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10日《财经时报》

薛兆丰

朋友，您翻开报纸，拿起书本，打开电视，走进课堂，您看到的每一条信息，听到的每一段音乐，学到的每一点知识，背后都有金钱在支撑。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应该首先就信息的本身作出独立判断，而不是从生产这信息的银码来揣摩。

这是我不同意鄢烈山先生批评张维迎教授的地方。我自己不仅赞同张教授的国企观点，而且佩服他直言不讳，更不认为他讲话“站”错了地方。至于其他人（包括鄢先生），则无论他讲了什么，都大可以从其内容本身作出判断。至于他站在什么场合讲，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我认为鄢烈山本来明白这个道理，他错得并非这么肤浅。他错得深。他是对“公有”二字望文生义、作了一厢情愿的理解；他是没有意识到产权改革的迫切，也没有意识到国企民营化的实际困难，才对张维迎教授的言论产生愤怒、出于道德优越感而作出批评的。

在“全民公有”的体制下，试问谁能真正行使“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又有谁能真正行使“转让权”？哪个公民缺钱看病、缺钱上学，想把“全民公有”中自己占有的一份产权卖掉折现，有可能吗？没可能。这“三权”不落实到个人，从经济学（而不是语文）上看，全民的公有，是大部分人已经没有。

可惜鄢先生未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否则不会误读“公有”二字，不会对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产生那种愤怒。鄢先生更没有看到，从“公有”到“民有”，至今没有一条清晰、便捷、确定、安全的道路可循，所以他也未能体会张维迎提出“善待企业家”的苦心。

在美国，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提议“善待盖茨”或“善待巴菲特”的。为什么？因为盖茨和巴菲特的营商手段有法可依，因为他们的产权体制公私分明，因为他们虽然富可敌国、其财产仍得到牢靠的保障。一句话，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善待。

中国的营商条件远不是这样。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但具体的提法和做法不仅含糊不清，还经常变化，结果形成了一种“公中有私、私中带公、官商混杂”的经济结构，这就是已故的诺奖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勒（G. Stigler）所说的“我们搭上了改革的列车，但还不知道它要开到哪里”的后果。很多具体的事件，实际上都是这种路向不明的格局造成的。

说到眼前的争议，我认为舆论失去了重心。顾雏军被捕了又怎样？他的罪名经过法庭辩论和审判了吗？即使判了又怎样？张维迎是为产权改革的大是大非作判断，而司法部门对顾雏军的指控是关于其公司内部的操作，试问起哄的人当中，谁曾用事实说明或用推理证明过两者有什么关系？学者演讲收费，就证明他们的主张是错的？

在讨论国企改革的争论中，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被耗费在无聊的话题上：哪个经济学家更了解中国，谁跟谁究竟有多熟，谁究竟拿了多少好处，谁有义务说点什么良心话，诸如此类。追究下去，个别问题或许会有答案。可那又怎样？

让我们回到国企改革争论的重点吧，那应该是：现在究竟有没有一条能让官员和企业家朝着产权明晰的彼岸放心通行的高速公路？产权改革要的是这条路，消除腐败要的也是这条路。我当然明白，芸芸众生中有些其实是白猫，有些其实是黑猫，但我没兴趣琢磨那个；对我这个本想从国有资产分一杯羹的普通公民来说，只有帮助建设这条高速公路的才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