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奇文“为什么童工是个好东西？”

　　摘要：教育的价值举世皆知，哪里还需要家长以孩子做童工为代价去再次发现这一常识？“理性的选择”并非一定是正确的选择，也不一定是当事人自愿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担心ZF去管不该管的事情，就赞同ZF不去管它该管的事情。信仰能克服常识和良知的约束，导致巨大的灾难。马克思经济学捍卫者的种种狡辩伎俩，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爱好者同样也在用。因此，不论信仰左右什么理论，一旦把信仰凌驾于理性之上，其后果都是一样的。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多元化，但理性却严重不足，各方都应该注意秉持中庸理念，不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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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网上出现一篇奇文：“为什么童工是个好东西？”，作者枫林仙为了向读者输入先入之见，在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一篇唐诗《囝》，作者说“这首诗描写的是唐时福建贫困地区父母将儿子卖与官方，阉割之后充作奴隶，别离生亲的惨状。那时并不存在童工现象，是否人民的生活就更美好呢？答案显而易见。”

　　显然，作者试图用童奴的悲惨境遇和童工相比，使读者以为能够做童工还算是幸福的，进而在作者后面的用晦涩拗口的理论语言包装起来的错误观点面前去抵抗力。作者这种煽情手法，实际上却是在偷换概念。

　　唐朝是什么时候？那是封建社会，根本没有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更没有ZF通过转移支付减少贫富差距的理念。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情况？经过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早已在中国成为常识；经过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国ZF已经有了丰厚的财力，ZF不仅有能力而且理应救济贫困儿童，把他们从肮脏危险的劳动现场解放出来。拿现在的童工和唐朝的童奴相比，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

　　作者写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外出打工的童工和他们的家庭一道，开始了市场学习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童工们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而不断加深。到这时，童工及其家庭可能才会认识到进行人力资源投资，也就是让儿童接受教育，与未来的收入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未来劳动收入对即期教育投入有着很大弹性。这意味着，通过学习，童工及其家庭认识到了存在比直接打工多得多的可替代选项。也就是说，最初的打工方式的机会成本可能远远高于其即期收入。但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势必就要进行学习，预先支付学习成本。这到一步，童工及其家庭才会开始意识到教育（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性，或者说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

　　作者试图论证：只有让儿童去做了童工，孩子本人及其父母才会认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才不会被孩子做童工的眼前利益所迷惑，才会愿意先苦后甜，投资接受教育，然后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提高孩子的人生总收益。

　　这段话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完全站不住脚。作者完全忽视了历史和社会的存在，把童工家庭想象成在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上完全孤立的小单元，一切知识都必须自己从头摸索起来。实际上人生活在历史和社会中，可以通过汲取前人和旁人的知识，免去自己重复探索的过程。中国古人早就把接受教育的价值用通俗形象的语言总结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哪里还需要以儿童做童工为代价去再次发现或验证这一常识？我们通过其他人的悲惨教训知道雷电会劈死人，难道每个人都只有亲自去被雷电劈一次，才能知道雷电的厉害？

　　作者写道：“至此，童工及其家庭就会转向一个较为漫长的劳动力迂回生产过程。他们将把打工积累起来的资源和财富投入到教育之中。所谓教育其实亦无非是劳动力迂回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理性核算和经济激励会促使这些当事人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的收入边际已经大大提高了，高到童工的收入已经低于接受教育后再开始工作所获得的边际收入水平。也就是说，随着核算机制的健全，当事人自身将日益趋于排斥童工。”

　　作者在这里忘记了：时间不等人，当童工及其父母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之后，通过孩子做童工积累了接受教育所需的资金之后，孩子已经长大，早于错过了接受教育的最佳时间。实际上现在的世上没有人不知道儿童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贫困家庭不是因为不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而不让孩子读书，而是因为贫困没有能力送子女去读书而已。

　　作者写道：“许多发达国家的送报工作现在仍然由儿童在担任。人们看到脚步匆匆的报童时，为什么就不产生反感呢？”

　　作者仍然在偷换概念。这些报童只是在接受教育的业余时间从事这种工作，劳动强度也没有超过儿童所能够承受的程度。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在赚取零花钱的同时，也是一种锻炼。这和孩子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一些支持童工现象的人还把童工和童星相提并论，以此误导人们以为童工并不悲惨。这也是在偷换概念。当然，童星虽然有别于童工，但对其也应该严格保护。儿童体操运动员、杂技演员和舞蹈演员等的训练强度早已超过了儿童能够承受的程度，训练中对身体的扭曲和重压严重损害儿童的健康，各种危险的动作使失误的儿童受伤，甚至终身残疾。因此应该一律取缔。人类不能为了提高竞技体育的成绩、为了欣赏神奇的技艺和美妙的舞姿，而以儿童的身心健康为代价。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尊重市场参与者的个人理性能力，那么，我们就得承认，贫困家庭选择送子女当童工乃是完全理性的选择。”“只要我们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参与者的选择自由，那么童工就是贫困地区和人群减贫致富的好东西。”

　　然而作者忘记了：“理性的选择”并非一定是正确的选择，更不一定是当事人的“好”的选择。“理性的选择”往往也是“无奈的选择”，是“坏”的选择。我们都知道雾霾不好，但因为我们不能停止呼吸，因此我们“理性的选择”是继续吸入雾霾爆表的空气，这种“理性的选择”难道会是“好东西”吗？贫困家庭因为收入不足，只能让子女去做童工，这当然是家长的理性选择，但这并非正确的选择，更非好的选择。很多穷人没钱看病，生病后选择不去医院而是挺着，有些重病患者选择自杀，以免拖累家人。这些都是他们的理性选择，但这些选择是正确的、好的选择吗？

　　作者说：“它（贫困家庭的儿童充当童工）是自由选择下作出的牺牲，在道德上是完全正当的。因而可以容忍。”

　　贫困家庭的儿童充当童工表面上看是家长的自由选择，但实际上是他们为生活所迫而做出的不得以的选择。即便自由的选择在道德上是完全正当的，是可以容忍的，但因为童工家长做选择时并不“自由”，因此让儿童做童工在道德上并不正当，也是不可容忍的。

　　作者在文中说：“当然，在别人眼里，这些孩子可以缺失了童年的轻松与惬意，短少了学习的磨练与培训。也许未来成年和年迈之后境遇未必会好。但是这一切关涉当事人生活规划的担心都绝非干涉其行为的正当理由。毋宁说，这是一个自居为客观观察者的杞人忧天。产生这种观察视角的出发点无非是两个：其一，将其所处的较为富裕殷实的生活水准视为当然。其二，进而以平均数思维看待所有人的生活处境和选择自由。他们认定，所有人都必须以他们所享受的生活水准和生活路径来安排生活。然而两个看法都不过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善好观念，因此具有相对性，不可被绝对化为普遍标准。”

　　作者这样说如果不是在有意偷换概念，就是没有真正了解关心童工者的观点。反对童工并非意味着要让贫困家庭过上“富裕殷实”的生活，住豪宅、用美食、让贫困儿童上贵族学校，而是最基本的温饱和儿童受教育的机会。

　　人类是有悲悯心的，俗话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物质和道德水平的发展，人类也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同类生活得太悲惨，其容忍底线在不断提高。古代社会能够容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对此坐视不管了，一方面人们赞同ZF通过转移支付救助社会底层人民，另一方面慈善组织和个人也在积极地做出努力。

　　作者写道：“人类的一般生存条件绝非各处平均和相等，相反恰恰是千差万别的。”

　　这话没错，但“千差万别”不等于可以对极端贫穷视而不见。使最贫穷的家庭也能够过上道德的生活，早已成为人类的主流观念。对于儿童，人们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作者要么是不知道这些基本事实，要么就是有意视而不见。

　　在探讨社会现象时，难以做到完全超脱，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研究者本人也是人，难免会“惺惺相惜”。即便标榜自己完全客观的人，实际上仍然在不知不觉之中表现出自己的主观态度。

　　在讨论童工问题时，我就想到，童工的上限是十六岁，那么童工的下限是几岁呢？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极端的问题：“婴儿能不能去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性的劳动？”即婴儿能不能做童工。我拿这个问题去问枫林仙，他没有回答，而是反复把问题抛还给我，反问我婴儿能不能做童工。这种反问显然毫无意义，因为我明确反对童工，那么当然更反对婴儿去做童工。

　　枫林仙拒不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触到了他的良知的底线，使他处于两难境地，回答说可以，显然他良心上不能接受，但如果回答说不可以，那么又和他自己的论证相矛盾：如果婴儿的父母自愿让婴儿去做童工，按照他的论证，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

　　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度”的问题，这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每个人的“度”是不同的，例如伯特利评论的群主荔枝认为婴儿可以做童工，但我相信她也会有自己的底线，我如果追问下去，例如残疾婴儿能不能做童工？能不能让婴儿加班工作？婴儿工作不努力时能够进行惩罚？例如禁止其吃饭或对其进行鞭打等等，我相信，到了某个残酷程度，她也会开始犹豫、停止说“可以”的。

　　我们绝不能忘记，经济学不是“物理学”，而是“人理学”，不能把人当做物来研究其经济行为的规律，而应该牢牢记住人是人。

　　“为什么童工是个好东西？”一文的作者枫林仙说：“让ZF通过税收来转嫁为改善贫困者处境所必须付出的成本。那么谁将来负担这一切呢？谁将是受害者呢？答案一望而知。显然，反对童工的主张，实质上会导致大ZF主义倾向。其后果就是开启ZF以福利和减贫为名义侵害公民财产权的大门。”

　　作者在这里又偷换概念了。中国各地ZF富得流油，巨大的行政开支，不断建造豪华办公楼，钱多得用不完，年底都要突击花钱。更何况中国还有大量垄断性的国有企业，ZF减少开支和增加收入的潜力还很大。正确的做法是逼迫ZF把钱用在正道上，例如救济贫困家庭和失学儿童，而不是论证童工合理，为ZF撒手不管提供理论依据。中国古代遇到灾荒时官府尚且会开仓赈灾，到了现代社会，哪有对贫困儿童坐视不管的道理？如果ZF真的以福利和减贫为名义侵害公民财产权，那就直接反对好了。

　　笔者在伯特利评论群里和作者等人辩论时，他们反对 ZF 资助贫困儿童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担心 ZF 扩大对社会的干预。这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担心ZF去管不该管的事情，就赞同 ZF 不去管它该管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担心交通警察未来可能干涉我们正常的行驶自由，就赞同取消一切交通管理措施，例如设置红绿信号灯。

　　作者说：“那些叫嚷着要立法消灭童工的人们，为什么不亲自去做一点好事呢？”

　　这也是在偷换概念。中国民众已经交税，而且数量早已超过 ZF 正常运作之所需，这些税赋里面包含ZF履行自己的职责、救济贫困儿童之所需。普通民众可以自愿去资助失学儿童，但这不意味着 ZF 可以推卸掉自己的责任，更不应该把救助贫困儿童的责任推给普通民众。

　　反对 ZF 资助贫困儿童的另一个理由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已经导致了严重的问题。这个理由也丝毫经不起反驳，我们不能因为高福利产生了问题，就走向另一个极端：“零福利”。我也认为高福利的确有问题，那中国就搞中福利、低福利好了。

　　在讨论中，伯特利评论群的群主荔枝说：“这世上哪有免费的东西？除非你是刻意要求ZF去做。这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枫林仙说：“就是单纯的政治信仰罢了”。

　　也就是说，反对 ZF 干预是他们的政治信仰。

　　很多宗教组织和革命党都需要信仰这个东西。当组织要求成员做的事情有违常识和良知时，例如和立场不同的亲人决裂时，打击或消灭反对者的肉体时，信仰就能够克服人之常理、人之常情的约束，使人做出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情。

　　信仰有两面性。信仰能使人克服世俗的束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完成常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但信仰也能使人走火入魔，使人不遵守普世的道德规范，从而引发巨大的灾难。

　　学者可以有信仰，但不应该把信仰引入学术研究，尤其在进行实证性的学术研究时。在童工问题上，正确的实证研究方法是逐一列举童工现象的优劣两方面，例如儿童做工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为弟妹接受教育创造物质基础，有助于儿童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获得丰富的社会经验，锤炼他们的坚强意志等等，但儿童做童工也使他们失去了游戏玩耍、接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失去了向社会上层发展的重要基础（伯特利评论群里做过童工的张小炮说：“如果我把童工的时间用来学习，现在应该是个工程师了。”）；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可能对他们的身心造成终其一生的损害，等等。而不是捏造做童工的好处（使童工及其家长知道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刻意淡化做童工的坏处（童工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堪、做童工是自愿的等等），更不应该玩文字游戏，误导读者。

　　作者枫林仙写道：“当反对童工的人士呼吁把童工都赶回家里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尊重当事儿童及其监护人的权利吗？他们都自以为聪明，那么童工们的家长就都是蠢货吗？既然家长和子女结合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理由不互相携助。认为让子女打工的父母都是良心丧尽，这种看法无非是出自某些人道德上的傲慢。通常情况下，难道一个外人会比父母更关心孩子？”

　　这段话就是典型的玩弄文字。“难道一个外人会比父母更关心孩子？”猛一看，此话的确有道理，俗话也常说“虎毒不食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但仔细一想，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实际上虐待子女的父母不在少数，相反，积极救助受虐儿童的“外人”（社会慈善组织和个人）却很多，很多国家的 ZF 更是在社会的推动下，把关心儿童视为理所当然。作者用“外人”和“父母”这两个对立的概念进行比较，想让读者相信父母送子女去做工是对孩子最有利的选择，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更不用说还存在生活所迫这一因素。

　　我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捍卫者辩论多年，他们的种种狡辩伎俩我早已非常熟悉，没有想到在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爱好者辩论时，也遇到了同样的狡辩手法。这使我认识到：不论信仰左右什么理论，一旦把信仰凌驾于理性之上，其后果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拜倒在大师的脚下，盲目地全盘接受他们的思想，而应该理性地对待他们，把人的幸福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有选择地运用前人的理论，例如在民众受到资本压榨时，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思想武器，遏制资本，保持劳资力量的均衡；在 ZF 过度干预社会时，用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思想武器，限制ZF的权力，保持官民力量的均衡。

　　中国传统文化虽有种种糟粕，但其“中庸”思想至今有其价值。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多元化、但理性却严重不足，各方都应该注意秉持中庸理念，不走极端。走极端的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最后受害的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其极端思想获得胜利的那一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就是中国人最近的一次教训。

　　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很多人反对禁止童工的理由是孩子们不愿意上学，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有种种问题，例如学习内容很枯燥，学到的东西没有用等等。

　　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理由。教育不好那就改革教育好了，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去做童工呢？

　　中国的教育一切围绕高考转，如果不能立即进行彻底改革的话，可以进行增量改革：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之外，开展不以高考为轴心的教育，允许部分学校或部分班级以向儿童传授知识、提高其能力、增加童年快乐为教育目的。家长和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教育模式。ZF 应该允许企业或公益组织试探新的教育模式，并采购其服务。

　　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发现问题的根源，然后去改变世界，而不是为维持现状找各种冠冕堂皇、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借口。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经济学的人不能只关注经济现象，却忽视其所在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更不能把在其它国家总结归纳出来的经济学定律生搬硬套到中国来。

（黄佶，2014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