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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两人的演讲结束后，他们共同接受了主持人的提问，以及现场观众通过主持人传达的提问。以下为经我们编辑后的问答概录：
主持人：两位对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中国的GDP应该比2010年翻一倍。那么，在下一个30年中，我们要做什么？你们如何展望“十三五”以及其后的30年？
沃尔夫：是的，我们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观点不同，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也是不幸的，因为我们的观点太一致了。但在一定的程度上，我的好朋友余永定纠正了我一点。我并不质疑中国克服挑战的能力，因为过去中国就克服了很多的挑战，相信未来也可以如此。
中国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中国增长也会不断放缓，趋向于发达国家的增速。基于中国的目标，中国目前还是会继续进行投资，比如保持占GDP的45%这样比例的投资，比发达国家高2-3倍。但最终在变得更富有后，中国需要达到某种稳定的状态，到时增长可能不需要那么快，也许只有1%，那时的体验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产生很大的变化。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日本过去25年的情况为什么这么糟糕，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调整自己之前的高投资的模式。日本的投资曾比美国还要高，但它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慢，非常令人悲观。我觉得日本处于一种长期的失衡状况。我对于中国的长期目标没有任何特定的想法，这是中国人自己决定的，我不知道中国人对于以后的人均GDP只能有美国的一半是否满意，如果想要更好，就必须对过度依赖投资的情况做一些改变。余教授说的其他方面我都赞同。
余永定：我补充一下。如果中国设定了较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因为中国的资本产出率在不断的提升，现在的效率比较低，所以中国的投资占比应该更高一些。刚才沃尔夫的假设是会出现一个非常稳定的资本产出率，但我的观点，如果中国的改革失败，这样的资本产出率会不断的上升。如果我们设定一个很高的比例，你必须要保证这样一个很高的投资占比。我觉得中国不应该这样，我也同意你的观点，投资占比应降低到35%-40%，但这样我们就要降低GDP增长速度了。我想强调，我们不能急剧地降低投资。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必须要花长期的时间，也许是花十年、二十年，逐步做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不断的提升消费和其他的一些要素。
沃尔夫：我很感兴趣，对于潜在的风险，ZF应该做出怎样的响应。在过去，ZF喜欢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加大ZF投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个西方式的观点，这是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吗？因为中国也可以加大公共消费方面的投资，比如对环境进行整顿，对医疗和教育加大投入，也可以进一步改善社保、养老金。换言之，ZF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大对消费方面的刺激。在我看来，面对中国现在所处的情况，ZF好像并没有做好准备，采取快速响应的措施。我的第二个建议是，除了投资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措施，因为现在投资已经够多了。在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并不是必要的，比如中国现在国际机场的数量太多了，数量超过了其他各国的总和。我觉得未来不要再建这种国际机场了。
主持人：余永定教授最近发表了一些文章，接受了一些采访。不知道我的解读正确不正确，但我觉得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在需要更激进的扩张式的财政政策，或者说，你好像建议加大投资。那么，你提出的这种新的扩张性的做法，和2008年ZF的做法有何区别？
余永定：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同样的观点。实际上在2008和2009年，我曾写文章批评当时的那种做法，我认为增长放缓后，质量更高。我认为ZF应该进一步关注效率，而不应该直接就用这种刺激性的一揽子政策，这会造成长期的问题。
不过现在，ZF面临较大的危机，增速大幅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要不然在未来的恢复就需要很长时间。现在的问题是ZF做的幅度太大、太快，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让地方ZF没有发挥起自己应该承担起的责任。中国ZF没有充分使用财政方面的工具，而是过度使用了信贷方面的工具，这是不对的。中国目前存在未来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的可能性，这可能带来触底风险，在这种时候你肯定要采取行动。目前房地产投资大量减少，极大地影响了GDP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采取行动。
举个例子，北京的地铁系统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非常落后了。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我在政协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建议北京地铁系统重建，因为现在的风险系数比较高，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在有些站点你要走很长的路，而那里的过道非常狭窄，这是有风险的。现在水泥价格比较低，钢铁价格也不高，我们为什么不考虑对地铁系统进行重建呢？可以做的事很多，因为这种做法并不影响到我们的效率。就算这些措施在短期不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但它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我认为ZF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一方面可以进一步防止增长下行，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但我也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面对的问题，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给ZF一些缓冲空间。但现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而且我们也要充分调动财政手段，比如发行国债，而不是一味地让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放贷，这就是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赞同这个观点。
主持人：您在政策倡议中还有一项是主张ZF减税？据您所知，决策层对此反响如何？
余永定：我只代表个人。我不知道ZF的想法是什么，但我觉得有一些趋势值得我们注意。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面对的是一种民粹主义威胁，因为现在工资上涨太快了，超过了劳动力效率的增长速度。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说的这种扩张式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ZF开支，当然对于减税也有一定的措施。像在美国有一些政策在我看来是不成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我们是可以减税，对于富人可以有更多的税种，比如借鉴英国的一些做法。一些富人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什么说现在民粹主义有所上升，就是因为现在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多年以来创造出来的财富和繁荣没有在大众当中被充分分享。所以，现在有必要重新对这个财富进行一定的调整，不然我们面对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主持人：您是否会以中国高铁的成功作为一个ZF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例子？五六年前，人们曾认为作为4万亿计划一部分的高铁是浪费，完全没有必要，但现在多数人都持褒奖态度，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余永定：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当时我就认为高铁是没有什么用，这么贵谁会坐高铁。现在看来显然我是错了，因为现在农民工也在坐高铁。所以，虽然4万亿一揽子计划造成了很多问题，但还是有其有效的一些方面。
沃尔夫：我觉得这比房地产投资更加有效，我非常惊叹于这个规模。不管怎么说，中国的高铁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是相对其他国家做得卓有成效的一个领域，这是中国应该抓住的优势。所以，对此我并不担心。
说到减税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我的印象是中国的税制系统不完善，并没有覆盖很多人，也有一定的随意性，造福到的人比较有限，所以，为改善税制而花费精力更加有效。所以，我比较赞同余永定说到的财富分配问题，我比较希望ZF加大在社会领域的投入。如果中国真的希望避免西方遭遇的零利率陷阱的话，就一定要有相应的计划，在公有和私营部门加大开支。鉴于中国目前储蓄率这么高，陷入零利率陷阱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主持人：接下来是来自观众的问题。中国是否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沃尔夫：我个人在这方面没有做太多的研究，所以我主要听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我并不完全确定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因为这个概念有时是基于经验的。不过，平稳地从低收入转型为高收入国家，这样的例子比较少，在二战之后只有韩国一例，这是真实的情况。
中国是否能够完成这种改变？对此我的观点，是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疆域、企业家的创造力等都是优势，中国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优势，这些令人乐观。但令人产生悲观心理的是，中国的经济效率比较低，必须要进行大量投资才能维持高增长，如果增长率降低，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会恶化，在投资不断下降后，需求也会下降，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认为中国跨越这个陷阱的机会确实存在，但需要进行政策改革，提高效率，同时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性，确保增长率，而这些都是有挑战性的。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问沃尔夫。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国家的范例，显示它们成功解决了中国目前面临的高负债问题？另外，中国地方债目前很严重，现在还未解决，你能否提出一些建议帮助中国克服这个问题？
沃尔夫：我不知道具体的债务比例，但我知道就负债率而言，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和中国相当，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杠杆率比多数西方国家高得多。日本的情况表明，高负债的企业很危险，需要不断应对债务支付压力而不能投资，从而陷入停滞。中国需要避免这种情况。不过中国的地方债问题有其独特之处。根据我的理解，从技术上讲，地方债虽然是地方ZF欠下的，但也是ZF债务，而中国ZF整体上是有支付能力的。我认为中国ZF目前的负债水平不至于造成债务危机，不过中国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十年里不使债务积累到不可持续的程度，那样的话问题就会麻烦的多。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问余教授，如果目前的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去，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余永定：我觉得这可能让中国的问题恶化，因为中国企业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这会加重债务方面的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危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鼓励大家进一步创新，提高效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中国增长率维持在7%，而且到2020年企业债务保持在GDP的200%以内。我们一定要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来避免可能的危机。
（注：根据马丁·沃尔夫和余永定现场发言整理。文章仅代表发言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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