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不来，凑凑热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了。随便写一点东西以表示自己的意见。随便写的东西，大家就别要求像出版的文章那样既要容易读懂或者引用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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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见》，以一句“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资产阶级经典的断言作为根据，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利益诉求，因而意见一出台即获得一些人的称赞，同时不出意外的，立即出现的就是代表这类人利益的评论员所发布的欣喜若狂的文章，鼓吹要对以前的冤假错案进行纠正，同时这些评论员也欣喜的看到，对于以前的财产掠夺（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在意见里竟然也能看到不予追究的暗示。

但是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当真正的法律规定开始完全的加以支持的时候，恐怕他们的欣喜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因为这样的形而上学的断言，有着自己的辩证法的逻辑，不仅仅是恒心，更多的其实是要你变心。

正如代表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在他的《经济表》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叫生产劳动，而对于除农业以外的商业和工业经营者等等，则都称为不生产阶级，这些人的劳动在他眼里都不是生产劳动，于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就要求国家重视农业。但是他这种思想的客观结果却是，国家所有的税收都落在了农业生产领域，而对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给予免税，这样以来实际上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意见》的内在的精神也在于此。

经济领域的所有权，体现的是社会分工的特定存在形式，因此所有权取决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情况。比如对于大资本占胜小资本，先进的资本战胜落后的资本，这是现实的必然，因此，在内部的社会分工要求所体现出来的外部激烈竞争（因为社会分工的自发的进展，是通过竞争来体现的）中，大批倒下的必然是那些死脑筋的“恒产者的恒心”上。

因此，这个意见所有的缺点都体现在开头的一句充满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的“有产者有恒心”上。从逻辑上看，这是一句标准的断言和假定，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假定——人都是理性——一样，没有任何根据。但是这个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辩证逻辑上看，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反面的东西——正如一块贫瘠的土地，拥有它的主人在选择打工还是种地的时候一定会抛弃他的“恒心”或者继续守着自己贫瘠土地继续过着贫穷的生活。

但是抛开意见开头的错误的理论前提，这个意见所体现的现实的客观的必然情况却是这样的，那就是通过产权的明确以及对于产权的所谓的保护政策的完善，那么同时建立在这种产权明晰基础上的产权的转移也必然在同样的产权保护政策条件下，可以得到比较规范的运行。因此根据上面所述，这个政策虽然用小资产阶级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作前提，并且全文都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那种幻想，但是实际的后果却仍然和魁奈的重农思想一样，看似重视农业，实际上却是抗了那些农业生产者。《意见》的必然结果是方便了大资本的兼并重组，为大资本的更迅速的发展扫清了产权上的障碍，而最后悲惨的仍然是小资产阶级，以及那些只有一点可怜财产的小资产阶级中的贫困者。

如果说，这样的政策对于农民来说，似乎他们可以在预期的将来获得了一些利益；因为诸如宅基地等等一些属于集体财产的土地，也可以在使用权的长期不变（实际上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通过明确产权来加以交易，并通过交易来获得可观的收入。大概持这种想法的农民以及一些代表农民的经济学者一直在做着和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周边的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时获得的大额补偿的美梦。但是实际上土地的地租和地价有着自己的规律，比如同样是明确的土地产权，偏远山区的贫瘠土地和城市周边的土地的地价和地租相差十万八千里，这里的区别不是产权的明晰，而是决定土地的价格和地租的其它的经济原因。因此产权明晰的要求，对于农民来说，实际上内在的要求并不是他们的“恒产者的恒心”，而是伴随着大工业的进展，通过明晰的产权及其转移规则，使农民慢慢的失去土地，变为工人或者城市的小资产者。

但是以上所讲的深刻的经济条件间的相互关系，意见里是绝对体现不出来的。意见的指导思想既然是“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么实际上《意见》的整体体现的是科斯及其弟子们（比如张五常）所鼓吹的东西，而《意见》的幻想则是企图通过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来激发那些有点小财产人的创业精神，并把自己的“恒产”变得越来越增值，越来越大。但是譬如100亩土地100个人拥有，要想这些“恒产”者通过自己的“恒心”变得越来越大，现实的办法就是兼并，结果是100个恒产者，通过自己的恒心变为最后的10个“恒产”者，另外90个原来的“恒产”者通过自己的恒心去努力加以经营却失去了自己的恒产，这样的过程不断进行，直至最后真正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所有者，这就是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必然结局。而理论对应的现实则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从公社的公有到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所有，以及以后的所有权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变化，而这样的所有权形式的变迁，无不是大部分人产权的不断失去和另外的小部人产权的获得，却反映社会分工的内在要求。因此土地最初的奴隶主所有、然后的地主所有到现在的资产阶级的产权规定，历史告诉给我们的并不是上面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是赤裸裸的剥夺和剥削，而且这种剥夺和剥削在更多的时候使用的是国家暴力，同时也会激起更多的战争，但是客观的说，伴随着这种剥夺和剥削的是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整体说来，人类目前取得的所有历史进步，都是伴随着阶级的对立而进行的，当人们看到物质生产的进步的时候，其实里面埋藏着无数的奴隶、贫农和无产阶级的尸骨，以及阶级斗争。）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我们的李相在遇到姚明的时候以姚明为例来阐述他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他说，正是因为姚明的身体无拘无束，自由生长，所以才能够长得这样高。可是，这确确实实应该是个笑话。因为对于人类本身来说，正常的身高并不是这样，而姚明的身高恰好不是正常的，因此更不是自由生长；他们这一类人，实际上算是畸形生长。对于人类一般的平均身高，是有着自己的限度的，而人类自身的各个器官也是有比例要求的；人的身高和体重，以及内在的肌肉发展，仅在力的方面也要屈服于地球重力，并且在人体的结构上与地球重力达成一个辩证的均衡。比如某人高一点，那么如果他的骨骼或者肌肉仍和比他低的人一样，那么面对地球重力的影响，他就变得相对羸弱一些；而相反，个头低一些的人，一般骨骼或者肌肉就相比他高的人相对纤细或者弱一些。再反过来讲姚明；其实姚明这样的身高按照人类的自然存在来说，已然是一种失去比例的生长，而不是自由生长；正如一些患了巨人症的人一样，他们的身材高大，但是他们的痛苦也正来自于他们的身材高大，所以有不少的巨人症患者，行动不便，体弱多病，寿命缩减。真正的人的身体的正常和自由生长，是那种比例匀称的生长，这样的人一般也是美的（美的概念既包含规律，也包括目的）。所以，从这个笑话可以得出的是，当前的经济思想界，从庙堂到民间，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互相矛盾，当然是缺乏辩证法的修养（当前提辩证法最多，但是实际上真正理解的人却是最少）以及深受形而上学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造成的。

推而广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完全和马克思主义无关，而且所有的经济解释也和共产主义无关，完全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抄袭。这样的抄袭在获得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复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危机。而解决的办法也仍然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要么凯恩斯主义，要么自由主义，直到最后两者一齐走入了死胡同，并且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等等臆造出来的概念面前瑟瑟发抖。当前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度不够的问题，而是对于社会分工的内在要求一无所知，因此对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所导致的比如缩减人口，减少劳动时间，减少农业补贴，转移农民进城，增加医疗卫生教育的公共投入、大力发展城市的房屋租赁市场，增加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大企业的兼并重组，并且通过发展竞争减少小资产阶级，扩大大资本的比例，同时增加工人的比例等等内在要求，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却都是采取相反的方法，比如延迟退休，增加人口，医疗卫生教育市场化，提倡居者有其屋，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垄断，鼓励盲目的创业和创新等等，结果经济政策不得不强制的去产能，去库存，然后再不断经历恶性循环。以上的矛盾自然是市场经济必然要存在的，而解决的办法当然不能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正如政治领域的民主与集中一样，在当前的阶段，必然的要求仍然是市场的自发与国家有目的的计划（集中）相结合，因此对于前几天张维迎和林毅夫进行辩论，实际上同样弱智的张维迎和同样弱智的林毅夫，一个大谈自由主义，并不断的攻击政府的产业政策，一个则站在凯恩斯主义立场上为产业政策进行辩论，但是以两个人的鼎鼎大名，实际上谈论的是空气般的存在，两者所谈的都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最后的简单总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的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这段话可以深刻的说明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成绩的实质。面对这样的必然性，我们一直是被动的抄袭，而且这种无耻的抄袭还一直被我们当作是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一种贬低，而且这种贬低随着一些人被称为思想家和改革开放的先驱给弄成了笑话。这些经济学家——例如厉以宁、吴敬琏等等，以他们的智慧，实际上只不过是匍匐在历史的必然性下的可怜虫，竟然也被当成了杰出的人物。但是尽管马克思的思想遇到这样的贬低，但是仍然证明了马克思的伟大，而且仅这一段话，就已然嘲笑了所有自夸对改革开放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人——不仅包括理论家，也包括政治家们。

如果仅马克思的这一段评论，这些人仍然不理解（正如这些人不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却不影响这些人批判《资本论》一样，他们批判的实际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计划经济，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这些人哪能知道这其中存在的区别呢！），那么下面一段恩格斯的更加通俗的话，可以为马克思的这段话进行更加全面的补充，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改革开放的真实成绩作的最完美的解释。这段话可以让我们理解我们当前的经济政策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一段时期内仍不为一般人所察觉，并且在某一时期仍然被一些人拥护，或者在某个时期被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反对的内在的经济原因，而不是某些人的所谓创新、创举和发展。

这段话，恩格斯很重视，曾多次引用，并且在《反杜林论》加以扩展，我们下面引用的就是恩斯斯在《反杜林论》里扩充过的内容。

“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当一种生产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