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导读

    《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是一本经典的、通熟易懂、理论联系实例分析的论述汇率政策的书籍。书籍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A. 弗里登所著，他专长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政治学，本书是其多年的研究成果，对于读者理解汇率政治有非常好的引导作用。下图为《货币政治》的结构图。那么面对人民币升值，出口额骤降，企业倒闭，失业增加，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作者首先论述了汇率政治的重要性，他说：“汇率政策可能是ZF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所以汇率对于一个国家才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投资和收购。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人的银行、超市，甚至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纽约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大楼都成为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然而，当日本人目空一切，认为自己是“世界之王”时，一场危机正在酝酿当中。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ZF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为“失落的十年”。
然后作者在理论上论述了汇率二维度，三元悖论，汇率政策的偏好因素和汇率政策的支持者，这些不同汇率政策的支持者均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影响着ZF汇率政策，寻求ZF制定最有利于自身的汇率政策，从而形成了汇率政治。最后作者通过分析分析美国，欧洲，非洲这些年的汇率政策来证明这些不同汇率支持者在汇率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
汇率具有二维度，包括制度和水平。制度指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二水平值本币升值和贬值。固定汇率不存在升值和贬值之说，而各国贸易的生产商偏好货币贬值，以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很少有ZF偏好本币升值。所以就有固定汇率和本币贬值两种主要的汇率政策。金本位，固定汇率，美元化和欧元化都属于固定汇率政策，因为固定汇率稳定，可以降低其国际活动相关的货币风险。
    汇率政策存在着三元悖论，或者称“邪恶三位一体”，即金融一体化，固定汇率和汇率政策的独立性不能同时实现，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作者写到：“这意味着对于一个金融开放的经济体，ZF必须在固定汇率和汇率政策的独立性之间做出选择。这一观点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核心，该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用于调整国际收支平衡。当各国金融一体化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利率是由世界利率给定的。如果汇率是固定的，货币扩张（或收缩）没有效果，因为其影响被反方向的资金流出（或流入）抵消了。”在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固定汇率和独立的汇率政策不能共存。为了可以实现固定汇率和独立的汇率政策，有些ZF选择限制资本流动，即不实现金融一体化。
    汇率政策的偏好因素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国际风险敞口，可贸易性和传递效应。作者分别论述了这三种因素对不同群体的汇率偏好的影响。重视汇率风险的经济主体偏好固定汇率。作者写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视汇率风险的经济主体更支持固定汇率，而那些认为汇率风险相对较小的经济主体则偏好浮动汇率。……因此，面临长期汇率风险敞口的企业会关注汇率的稳定性。显然，这些企业主要是使用以外币计价的长期合同的进出口商，以及长期进行外币投资的投资商。”以进口石油为例，假设每桶石油为50美元，计价采用美元（外币）方式，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1贬值到7:1，由于以美元计价，则每桶石油的价格增加了(7-6)*50=50元，企业成本增加了50元。作者总结了国际风险敞口对经济主体对汇率政策的偏好，他写到：“企业参与跨国贸易和投资的规模越大，就越支持固定汇率制度；企业参与大量国际贸易和投资，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将伴随着下述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其对以外币计价的隐性或显性的长期合同的依赖度；其投资期限的长度”。
    在可贸易性因素的分析中，作者将商品分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并且从产品的产出和投入来分析汇率的影响。当货币贬值时，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降低，提高了商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而如果是进口产品时，货币贬值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企业的购买能力。那么出口商为什么偏好汇率贬值呢？因为货币贬值降低了以外币衡量的价格，增加了销售量，进而可以换回更多的本币。假设一个企业出口服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6:1。服装的价格是60元每件，即10美元每件，每年销售10000件，销售额为60元/件*1万件=60万元。当人民币贬值为7:1时，每件衣服为60/7=8.57美元，由于以美元衡量的衣服价格下降，导致购买量上升，假设购买量上升到1.2万件，则销售额为60元/件*1.2万件=72万元，销售额增加了12万。如果销售量没有增加，那么汇率贬值后的销售额不变。比如假设美国并不生产衣服，他的衣服从中国和印度进口，而中国汇率和印度汇率相对美元贬值，则中国的服装和竞争对手印度的服装相对价格不变，以本币衡量的销售额不变。在中国和印度均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衣服。汇率变化会带来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导致支出减少；替代效应导致支出转移。作者总结了可贸易性对企业的影响，他写道：“贸易品在产出中的比例越大，企业越支持低估的汇率（贬值幅度更大）；非贸易品和服务在投入中的比例越大，企业越支持低估的汇率（贬值幅度更大）”。
    在传递效应因素的分析中，作者分析了传递效应导致经济主体对汇率政策的偏好。汇率的传递效应是指汇率波动在多大程度上传递给了国内价格。由于汇率的传递效应在不同商品和产业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导致不同的经济主体对于汇率的波动反应程度不同。作者写到：“有些商品的价格会直接并立即将汇率被动消化，而另外一些商品则慢慢消化。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初级产品或简单制成品——小麦、咖啡、铁矿石、粗钢或服装的本地价格基本上是其市场价格乘以汇率；汇率的任何变化都反映在当地的价格上。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复杂的差异化产品——通信设备、机床或者飞机的本地价格反映了制造商和营销商复杂的定价决策，因此对汇率的波动反应缓慢。……在集中度高的部门，其产品通常是高度差异化的，传递效应低；竞争性强的部门通常有更多标准化的产品，传递效应较高。”以中国和德国为例，中国的产品相对于德国产品，复杂程度低，替代性高。所以如果中国汇率和德国汇率同时相对于美元升值，中国进出口行业的汇率传递程度会高于德国，受到的影响也会大于德国。本币升值，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少，被替代性增加，销售额降低，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然后部分工人失业。而传递性较低的国家或行业，销售额降低较少，对企业正常运行影响较小。这对我们的启示是，高度差异化的产品，即替代性越小的产品，抵抗汇率波动的能力越强，企业运营越稳定。作者总结经济主体在传递效应上对汇率政策的偏好，他写到：“可以认为企业不完全传递效应的程度越高：其对固定汇率就越支持；其对汇率水平的偏好就越弱。”
    通过对国际风险敞口、可贸易性和传递效应三种汇率政策偏好因素的分析，作者总结出ZF主要有两种汇率政策，分别为固定汇率和本币贬值。固定汇率的优点是稳定和货币风险小。固定汇率的支持者包括国际投资者、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专业化制成品的出口商和净外币负债的经济主体。货币贬值的有点是汇率政策灵活，出口竞争力增加。货币贬值的支持者是贸易品生产商，特别是进口竞争部门以及简单商品和制成品的生产商。
    由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固定汇率和货币贬值的支持不同，导致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对抗，从而形成了总多力量博弈的汇率政策，而汇率政策又影响了多少国家，企业和人民的繁荣与衰落，它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发展前景，所以作者说：“汇率政策可能是ZF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
    作者在实证分析中，分析了5个重要的汇率例子，来证明不同偏好的经济主体如何影响汇率政策的制定，而不同的汇率政策对这个国家又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例子包括：美国：从美元到金本位（1862～1879年），美国：银本位对金本位的威胁（1880～1896年），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欧元以及未来，拉丁美洲的汇率政策（1970～2010年），拉美货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正确的汇率政策使国家走向繁荣，而错误的汇率政策使国家衰落，人民甚至于要面对饥饿与死亡。

中国汇率对美元升值，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巨大。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人民币的升值，导致中国产品以美元计的价格提高，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减少了商品的销售量，进而降低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从而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工资和就业。

    以服装出口行业为例，假设中国出口一件衣服价格是7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7:1，在美国售价为10美元，年销售30亿件，销售额为2100亿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6.5:1后，在美国售价为70/6.5=10.77美元，售价上涨(10.77-10)/10*100%=7.7%。价格上涨，导致需求量下降，假设销售量下降到28亿件，则销售额为1960亿人民币，销售额下降140亿人民币。

或者采取降价销售的方法，保证以美元衡量的售价不变，售价还是10美元，销售量还是30亿件。但是销售额变为10*6.5*30亿=1950亿。30亿件的成本没有改变，销售额降低150亿，则利润降低150亿。企业的利润下降，直接导致失业增加，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搜狐网写到“中国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倒闭潮 1.7亿人提前回家过年”，可见货币升值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有多么的强烈，汇率政策影响到每一个人。

    按照对传统行业平均只有5%利润的估计，汇率每升值1%，都会对出口纺织企业的巨大产生巨大影响，每一点升值都是在蚕食企业的生命线。

    那么，根据国际风险敞口、可贸易性和传递效应三种汇率政策偏好因素的分析，如何调整来应对汇率升值呢？

首先，汇率升值本身并不是任何ZF希望看到的汇率结果，ZF主要偏好固定汇率或者本币贬值。所以应该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手段使货币不升值或者尽可能缓慢的升值。因为每升值1%，都会给国内出口带来巨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人民的就业和国家的发展。

    第二，货币升值会增加国际风险敞口。假设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美元计价，并且是延后付款。如果出口时的出口金额是100亿美元，汇率为7:1，相当于700亿人民币；客户付款时的汇率是6.5:1，那么换回的人民币为650亿人民币，由于汇率升值而损失50亿人民币。而延期支付的周期越长，国际风险敞口越大，所以应该尽量降低汇率升值。对于企业不能左右汇率，可以通过多种货币组合方式，减少付款周期来减少国际风险敞口。

    第三，货币升值会减少出口可贸易性商品的交易数量。货币升值，导致出口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提高，销售量减少。货币升值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导致进口商品相对价格降低，进口数量提高。如果出口需求大于进口需求，那么货币升值带来的危害大于益处。中国是世界工厂，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是投资和消费。在出口额降低的情况下，应该增加投资和消费来弥补出口下降的不利的影响。比如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增加国内消费总额，来拉动经济发展。

     第四，货币升值，传递效应越完全的商品，所受到的冲击越大。越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商品的传递效应越不完全，所受汇率冲击越小；越标准化和简单的商品传递效应越完全，所受汇率冲击越大。德国为什么可以在货币升值中保证国家的竞争力呢，德国的模式是什么呢？德国的产品专业化和差异化程度高，传递效益不完全，货币升值对其出口影响很小；而货币升值增加了德国本币的购买量，可以使其进口的原材料成本降低。德国货币升值，出口额影响很小，而进口成本大幅降低，导致德国企业在升值中利润升高。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商品就是汇率波动的缓冲剂，专业化和差异化程度越高，商品所受汇率波动影响越小。所以中国应该增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商品，减少在初级商品上的价格竞争。

作者：高广宇，摘自《可以量化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