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故作高深地先指责国内将utility一词译为“效用”不如“功用”恰当，然后又说效用理论用途不大，可以取缔。但他还是花了大量篇幅来重申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陈词滥调，以便指责福利经济。<br/>       <br/>      张五常首先指出，“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效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翁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1]然后，他借此指责福利经济大有问题。“1950年，萨缪尔森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2]<br/>      按照这一指责，英国当年就不应当废除谷物法。由于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使资本家得以降低工人的工资，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家财富的积累速度，使英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这个谷物法的废除直接损害了地主贵族的利益，在削弱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其政治实力。而为了争取废除谷物法，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用类似今天西方经济学家“把蛋糕做大”说法的“大圆面包”来诱骗工人阶级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地主阶级[3]。<br/>      要是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那么，经济学童话高手曼昆所谓的“在赢家收益超过了输家损失的意义上说，贸易使一国的经济福利增加了”[4]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难道萨缪尔森会因此反对国际贸易吗？显然不会，那么他和张五常所反对的又是什么呢？<br/>      张五常强调，“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效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效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5]那么，他本人又从何处得出“一个大富翁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的结论呢？难道他有上帝之能，能知大富翁和街头乞丐之乐？即便在他的一生中既做过大富翁，又做过街头乞丐，他也只能比较他自己在不同境况下的心态，而不能知其他大富翁和街头乞丐之乐。那么，他又如何能够追随萨缪尔森指责福利经济呢？<br/>      他自称读过《资本论》，但是他写道，“1915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1952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效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效用的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6]<br/>      要知道，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7]而《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这位俄国学者还没有出生呢！<br/>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根据事实指出，富人的一元钱的确要比穷人的一元钱更有价值。“一个塔勒[8]对于工人和一个塔勒对于企业主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贵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的一个塔勒能买到的商品，不像企业主的一个塔勒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9]<br/>      至于张五常提到的斯蒂格勒的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至众多高手在效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10]则表明斯蒂格勒和张五常尚不明白经济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意义。<br/>      经济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替他们的资本家雇主宣讲一大套冗长无味的虚伪的遁词和空话来愚弄人们[11]。因此，“一个大富翁的人对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已经是经济学者能够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成就了。而对于这一成就，他们也只能“一致同意”。<br/>      其实，无需所谓的效用指数，我们也能考察一元钱是对富人更重要，还是对穷人更重要。反而所谓的效用指数或者张五常所谓的效用的基数量度或序数量度，都与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的宗教问题一样，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12]。<br/>      考察的办法很简单，读者可以向正在散步的大富翁与街头乞丐提出为你擦皮鞋可得一元硬币的请求。如果街头乞丐赚了这一元钱，而大富翁没有，就可以说明这一元钱对于街头乞丐要远比对大富翁重要得多。<br/>      曼昆在谈到人体器官市场是否应该存在时说，“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允许人体器官自由市场的存在会产生巨大的利益。人生来就有两个肾，但他们通常只需要一个。同时少数人没有一个功能正常的肾，因而饱受疾病折磨。……每年有6000左右的美国人由于找不到肾而死去。如果允许这些需要一个肾的人向那些有两个健康肾的人买一个，价格就会使供求平衡。卖者口袋里的钱多了，生活状况可以变好。买者有了挽救自己生命所需要的器官，状况也会变好。肾的短缺就消失了。这种市场将引起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种计划的批评者担心公正问题。他们认为，人体器官市场以损害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有利于富人，因为器官会配置给那些最愿意而又支付得起的人。然而，你也可以怀疑现代制度的公正性。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带着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额外器官在行走，而我们的一些同胞眼巴巴地等着一个器官。这又公正吗？”[13]<br/>      但是，正如曼昆提到的批评者所指出的，自由市场并不能使肾的短缺消失，而只不过使肾的短缺对富人来说消失。当然，对他们的雇主——富人来说不存在的东西，对经济学家同样不存在。<br/>      既然曼昆认为，额外器官是人们并不真正需要的，而经济学者又认为，一元钱对于大富翁非常重要，那么，解决曼昆所提出来的公正问题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让富人们捐出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多余的一个肾，换取对他们重要得多的一元钱。这样一来，贫困的需要肾的同胞也能得到肾了，肾的短缺将彻底消失。多么公正的一个结果啊。<br/>      但是，富人的代言人曼昆会接受吗？<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