政府的馒头，要么“提供返乡火车票”，回老家等死去吧（别死在首都，多难看啊）！

且不说，国家标准是否真的安全（打着QS标-“质量安全”的奶粉，不也是导致了“活人让尿憋死”的人间惨剧吗？），人们不是总讲“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吗？让活人被政策整死，你们的铁面无私是做给谁看的呢？！

在中国，医疗服务的政府垄断是不争的事实。资源本就稀缺，再加上垄断，医疗卫生领域的肥水全都流进了院长局长处长甚至是医生们的自家田。病人看病除了医疗费用，为什么还不得不给医生送红包？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医德问题，不然所有的病人要是都变得比医生还缺德，医生就反过来给病人送红包了吗？考虑到体系中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之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更令人愤慨的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昧着良心，戴着“人性化”面具，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时不时的放出一些貌似关怀弱势群体，实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为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辩护的言论。还讲什么“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我们所期待的从北大经济学教授嘴里提出的建议，应当是，削弱医药卫生领域的国家垄断，允许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医药卫生服务资源。而不是环顾左右而言及其他的，不痛不痒的补贴问题。增加补贴除了多收税还有什么途径？“这取决于国家对财政的投入力度和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定向”。说一堆废话，要你这学者还有何用？

要说中国医疗资源的稀缺，可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建国初期的医疗条件不会比现在好吧。伟大的毛主席是怎么解决的呢？建立乡镇医疗体系。我的母亲就曾经是这个体系之中的一名光荣的“赤脚医生”。所谓“赤脚医生”，就是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这一群体，虽然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但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大创造。这样成功的案例，现行的医疗体制改革，理应有所借鉴，毕竟医疗资源匮乏仍是基本国情。

回到自助透析的事件，政府最恰当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不要动不动就“取缔”、“禁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然要尊重人生存的权利。自助透析不但应当保留，甚至可以发扬。政府可以为类似自发的医疗服务，提供一些指导，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这样既可以解决穷人看病难的问题，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医疗事故。

记得本科学经济学时，老师讲过一个例子。说一个大学校园，要在一块大的草坪上修条小径，方便学生往返于教学区与生活区之间。为此，请来了美术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咨询最优方案。美术家设计了一个非常美丽而复杂的图案，不过恐怕一进去，就像陷入迷宫一般，很难走出来。数学家详细的考察学生在生活区和教学区的活动规律，建立数学模型以求最优解，但耗时太久迟迟不能提出计划。最后，经济学家来到草坪边，弯腰拔掉了“禁止踩踏”的警示牌。不到一个星期，一条清晰的小径出现在草坪之中。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小故事。我们搞市场经济也搞了30年了，确实学会了不少西方的东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早已成为普通百姓熟悉的字眼。如今经济萧条，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然而，市场经济的精髓，我们似乎领悟的不足，即：相信公民是理性的，废除不必要的政策“禁止牌”、“警示牌”，通过发挥大众的力量解决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