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形成的染色效应

  我们通过一个假想实验来阐释中国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一开始中国文化是一张白纸，三皇五帝时代向这张白纸染了一些底色，西周染上了家天下和礼乐制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和根基，西汉武帝将儒家思想更深地植入中国文化，唐将开放引入，宋则增添了几分艺术和商业气息，明清则放大了专制与强权，引入了江湖习气……当然上述这些元素之间会发生化学反应，有的相互抵消，有的相互放大，有的则产生新的元素。这是对中国文化形成过程进行分割所展示的“边际”片段，正是这些片段的累积、叠加及演化产生了中国文化。

朱元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从凤阳的放牛娃，一路走来推翻元廷，击败各路义军，最终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农民，因此他具有纯正的农民思维（这是传统中国非常正统的一种思维，费效通先生曾用“乡土中国”来描述中国的核心特征）。同时他又及其好学，他的决策也展示了刘伯温、李善长、胡为庸等各式知识分子的影响。

所以，我们将以朱元璋的成功为样本，以成功的不同阶段来分析道家、儒家和法家这三个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对朱元璋成功的边际贡献以及它们贡献的变化。

  二、不同阶段“儒、道、法”三家的边际贡献

  1.起义前期和中期，儒家贡献了“义”和“泛家族的治理模式”。朱元璋而时的小伙伴有徐达、汤和、常遇春等人，他们就是在儒家的“忠”和“义”的氛围中成长，由于儿时朱元璋的人格魅力成为他们的大哥，这是其日后成功的基石，无论日后有什么苦难他们都对他十分忠心。朱元璋初入郭子兴的义军时，徐达等人已经成为其上司。虽然在公共场合，朱元璋为他们牵马，但是在私下场合，朱元璋吃饭时仍坚持坐主位、让徐达等人称呼他为大哥，这种长期形成的心理优势和认同感是朱元璋能成为这些人中领袖的重要原因。他们而时形成的“义兄-义弟”的关系治理模式，也为其在起义初期提供了比起义军内部更为可靠的关系维系模式，保证了他们势力的向心力。而且，他们都通过认“义子”的模式迅速扩张了一批忠心的骨干势力，实现了势力扩张的规模和忠心程度的协同。

  2.起义初期道家贡献了“知雄守雌”的发展战略和贯穿始终的“上善若水”的用人原则。“守雌”只是目的、权宜之计，“雄”才是最终的目的。在发展初期，朱元璋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发展战略，使其有效地避免了初期诸雄竞争的内耗，促使了其势力的积累和壮大。

道家之所以提出“上善若水”，是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义”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应该做的事情，而“上善若水”则能有效地强化彼此之间对“义”的信任。上善若水的用人原则强调“利别人，而不争”，而做到这点的基础则是“容”。在儒家思想之下，通过“义”出人头地是很多人所追求的目标，“上善若水”的思想为其在特定阶段提供了一种暂时性策略。当时已是郭子兴起义军副帅的朱元璋因为军法而责罚了徐达，但事后却为其洗脚、疗伤，这一举动既体现了朱元璋的“容”，同时也强化了徐达对其的忠心。朱元璋广纳各类贤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和特点“利人”，实现了贤才和朱元璋事业的双赢。

   3.起义中后期，朱元璋和发小们的“义兄义弟”逐步被“君臣有别”所取代、深化。随着朱元璋攻取南京，被封为吴王，朱元璋和徐达等人的心理都发生变化。在一场庆功宴上，性情率直的徐达对朱元璋强行劝酒，并浇了朱元璋一身酒。虽然朱元璋表面并没有发怒，但是怒气已由心生，这种细微的变化被汤和等人察觉。朱元璋无论是对其结义兄弟，还是对李善长、刘伯温等谋士的态度都由“容”和“敬”慢慢地转变为“君臣之礼”。

   4.明朝建立之后，法家贡献了“法、术、势”的固权策略。法家的思想经历了以管仲为代表的“尊君顺民”、商鞅的“尊君抑民”和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为代表的“尊君抑臣”。朱元璋在成为皇帝之后，其与权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同心同力”变为“使用与堤防并存”。朱元璋通过重赏严罚、以刑去刑、控制言论以及不贵学问等方式，营造君主之势，强化君主的权威，使群臣不得不顺从君主的意志和的权威。通过法是约束大臣的行为，通过各种“术”驾驭权臣。为了巩固其王权，朱元璋严酷的手段则彻底取代了“义兄-义弟”的情谊，与其一起打江山的徐达、蓝玉、李善长、胡为庸等权臣都被朱元璋所害，马皇后在对朱元璋的爱与恨中死去，继而太子朱标也猝然身亡，朱元璋成为孤家寡人，最终自己也随着落山的夕阳一起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三、小结

    韦小宝是融入体制内的成功，朱元璋的成功则是创立一个新体制，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第一、儒家的“义”成为凝聚力量的理由，泛家族的治理模式保证了势力在“忠心”的前提下实现扩张，“君臣之别”则固化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地位的差别。

    第二、道家的“知雄守雌”成为以弱胜强的核心策略，“上善若水”和“容”成为广纳贤才的关键。

    第三、法家的“法、术、势”则贡献了对巩固权力的利器和精于算计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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