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狂”错在哪里？
“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拜物教”的信徒们把创新过分简单化了，他们将创新等同于在科技期刊上宣布的发明，等同于由大学或从事商业性研究的实验室开发的尖端技术专利。由于他们很少区分不同水平和不同种类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他们忽略了其它创新者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贡献既不会在出版物上发表，也不会申报专利。

同样，他们也将全球化看得过于简单——例如，他们假定，高水平的创意和专门知识与技能很少会跨国流动，只有利用这些创意和专门技术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才会在全球进行贸易。但实际上，创意和技术的跨国流动非常便利，而许多最终产品（尤其是服务部门的产品）要实现跨国流动却并不那么容易。科学发现可以被能利用它们的任何国家所获得——只需付出购买学术著作和期刊的代价。与此相比，先进技术确实具有商业价值，因为它可以申报专利，但专利权的拥有者通常并不会向外国人收取太高的专利使用费。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第一批获得贝尔实验室颁发的晶体管专利使用许可证（价值5万美元）的企业中，就有当时还只是一家小型日本企业的索尼公司。

在这个突破性技术很容易实现跨国流动的世界上，这些技术最初源于哪个国家基本上已无关紧要。尽管曾有过轰动一时的发明权争议，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认为，谷歌的搜索算法是在加利福尼亚开发的其实并不重要。一位英国人在一个瑞士的实验室里发明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协议。一个瑞典人和一个丹麦人在爱沙尼亚创建了提供P2P互联网电话服务的领军企业Skype公司。可以肯定，这些先进技术源于外国并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任何损害

源于瑞士、瑞典、丹麦和爱沙尼亚的突破性技术不会损害美国经济，来自中国、印度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先进技术也同样如此。我们应该期待和希望，随着经济繁荣的不断扩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为人类科技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并非陷于一个争夺领导权、“赢者通吃”的竞技场中，中国和印度科研能力的提高，以及它们拥有尖端科技的份额增大，同样会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需要做点什么的话，美国应该鼓励这些国家的科技发展，而不是浪费宝贵的资源去反对它们。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水平较低的创新者创造新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以及开发新产品的意愿和能力，至少与他们所依托的突破性科技成就同样重要。例如，当年如果没有像索尼公司那样的收音机制造商，晶体管可能就只是实验室中的新奇玩意儿而已。马里兰州的人均收入比密苏里州高，但这并不是因为马里兰州过去或现在在开发突破性技术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而是因为该州从这些突破性技术中获益的能力更为出色。与此相反，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是柯达公司和施乐公司的老家，虽然它以在美国所有城市中人均占有专利数量最多而著称，但它在美国城市中远远算不上经济上最有活力的城市。

在4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Charles Carter和Bruce Williams曾警告说，“过度的科研活动，从事增加知识积累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大，而从事知识应用工作的科技人员比例过小，都容易阻碍[经济]增长。而这正是当今英国的现状。”2这种警告非常中肯。美国不仅有伟大的科学家和著名的科研实验室，而且还有许多能够开发利用高水平突破性技术的创新者，不管这些技术是在哪个国家发明的。高水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无论其源于何处）为能提高美国生活标准的中等水平和基础水平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原材料。

“技术拜物教“和”“技术民族主义”也忽略了服务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份额不断增大的潜在意义。制造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仅有12％，但却占用了大约42％的美国研发经费，并雇用了数量多得不成比例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服务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的份额约为70％，而其研发经费和人员所占的份额却小得不成比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服务部门忽视创新。正如经济学家Dirk Pilat所指出的，“服务业的研发通常具有与制造业的研发不同的特点，它较少以技术的开发为目的，更多地是与硬件和软件供应商合作，开发将技术应用于产品的方式。”3无论制造业经济应该将多大比例的资源投入到正规的科研（或科研实验室）以及培养科学家上，在基于服务业的经济中，恰当的这种比例都会比较低。

考虑一下美国服务部门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对信息技术创新的应用。这些技术是由哪些国家开发的完全无关紧要；受益者主要是美国的工人和消费者，因为与制造业不同，在美国提供的大部分服务都被美国人所消费。假如说，德国的IT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能帮助零售商削减库存的应用软件，沃尔玛连锁商店以及它的许多美国竞争对手最终会显示出，它们比其它一些国家（如德国）的零售商更有可能会使用这种技术，因为在德国，监管法规以及对别具一格但效率不高的小规模商店的偏爱，阻碍了零售企业抓住采用新技术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生产率和收入比欧洲和日本增长更快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变方针政策
由于创新并不是各国之间的一场“零和游戏”，而且高水平的科学和技术并不比在中等水平和基础水平创新中应用高水平科技的能力更重要，因此，美国应该改变只重视某种创新而忽视其它创新的政策，而且不应该担心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发展进步会使美国走向衰亡。

美国采取的错误政策有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为研发提供补贴和资金，而产品的营销或能帮助人们应用研发成果的基础水平的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开发却得不到这种支持。与此类似，许多企业（如沃尔玛公司）需要投入非常多的IT预算和人力去开发大量基础水平的专门技能，甚至还要开发企业内部系统，但它们却没有获得研发奖励的资格。

为资本设备和传统砖瓦泥浆建筑结构提供税收减免以促进长期投资的政策似乎也已经不合时宜。例如，购买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开支只是实施这些系统的项目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然而，虽然有些企业购买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符合投资税收减免条件，但它们在培训用户、对硬件和软件系统进行二次开发以适应企业的特定需求、或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以适应新的计算机系统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却无法获得税收减免。

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存在偏爱高水平科研人才的错误倾向，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要比那些只具有学士学位的人更受青睐。其实，通过在（比如说）零售商和银行的IT部门工作，那些没有高学位的移民为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可能并不比那些拥有高学位的人逊色。同样，美国的专利制度也格外迎合研发实验室的需要，而对那些开发中等和基础水平产品的创新者的需求重视不够。根据目前的专利法规，这些中等和基础水平的产品通常不会产生足以获得专利的知识财产，并且通常会受到很容易获得的高水平专利的威胁。

与 Thomas Friedman 的观点相反，世界并不完全是平的：中国和印度开发和应用技术创新成果的能力远未达到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从头起步可能会使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如建立先进的移动电话网络）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要在总体创新竞赛中取得领先地位，就必须有一支规模庞大、具有多样性的创新队伍，而建立这支队伍需要花十分漫长的时间。例如，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几十年之内，它已经彻底改革了自己的工业、教育体制和军队。如今，这个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对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现代化道路上走过了近150年后，正如平均生产率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日本在开发和应用这些创新的总体能力上仍然落后于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和中国台湾确实取得了奇迹般的高增长率，但它们仍然远远没有追上美国。迄今为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水平吗？

自鸣得意是危险的，但是，为凭空想象出来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也会削弱对付真正威胁的能力。对中国和印度的科技进步产生一种被误导的恐慌情绪，会使美国人转移和分散对自身的利益以及由于这两个国家融入全球经济而产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超过20亿人的人均化石燃料消费量迅猛增加）的注意力。我们确实有许多事情需要担忧。让我们去担忧那些应该担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