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比之主观效用论，它直观实在朴素，易于接受。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这里的增值应该发生在资本家的生产环节，也就是劳动过程中，即所谓剩余价值，否则就是不等价交换，不会持久。

    这个推理存在着重大误导。

    根据马克思的“G-W-G"”,这里的G为资本，也就是货币，这个公式的本意是为了说明货币的增值。

    该公式实际是不完整的，应为G-W-W"-G"。

    其中，从G-W，即以货币购买劳动力、原材料、设备的方式，将货币转换为实物。

W-W"为通过生产过程，实现劳动增值，即剩余价值，然而，这里的增值只是实物增值，也就是新宏观主义的实物利润。

    从W"-G"是马克思讲的流通领域的交换，他认为这样的交换才是等价的，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等价可持续交换推理是想当然的，因为它把微观与宏观等同了。事实上，微观个体能够实现的交换，或价值实现，也就是新宏观主义的货币利润，宏观整体是不一定的，这要取决于市场需求是否增加。

    如果市场需求没有增加，那么，宏观整体的货币利润是无法实现的，在货币层面上，只是一个零和游戏，即实物利润无法实现货币利润，实际表现为产能过剩，库存激增。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G"并非单纯的货币，而是最终需求，当前为消费需求。

    最终需求按其来源不同，分为两大类，以下分别讨论。

    一、该需求如果来自收入，那么就是可持续的，系统是稳定的。

    二、如果来自借贷，就是所谓的刺激，它生成的是泡沫，当然是不稳定的。

    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初期，分工与交换尚不发达，对货币的需求量不大，因此，金银货币可以满足要求，而金银货币是一般生产者与金银采掘业交换所得，没有给系统带来债务。在该阶段，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用，存货即为财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同为最终需求，不会过剩，即系统能够均衡。非均衡主要因为产业比例失调，但它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的，萨伊定律此刻是成立的。

    但是，在商品经济发达阶段，对货币的需求大增，金银货币不足以支持，于是央行出现了，它统一借贷现代纸币，解决了货币数量约束，却带来了货币性质约束，即货币的债务性，它使整个经济必须还本付息，即央行创造了基础债务。货币性质的转变导致了投资需求由最终需求退化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仅为消费需求，但由于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是投资需求的一部分，因此，它不可能为最初的投资需求带来利润，由于中间产业的利润与消费储蓄的存在，为了保持原有生产规模或流量水平，必须使投资=储蓄，它是通过商业银行借贷实现的间接投资，即商行的衍生债务，结果导致债务的累积，并最终使经济不堪重负，利润空间消失，而此刻即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QE，也无济于事了，于是零利率、负利率都无法排解流动性陷阱，只有周期性地废除债务，这就是债务推动的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实体经济需要的不是借贷货币，而是最终需求。

    因此，仅有消费需求是不足的，它需要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加以价值补偿。

    所以，所谓转型结构性改革，期望经济转变为消费拉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是即使全部消费，或者说零储蓄，不过是简单再生产，经济零增长。

    同样，当前中国的顶级经济学家如李扬、吴晓灵等以及供给侧管理将经济周期归结于技术，期望新的技术革命将周期一扫而光，这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技术属于实物，它解决的是产出效率，无助于改善宏观效益，而且会加重加快债务危机。事实上技术革命早就存在，但它缺乏实施的条件——低物价、低债务、高利润。而刘鹤的两次世纪大危机的启示已经证明：技术革命恰恰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马克思本人有这种困惑，在其着名论断得以证实：“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资本论》第一卷188～189页）看起来令人费解，好像自相矛盾，实际上，“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实质就是实物利润，“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指的是货币利润，“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说的是既需要实物利润，也需要货币利润。

    马克思的价值与效率成反比的论断实质是假设价值总量不变，因此，出现效率越高，效益越低的悖论，事实上，新宏观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必须要求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即有了实物利润或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高，那么利润空间必须相应增长，这样货币才能激励技术创新，而非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价值论的影响巨大，不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且也是重农主义、供给主义的基石，而后者则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前提。微观经济学信奉均衡，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是假设充分就业均衡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理论自然是非彻底的，因此它把经济危机归因心理性冲动、消费倾向递减等牵强附会的理由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一旦方向出现偏差，那么误导性造成的损失也必然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