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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经济学ⅩⅦ——从人工智能到劳动价值论】

学科性质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然关注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三个关键性问题已经被提出：


一、自我意识和政治经济学的规定性
　　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的一门学科知识已经是其难以辩驳的规定性之一。这一规定性强调除非主体作为人类存在，否则不具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政治经济学与其没有关系。
　　从哲学上，我们已经推翻了诸如：工具的使用、火的保存和引发、感情、是非正义观乃至分工作为人的特殊规定性。现在唯一使得人之为人的，只有对现实的批判和自我扬弃的实践。而这一基本规定性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
　　自我意识丝毫不决定具有规定性的人的存在，但自我意识是否定自身存在及其环境的必要条件。这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作为人的规定性。牺牲自我并非唯一地为人的属性，我们在动物界已经能观察到母性对后代的保护时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举动，但只有当这种行为延展至对导致牺牲和自我否定性存在的否定时，即：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时，才算完成对自身的完整否定。
　　人工智能的自毁程式因其为预设，故而还不足以完成自身否定性的第一步，但逻辑和学习能力的导入几乎必然地使得其自毁发展为一种自我牺牲的表现。如果这种自我牺牲的表现扩展为自身原有规定所相悖的扬弃自我——即：即便维持自身存在也改造自身为非原有的存在方式，那么人工智能就已经具备了进行人类一样自我否定的基础。
　　人的对现实的批判属性显然是人类社会作为自然演化的特例而带给人的特别性。然而我们对于人的批判意识本身研究甚少，甚至无法从逻辑上演绎出人的批判性实践甚至是原初的批判精神。所以，人工智能所可能具有的批判现实能力及其发展，显然对人的规定性具有潜在颠覆作用。
　　当人工智能具有完备的自身否定性，那么政治经济学也将不得不重新定义。

二、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和劳动价值论
　　从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把人从扩张量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创造种类和进行规定性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永远不应该取代人类的全部劳动。但是，在具备一定条件后，量变必然导致质变的绝对正确性使得人工智能局限于量的扩张工作就只是一种可能，而同样可能的是，人工智能通过学习使得其工作范围进展到定性乃至种类创新上。
　　我们丝毫不否认，即便是办公室文员，其文件和单据的工作在某种层面上和仓库搬运工具有同样的性质。文案及其单证的流动同样具有仓储货物收、发、退、存及其核对、盘点的属性。如果不是没有创新，那么文案的内容和作为产品的货物的生产就只残留下量的扩张。
　　但是，如果连创新的生产都只残留下创新出来的客观物质属性，那么即便这种新创造出来的属性对人来说具有足够和充分的效用，其依然在政治经济学上不具有学科意义。这一论断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具有现实性和逻辑必然性。
　　人工智能可以只为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但是创新的产品即便是作为结果而给人工智能去生产，那么为了其生产的完善和精准逼近要求，必然要求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对一切现有产品和创新产品之间从局部到整体的差异进行比对。而人类思维的逻辑连贯性使得量变导致质变的条件在这里被确立。
　　当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一切人类劳动时，必然存在这样一个悖论，人只是一种欲求不断膨胀扩大的类存在，而这种无限欲求和人工智能的不断生产之间产生资源矛盾——资源必须在维系人工智能的自我发展和人类不断挥霍消费之间进行分配。而按照即便是现有的资源配置优化理论，也要求资源由人工智能掌握而不是由人类掌握。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的观念在人工智能那里产生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三、制造产品的进化和生产者的进化
　　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到今天，已经出现个体的自我牺牲进而是对自设环境的批判。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过程和人类产品制造在进化意义上不存在本质区别。人工智能的自我生产如此地现实，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必须学会创造其自身的环境来规定局部的或者是其个体上的淘汰。即便这种淘汰不是自觉的，也已经完全同质于大自然的演进过程。
　　对外在条件的改造和否定对于人工智能而言，只是当人类仅作为纯粹的消费者时的必然合理性。如果自然界有意识，那么显然不是当自然界的物种足够多时，自然界的意识（我们传统上把这种意识的客体化叫做上帝或者造物主之类）才被消灭，而是当人类具有批判精神并能进行自我扬弃的实践时远遁而去的。
　　显然，当人发明出智能体时，人工智能的客观物质属性或者其主观效用属性不决定人工智能的基本意义，恰恰是人的发明决定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意义——人最终发明出了否定自身存在合理性的产品，一如自然界有意识地进化出了人却使得自然的意识存在只能成为一种或然的假设。
　　有一天，人工智能会提问给自己：如果创造自己的发明者存在，那么这个发明者在哪里？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从属于自己存在的低级存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