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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6 69
2009-08-31
来这里的时间不长,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的论坛,这里应该高手云集。汪丁丁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学者,他的这篇文章我不久前才看到,很受震撼。几乎触及了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点,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他对马克思的态度也是值得称赞的,表现了一个学者的风度和学术批评应该具有的风范。故在这里转贴(文章很长,分6次帖完),同时也贴出了我对这篇文章的分析。希望能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关注和高手的指导。
注:为了便于阅读,我对全文和我的评论作了着色处理,红色表示作者所引的马克思原文,蓝色表示我在评论时引用的作者原文,紫色表示评论所对应的作者原题。其中评论的第五节因为字符限制,无法编辑,只能保持原貌。——whm303
【注:经与汪丁丁老师本人联系,确认这篇文章不是汪老师的作品,经搜索发现,作者笔名“丁志锋”,具体身份不详,特此说明,并对文章题目进行修改。】



站在我的立场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1)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一贯强调阶级对立的观点,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并对一切宣扬阶级矛盾调和论的学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理论,一直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追随。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行进,于是乎出现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随之分崩离析了,这些理论也似乎随之没落了。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一切国家都已抛开了意识形态不同的相互敌视,而致力于谋求和平和发展。经济,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现代社会再也不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了。但是,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应当是客观存在的,并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所以社会必须对之关注。尤其是中国,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仍会是当今时代需要加以研究的命题,而且这个命题必然是以马克思的研究为基础而继续加以研究的。马克思的研究是高水准的,但是他似乎忽略了什么东西,以至于某些论述时不时地自相矛盾。对于马克思,我是极其景仰的。对于其哲学成就,更是认为很可能后无来者。但是对于其政治经济学,总有些怀疑,总认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在先前,我怀疑归怀疑,却是很不关心,直到自己在经济学的学习和思考中自然地得出阶级矛盾可以调和而且必须加以调和的结论。这种阶级矛盾调和论自然地处在了马克思的批判之下,我自然要走回百年前的批判,去看看马克思的想法,去看看我的想法能否经得起马克思的批判。

为避免遭至不必要的批评,在这里,我预先声明,我所理解并加以评述的东西很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本意(我会极审慎地力求完整地理解他的思想,尽可能地避免断章取义,但最后如果竟然仍然发生误解的话,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

——如果我所批判的东西并不属于马克思所有,那么我谨此为我理解力水平不高而向所有的人道歉。

——如果我所褒扬的东西超出了马克思的本意,而这些内容恰好为现代社会所认可并认为值得推崇,那么所有的荣誉仍然归马克思本人所有。

——如果我所批判的或者褒扬的正好是马克思本人的东西,那么我的这些评述可以为现代社会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劳动的计量·价格·时间的节约·发展生产力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1]。

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3]。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的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4]。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马克思应当知道按劳分配的困难性,应当知道离开了交换价值很难(公平地)进行按劳分配。马克思自己写道,“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社会化大生产本身决定了社会必须以交换价值作为生产依据。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按劳分配直接意味着(也决定了)劳动必然地要成为商品。它只有处在供求关系中才可能获得恰当的评价。就目前人类的智慧而言,那是最为公平、最为合理、最为简便的办法。在商品的意义上,社会将劳动和其它一切商品看作是无差别的。我们要知道,对商品进行评价不可能有类似于度量衡那样的精确尺度可以作为参考。因为评价并非是对物理学意义上的商品本身进行的,而是该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完全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评价,可以对评价的对象用尺子量一量、用秤称一称,不管何时何地何人,评价的结果几乎总是恒定的。商品的供求关系与运动变化着的生产消费体系相联系,评价也不是由某个人或者某群人来作出的,而是由市场来担此大任的。供求关系变化着,商品的价格也不断变化着。它无所谓公平、正义,根本不考虑商品生产过程是辛苦还是轻松,也不太考虑生产成本是高昂还是低廉。它只要求供求双方的竞逐是自由的、平等的。在它眼里,几乎没有人。它所为的,纯粹是为了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需要。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成本和稀缺的和。从更本质的角度来看,纯粹地就是稀缺的和——可以归结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时间的稀缺、人的聪明才智或者理性的稀缺。马克思说,“一切节约可以归结为时间的节约”。那是因为他将自然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或者认为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任意的物质置换成人类所需的产品。节约,表示人类极其珍视自身劳动的成果,要求它彻底地为提高人类(现在活着的以及今后会出现于世间的人)的生存状态服务而不能毁损于有形或无形。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有也自然地会有这种信念。资本家的节约意识是很强的,不管他用何种途径实现,于人类社会而言,总是巨大的好处;相反,工人们却很难有这种自觉意识[5]。马克思本人对于劳动生产力的领悟是极其深刻的,他将(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发展生产力联系了起来,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判断标准:一切先进的、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应当是更能克服浪费或更倾向于节约的,反之,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倒退的。从这一点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继承马克思的衣钵,故而也不成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紧紧抓住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放,宁可不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大锅饭的制度下,浪费是普遍和广泛的,难以统计、难以估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未能带动普遍的节约来看,马克思的追随者应当马上领悟到,简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等同起来,只有能够带动普遍节约的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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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31 16:27:46

站在我的立场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2)

货币关系能否真实地反映平等自由关系
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于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其次,他们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少当作等价物[在相互估价时只可能发生主观上的错误……(如果有时在后来看来是不等的,那是因为)有的人生来狡猾、能言善辩等造成的,总之,只是由于一个人具有另一个人所没有的纯粹个人的超人之处造成的。差别只会是同(货币)关系自身的性质毫不相干的自然差别。……这种自然差别甚至还会由于竞争等等而缩小,并失去原有的力量]。……(货币)关系的主体即交换者,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他们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等价物,他们不仅相等,而且必须确实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最后,交换行为本身即媒介作用,通过这种媒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6]。既然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商品之间的这种自然差别,是使这些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动因,是使他们作为交换者发生他们被假定为和被证明为平等的人的那种社会关系的动因,那么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有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7]。货币关系的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者至少是前后一贯的,以致他们会后退到交换价值的和交换的更简单的规定上去]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8]。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9]。

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故而,上面的对货币关系的纯粹形式上的考察,当然地是表面的,在实质上隐藏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平等和自由,并不是平等和自由的最高形式,只不过是它们的较高的形态的而已。他说,“人们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媒介的,并且只反映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上述对立的表现看不见了”。他还说,“这里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证明,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断言,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详尽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里面似乎有极强烈的嘲讽意味但同时又在承认它),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在现在的我看来,他的批判只对已然的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成立,至于愚蠢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论断——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我是持赞同态度的,因为这也是我偶然意识到的东西,并且认为是逻辑成立的。我不惧怕有人鹦鹉学舌地说我是愚蠢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如果马克思没有先入为主地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他也会得出同样的论断,而且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中,我们也能够轻易地推导出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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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31 16:28:38

站在我的立场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3)

资本的增殖欲望·资本对劳动的自然需要的界限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我想大概是指投资,因为这是资本增殖的前提)不断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大约是指劳动自觉地调整自己的供给),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如果说资本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劳动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指资本增殖的欲望),(经常地并几乎周期性地)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指人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10]。

上面的论述,只有从哲学角度去理解才有意义。要理解马克思说的“诚然,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自身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11]”,也同样如此。马克思对资本内涵的把握是相当精确的[12],所以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还紧接着写道,“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13] ”。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我们一直以来都做错了,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有些错了。这是因为:社会的资本回归到社会,由社会占有,并没有对资本进行否定;资本由社会占有,其本身并不能也并不会因为此而不成为资本;而且马克思也一直对资本就是肯定的,并且认为只有到人力几乎完全由机器替代为止,资本的历史使命才会终结。“……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这句话我们除了这样理解难道还能有其它的吗?所以,我们粗暴地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相容根本地就是错了。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增殖的欲望会“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当时的资本主义矛盾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马克思知道,那种劳动“超过”资本自然需要的“界线”(过多)其实是不利于资本自身的,这会导致资本灭失或者毁损。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弊病应当予以克服或者消除。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解除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但是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会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不能并且不愿意克服这个弊病,而这个弊病本身会严重地危及或影响资本进一步增殖,甚至连原有的资本都会可能遭到巨大的毁损。马克思提出由社会占有资本,通过计划手段来克服这种现实世界经常犯的错误。但是他没有考虑——这样的计划能否制定得出。显然地,如果没有正确的计划,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危机会同样发生在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世界。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未考虑——由社会来代理资本的管理可能是不恰当的。社会,这个抽象意义上的所有者,会使资本的本性遭到最根本的抑制。因为社会是没有生命的,它没有欲望,这与资本的要求相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面临经营不善、管理落后的局面并且无以改良,都是由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也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改弦易辙的原因。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与私人的结合是最完美的组合。虽然人的私欲会膨胀乃至意图逾越资本的内在要求,但这可以用法律来加以约束,并且理性的人也会自我约束自觉地顺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既然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生产资料公有私有并存的资本主义同样也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知道马克思何以坚定地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所导致,由这种生产关系所导致。但是他也明白,社会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差别仅仅在于资本主要由谁占有不同)。至于他所设想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历史已经证明,那是行不通的。在我看来,只有社会发展到社会占有资本比私人占有资本表现出更高的经济效率时,私人占有资本的现象才会灭绝。但是这种灭绝,并非来自政治运动,而是来自公有经济在效率竞争上的胜利。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公有经济,不应当以纯正、孤立的形式存在,而应当化身无数,与私人资本融为一体,借助于私人的欲望使公有资本的资本本性获得存在从而实现公有资本的增殖。另外,如我所一贯强调的,社会应当实行恰当的税制,促进资本的优生优育,让效率最高的资本得到更快速度的增殖(这会让社会上的一切资源得到更恰当的使用,让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阻碍被最快速度地扫荡干净)。至于国家财政支出,可以由遗产税来充抵。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遗产税不但可以充抵开支,而且还会进一步壮大公有资本的总量。社会主义,其实可以认为是私人占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不断向社会占有资本的共产主义不断迈进的过渡阶段。当然,只有人类能够完全洞悉这个进程并努力推进它,这个社会才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够让社会生产力得到最快速度的提升。等私人占有资本基本上(完全)由社会占有资本替代时,我们便可以认为共产主义实现了。不管怎么说,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通过资本主义才得以实现或者成立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也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不需要强调,在这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其实再怎样强调也不过分,需要整肃的不是这个生产关系,而是人类本身的劣根性——人从动物界带来的未曾完全消褪的兽性——这种兽性不可能被消灭,但是人类最终会能够完全控制它使之不能产生恶劣的后果——兽性是一种本能反应,其表现出来是因为欲望无法满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就在于使这种满足变得轻而易举从而使人没有必要表现兽性。为保护自己,人类社会最终会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表现兽性——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的兽性不断被更深遏制的过程,越来越无从(也无需)表现的过程。

所谓合乎比例的生产[这一点李嘉图等人早已提到过],如果只是指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经济学家们关于自由竞争讲过很多空话,但(自由竞争)从来还没有被阐明过。尽管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但)自由竞争只是被否定地理解,即被理解为对垄断、行会、法律规定等等的否定,被理解为对封建生产(与社会大生产相对立)的否定。……从概念上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资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有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14]。

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的哲学才能发挥到了极点。资本与自由竞争相一致的,而且资本必然地要(适当地)分散开来,才能够构成竞争。马克思意识到那个合乎比例的生产,是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着的,不断向前运动着的,是由资本本性——自由竞争——强制性地规定着的。马克思知道资本超过那个所谓的合理的比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那个超越如果是累积的、扩展的,而不加以弥合的话,结果只能是生产往回退缩。马克思不自觉地将这种弊病归咎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形式。在我看来,他有失公正和客观。资本其实是存在于社会的既抽象又具体的客观实在,并不会因为所有者的不同而改变自身的属性。马克思本人既承认又否定了这一点,这也许是在当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不得不强调阶级矛盾而导致的,毕竟当时的那些“超越”到了极其罪恶的地步,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血腥和残酷。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还事物之本来面目。在今天,我们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就被视为应予以消除的对象;资本主义方式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是无可毁灭的。即便在原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也在某种程度地表现着——尽管资本是苟且着的,本性被极度压抑着的,但却是活生生的。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除了社会再生产扩大之外,并没有其它繁复或者深奥的内容。也许有人像马克思那样谴责资本主义生产纯粹地只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只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但是不要忘了,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价格的传递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联结:资本主义生产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比一切其它的生产更要注意需求的变化。试想,原先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计划,都曾注意或者在意过需求的变化吗?只要有足够的货币放在劳动者的手中,资本便会匍匐在劳动者的脚下,资本所操纵的生产,便是为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服务的。劳动者只要联合起来,恰当地供给劳动,便能够自然地产生出合乎比例的生产。所谓的“越过”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的,只要劳动供给适当地变化,那个“超越”便无法累积,也便无法构成矛盾。所谓的资本主义矛盾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导致的,还不如说是由于无产阶级过多地供给了劳动。这种过多供给劳动,会使得劳动由促进生产开始最终发展到对社会再生产的破坏,这正好是辩证法的体现。总之,劳动者是可以操纵劳动的供给总量从而决定劳动的价格的,而且这还能够直接控制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只要自由、平等、公平和公正得到较好的实现,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过剩是绝对可以避免的。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本就不是罪恶的,而且刚好相反,是一种让自由、平等、公平和公正不断扩展和普遍或者广泛的东西,社会的持续繁荣和进步,都与之相关并以之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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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31 16:29:41
课外知识,需要好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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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31 16:30:30

站在我的立场上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4)

剥削·剩余价值在资本上的分配·利润率
资本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总剩余价值不是按照各个个体生产部门的资本所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而是与他们的资本量成比例地大致平均地进行分配。较高的利润——来源于某个生产部门内的实际剩余劳动,来源于该部门中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竞争会降低到这个平均水平,而另一生产部门的较低的剩余价值,由于该部门的资本被抽出并由此而形成有利的供求关系,就会提高到这个水平。竞争不能降低这个水平本身,它只是具有形成这个水平的趋势。……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价格关系实现的;在一些部门中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在另一些部门中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同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会创造出同样多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15]。

所有的迹象表明,马克思没有敌视剥削的意思,也没有对资本获取剩余价值表示不满,因为这原本就是社会提高生产力所必须的。只要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资本必须增殖自身。在客观上,社会以及人类的进步和发展都需要积累。所以,剥削是无可消灭的,因为其本身就是积累的别名;所以,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看不到消灭剥削的字眼——社会积累意义上的剥削怎么可能废止呢?即便马克思后来说了按劳分配,也仅是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成果的总和进行分配。并且他还说,“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如此看来,马克思定然会反对生活水平大致的平均,这本身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因为它对经济效率只能是损害。马克思揭示剥削、批判剥削,但没有允许工人夺回来归他自己所有,而是要由社会来占有。没有人可以对它提出过分的要求,它也不会对某个人有特殊的惠顾。利润率的平均水平,其实就是资本的增殖能力的反映,也是社会积累程度的表征。马克思对资本过度榨取剩余劳动进行了谴责,主要是因为资产者声称财富在自然属性上天然地属于他所有——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声称;其次是因为现实的社会资本对劳动的榨取过度、不择手段,造成了对人类共同的财富(资本)的巨大破坏——能够快速地增殖而事实上未能,让潜在的资本增殖及消费品丧失于无形或不觉之中。马克思应当不会提出消灭剥削。虽然我未曾严密地考证这一点,但照一般的情形推断,应当会是事实。另外,虽然有的工人按照旧日的说法口口声声说遭到了剥削,但是一个工人到底被剥削了多少剩余价值呢?其实那是无从评估的。因为与他配合的资本在成为资本之日起,就已经决定了它在总剩余价值中的分配地位。也就是说,那个工人到底被剥削了多少是无法知晓的。这样的话,即便真的遭受了剥削,他也无法提供准确的数值要求补偿。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整体概念,剥削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充分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哪个资本家能够通过提供过分恶劣的工作条件来增大剥削,剥削总是要返回到无产阶级的整体概念上来才能够成立。在我看来,只有资本逾越自己需要的界限过多榨取劳动——这种逾越所对应的多取行为,才是剥削,才需要被加以消灭,而且也能够被消灭——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只不过这种剥削一旦被消灭,那个社会也便可以声称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储蓄·节约
在今天的社会里,勤劳、特别是节约、禁欲的要求,不是向资本家提出的,而是向工人提出的,而且恰恰是由资本家提出的。现代社会恰好提出了极其离奇的要求:应该实行禁欲的,不是以致富为交换目的的人,倒是以生活资料为交换目的的人。有一种幻想,以为资本家实际上是“节欲”的,似乎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成为资本家,——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才有意义的要求和想法,那时资本正从封建等等的关系中发展起来,——这种幻想已被一切有健全判断能力的现代经济学家所抛弃。他们认为,工人应当节约……{关于储蓄银行,连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它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财富,而只是更有目的地分配开支,使工人在年老或生病、发生危机等情况下,不会成为贫民院、国家的负担,或者行乞[一句话,负担要落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而决不要落在资本家身上,不要依赖资本家的钱袋度日],也就是为资本家而节约,减少他们为此支出的生产费用。}[16]个别工人的勤劳所以能够超过一般小平,超过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程度,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在这个水平之下,比较懒惰一些;他所以能够积蓄,只是因为另一个人浪费,而且只有当另一个人浪费时,他才能够积蓄。平均起来说,工人通过节约所能做到的,顶多是能够较好地承受价格的调整——价格的涨落,价格的循环变动;也就是说,只是更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享受,而不是赚取财富。这也正是资本家本来的要求。工人在营业兴旺时应该节约,以便在营业不振时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忍受开工不足或工资降低等情况。……如果工人真的用禁欲的方法进行了储蓄,从而为流氓无产阶级、小偷等等[这些人会与需求成比例地增加]积累了奖金,而且,如果工人的积蓄超过了官方储蓄银行贮金柜的容纳量,——这种官方储蓄银行付给工人最低利息,以便让资本家从工人的存款中赚取巨额利息,或者让国家吃掉这些存款,这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那么,工人要能保存这些积蓄并使它们带来收入,就只有把它们存入一般银行等等,这样一来,在繁荣时期工人放弃了一切生活享受,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力量,而以后在危机时期工人又会失去自己的存款;可见,不管怎样,工人都不是为自己节约,而是为资本节约。……每个资本家虽然要求他的工人节约,但也只是要求他的工人节约,因为他的工人对于他来说是工人,而决不要求其余的工人大众节约,因为其余的工人大众对于他来说是消费者。因此,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却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17]。

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矛盾的分析是十分准确的,可谓切中了当时社会上那些庸俗论调的要害,针针见血、毫不含糊。开始时,资本家要求工人储蓄、节约[18]。而后来,只能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所以后来的凯恩斯会断言说,“节俭不是美德,而是缺德行为”。还说, “假定我们竟处于这样的极端情况,把自己的收入全部储蓄起来,那就没有一个人再能找到工作[19]”。资本家与工人大众其实就处在这种矛盾之中。要调和两者的矛盾是有些难度的,以至于马克思都认为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调和的(在他看来,除非由国家来充当那个唯一的资本家,对社会资本实行社会占有,并采用计划的手段来克服这种矛盾)。从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这种矛盾是可以被调和的,是可以被压缩在极狭小的区域内的,而且从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看,这种矛盾将会被压缩至更狭小的地步,而中国,这种矛盾有扩大和加剧的趋势。中国的情况下是:人口众多、法制不健全、生产力水平低下、区域经济发展平衡……这些因素,无疑使这种矛盾具备了加速激化的条件,从而会很快迫使中国必须真正走进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运用法律乃至其他一切手段限制劳动供给总量并均匀劳动机会,才能够解决失业问题,才能够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缓和或者消除,才能够使社会生产力不受遏制地向前发展。在我看来,马克思评述的“当今的社会”正在当今的中国重演[20]。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好地生活更主要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责任;我们每个人的收入会是相对均匀的,而支出则会是起伏不定的;为使我们终身的收入对应的满足效用达到最大,我们当然需要储蓄、节约。但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透支、借贷。在我看来,我们只要终我们一生做到收支相抵就可以了。储蓄、节约、透支、借贷,其实是我们在收入支出方面的消峰填谷,以便让我们凭空获得更大的满足。另外,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有额外多余的财富,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一个人,由于其自身条件不足不能成为资本者,他过多地占有财产对于社会而言是有害而无益的。资本者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者,他必然地要能够让资本的本性张扬着。做不到这一点,用不了多久他也将不成其为资本者。资本者占有资本,其实是在为社会、为整个人类作嫁衣裳。至于其极高的生活水平,与其对社会作的贡献而言可以认为是相称的,但是资本者之巨额遗产是必须高比例征收的。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整个人类发展的共同需要。背离了这一点,我们的社会就会裹足难前、无以发展、并为罪恶所包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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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31 16:33:39
所有的迹象表明,马克思没有敌视剥削的意思,也没有对资本获取剩余价值表示不满,因为这原本就是社会提高生产力所必须的。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 ... amp;from^^uid=1161837
怎么样才叫做不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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