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恒等式收入等于支出是其理论基石,由它推出了储蓄等于投资,进而实现均衡。
问题在于储蓄如何转变为投资的?
如果是直接投资,那么就是将储蓄转为储备实物,在货币存量一定的条件下,物价越来越低,发生通缩,库存贬值。葛朗台、泼留希金这些著名的吝啬鬼就是典型的储物狂,他们收集一切,这或许源于传统的老习惯、交换信息匮乏、以及对占有物质财富的偏执,结果是垃圾满地,废物堆积如山。
如果拒绝投资而去窖藏货币,能否导致流动性陷阱?
萨伊定律表明:在一个完备的市场中,行业过剩不会长期存在。因此,所谓行业比例失调论、有效供给论、结构性改革论无效。
在自然经济时期,货币主要是金银,它们是可以生产的,通过买卖满足其他行业的要求,即内生的。但通货紧缩时,意味着金银行业供给不足,这势必激发淘金热潮,美洲金银的发现,鸦片战争对亚洲白银的掠夺验证了该点,该行为将促使物价趋于平稳。另外,那些精明的储物狂——葛朗台会及时增加库存,抛出货币,平抑高涨的币值。因此不会发生严重的流动性紧缩。
如果间接投资,就是借贷他人呢?
在自然经济时代,信息不畅,信用评价成本高昂,银行业不发达,借贷并不普遍,这反而不会发生系统性的债务危机。
由上可见,系统要达成均衡,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交换与分工不发达,技术进步缓慢,货币内生,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能够动态匹配,投资需求为最终需求。
显然,自然经济对上述条件非常契合,因此,该时期经济均衡的可能性大增,周期性危机可能性几乎没有。
在那个时代,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本决定论、重农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强调供给,认为行业过剩可以解决,否定全面过剩,坚持古典均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发展,技术的飞速进步,它们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批评与反对。
奥地利学派开始重视需求,但却是以主观效用与边际革命的面目出现的,这种需求联系必然是牵强的。
马歇尔调和了古典供给与效用需求,发展出了局部均衡,然而,供给定理与需求定理却存在严重的假设矛盾:即两者的其他条件不变实际上是相反的——供给定理是总需求变化,需求定理是总需求不变。
瓦尔拉斯以数学方程式的形式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力图论证全面过剩不可能,然而,该模型的潜在假设是货币中性与零增长。
席卷世界的1929年大萧条击碎了这种均衡幻想。
凯恩斯首次将需求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即收入等于支出,进而I=S,它相对于忽视需求的古典主义,重视需求却是主观的新古典主义,无疑是巨大进步,从此经济学脱离了微观视野。
凯恩斯创造了三大货币需求理论,指出在利率极低情形下,即严重偏离所谓均衡利率,人们的投机需求增加,投资需求下降,这造成储蓄与投资不相等。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阐明极低利率的原因。
新宏观主义认为:经济增长包括物的生产,钱的生产,市场可以实现物的增长,即实物利润,却无法实现钱的增长,即货币利润。原因在于,随着分工与交换的飞速发展,内生的金银货币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由此催生了央行,它发行了统一的现代纸币,但它需要还本付息,即从自然经济的内生货币转变为发达市场经济的外生货币,央行在印钱的同时,带来的是债务,而非货币利润,这就形成了货币利润稀缺,因此,生产的目的由追逐实物利润转变为追逐货币利润,投资需求由最终需求转变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完全依赖消费需求。然而,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不可能为其带来货币利润,加上中间产业的货币利润与工人储蓄漏出,因此,宏观投资亏损,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收益率逐步下降。该亏损不是由于市场主体造成的,而是由于系统内在缺陷造成的,市场发现后拒绝投资,而凯恩斯主义转换主体为ZF,当然不会改变亏损的命运。
张宇燕对此的疑问是:如果宏观投资必然亏损,那为什么现实中的企业还要持续投资?
问得好。
其一,该结论并不显然,大部分人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只看到有人赚了,也就是不能预期。
其二,在结果即将显现时,很多人都明白了投资必然亏损与过剩,于是拒绝投资,这就是流动性陷阱,为了就业稳定,经济学家让ZF投资顶上去。
而根据凯恩斯的宏观恒等式,经济要均衡,储蓄应等于投资,这意味着必然是间接投资,因为一是直接扩大投资会发生亏损;二是没有能力直接投资;二是商业银行发达。它推动了商业银行借贷,而多次产业循环必然造就债务累积,企业债务、消费者债务、国家债务与日俱增,而高负债进一步吞噬了本已稀薄的利润空间,破产倒闭规模性出现,零利率、负利率已经无济于事,流动性陷阱形成,也就是储蓄不等于投资。
面对资本过剩,ZF试图鼓吹资产泡沫寻找出路,但它一方面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挤出了需求,造成了滞胀,另一方面,这些泡沫是依靠债务推动的,随着债务危机的到来,泡沫破裂,全面过剩成为现实,此累积债务无法偿还,只有被动地周期性去债务,它无法适用于行业过剩的解决方案。
储蓄等于投资的结果是储蓄不等于投资,趋势的动力来自经济系统内在的非均衡性。
债务危机的根源为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它推动了商行制造的衍生债务。
在金融市场上,信用度高,融资利率低,有人据此反推,利率低,信用度高,则是错误的。
因为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的,上面的只是来自资本供给方的报价,而对需求方则假设所谓无风险利率不变。
实际上,无风险利率变化非常大,它为产业平均利润率扣除企业家报酬后的余额。
产业平均利润率高,就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的资本成本,可喊出更高的需求报价。
它可以比一般报价更快成交,节约交易时间。
这就是市场上普遍的质优价廉现象。
有人说,全球是一个市场,它是均衡一个无风险利率可以包打天下;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价格是有效的。
事实上,不同经济体有不同的增长率,资本回报率也不同。比如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其回报率远高于增长近乎停滞的发达经济体,它的利率与信用度双高。
同一经济体不同增长时期,回报率也不同,不能说,低增长时期的美国经济比高增长时期具有更高的信用度,实际可能正相反,低增长面临着更大的债务违约风险,即市场是不停地在变动。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更多映射低收益率,而非高信用度。
而市场也不会告诉你完全的真实信息,庄家不会,公司也不会,更多的是假信息,据此操作,亏损是常态。
因此,不存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统一的、有效均衡市场。
资本低回报率、零利率、负利率、流动性陷阱、债务危机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棱角。
储蓄是增长的前提,但实际上,它只适用于微观个体,宏观经济理论与运行机制并没有给它留出空间,节俭悖论就是微观与宏观矛盾的结果。
它的解决方案为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即央行购买准公共品,让储蓄货币转变为储备实物具有正的利息收益,从而促进直接投资,进而消除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