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这个经济学民科或曰业余爱好者，喜欢说大话，不奇怪。
一个例子就能很好地揭示这一点。
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对交易、商业、商人持有负面的看法，认为商人非奸即盗。其实，这是以偏概全的认识，个别的商人做为，个别时候的做为，并不能说明整个商人群体的性质，在看我的文章的人都可以问一问自己，如果商人群体是一个等同于盗贼的群体，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从此戒掉买东西的习惯？
多数人是不会坚持这种以偏概全的看法的，只是偶尔被一些事情触发了神经而发飙，比如三聚氰胺等事件，更多时候，还是安安静静地该买则买，该卖则卖。
问题是少数人，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里的糟粕，加之注射了舶来的“等价交换”吗啡，习惯性地对无法回嘴的商人群体泼脏水，不分青红皂白，把交易与抢劫等同起来。这些少数人，我称之为泛道德主义，在他们的词典里，只有道德二字，他们连民科都算不上，充其量不过是失心疯罢了。
这就进入正题了。为什么樊纲等人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呢？
本来，日常的交易活动和偶尔出现的抢劫事件是不同的，在道德上不同：前者无可指责；后者需要承受诟病。从学理上，两者的性质不同：前者是自由的象征，后者是不自由的象征。
研究市场的经济学，只需为交易正名即可，无需为抢劫辩护。这就是经济学界不言自明的道德观，是不用讲的道德，而不是“不讲道德”。
到了樊纲等人那里，变成了“不讲道德”，把泛道德主义对事情的歪曲，完全颠倒过来，不过还是歪曲的东西。泛道德主义说：交易和抢劫一样都是坏的，樊纲等人说：只要能提高效率，不用管什么道德不道德，都是好的，于是乎，不用考虑交易和抢劫在道德上的差异。我称樊纲等人为非道德主义，其实，他们的道德观很清楚，就是：交易和抢劫是道德同类行为，不过不是坏的，而是好的。非道德主义与泛道德主义的共同点是混淆两类不同事物为同一事物，不同点在于他们一个褒，一个贬而已。
所以说，樊纲等人披着官科（正式听过洋人的课，自诩正统之辈）的外衣，其实不过还是一业余爱好者，根本登不得经济学大雅之堂的。
诚如秦晖先生所指出的，这两派，不过是尺蠖的两极，一左一右罢了，先生更为明确地说过：这两派，一者为反竞争的伪公正，泛道德派，一者为反公正的伪竞争，非道德派。他们都不过是官僚的备选工具罢了，左的时候泛道德，右的时候非道德。
另说一句，在我看到的帖子里，大概只有孟子的学生提到了巴斯夏及其有关效率和道德关系的正确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