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近几年的学习观察，发现学术研究也是有生命周期的。这里不是说学者的生命周期，是指一个研究领域的生命周期。

当一个新领域被开发出来后，通常最初是一个概念或者一个现象，这类研究通常很粗糙，逻辑不是很严谨，但是由于很新，就发在比较好的期刊上。这是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被人忽略，二是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所以开垦前沿（注意不是拓展前沿）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工作。如果你的开垦工作被人忽视20年-30年，你在中国可能失去一切了。不过在美国还能活，不过可能不会活的太舒服，毕竟发表记录和思想的被认同度是tenure的关键。

假设一个新领域被开发出来后，立刻获得了学术界的巨大兴趣，那么最初的一批人研究的成果必定是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他们引领了这个领域的时尚。这些成果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理论上的努力。这些理论成果出来后为二三流的经济学家进行二次开发提供了素材。然后，一流经济学家开始从这个领域撤退，因为理论之果实已经被他们摘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像狮子一样寻找另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剩下来的修补工作交给了二三流经济学家。二流经济学家会做一些理论的修补拓展等工作，这些成果发表在一流或者二流期刊上，但主要还是二流期刊。三流经济学家会毫无休止地灌水发表计量工作。这种灌水可能会一直持续30-40年之久。

第一个例子是spillovers。最初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FDI的spillovers的经验研究，但是关注度并不是非常热。到了80年代ROMER知识外溢模型出来后，spillovers一下子出现了爆发，各种模型开始出现，这是第一批理论工作者和计量工作者的成果。这些学者中间不乏harvard等教授和phd。像harvard的博士生jaffe当初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Knowledge Spillovers，而且在QJE和AER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到了90年代初期，这些一流学者基本退出这个领域，该做的都做了，不能做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做不了。因此现在你搜索spillovers的文献会发现没有美国前10大名校的经济学家在继续从事这个工作，AER, JPE等刊物基本不再刊发这类文章。相反，大量低影响因子的SSCI刊物还在大量刊登spillovers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二三流学者，而且基本集中在欧洲或者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fdi spillovers论文还在最好的经济研究上大行其道，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三流的了。

第二个例子是productivity的研究。这个研究自从solow模型提出来后就爆发了巨大的热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靠着这个发家的乔根生最后写了这方面的几本书，对美国的生产率核算等算是这个领域的封顶之作。然而，在中国，生产率核算在过去几年一直是一个热点，经济研究上也经常出现这类论文，经济学季刊上还出现过一次生产率专刊。但是，生产率研究即使在二流的SSCI也已经不再刊登。只有三流杂志才会刊登这类论文。毕竟，该做的基本都做了，生产率研究领域只是随着新的计量技术的引进而对这个领域的三流经济学家提供了更多一些发表论文的机会。基本上新技术不会产生更多的新思想。

第三个典型的例子是economic growth theory。这个领域在上世纪历史年代随着solow的工作而达到顶峰，以至于当时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难望solow的项背。这时一流经济学家开始撤退，二三流经济学家开始发挥计量和修补工作，但是好景不常，很快二三流经济学家都把事情干完了。这个领域基本开始死亡，大家开始把这个领域遗忘了。不过，这个领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solow对增长的解释是上帝之手在外生推动，不是人类所能主动行动的结果。这个解释很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所以在基督徒盛行的西方大家虽然觉得无奈，但是也没有多少怨言。

不过到80年代初有一个美国的phd学生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研究收益递增假设下的长期增长问题，并且随后在JPE上发表。大家一看，哈哈，长期经济增长居然不是由上帝来操纵的。大家一下子乐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根据这个好的开头开始冲进这个领域重新构造这个领域。这个美国phd就是Paul Romer，那一年就是1986，他的工作被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开端。从1986-1994这一段时间是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大量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开垦，并且这个领域也诞生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家。到了90年代初，大家发现好像要研究的问题基本研究完了，然后又开始成批恋恋不舍地撤退。1994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出了一期增长理论的各方理论巨头代表写的综述和展望，其中包括老八路代表Robert Solow，以及新生代恐龙Paul Romer。自此以后，该期综述宣告了理论经济学家的彻底撤退。但撤退时的文献总结工作随后开始进行，1995年Barro出了Economic Growth，主要总结以AK簇增长理论为特征的观点，也附带一章破坏性创造观点。同时Barro也花了半本书的篇幅总结了一下这方面的经验事实。1998年Aghion的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主要对破坏性创造进行总结。这两本教材成为了解1986年以来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最佳途径。

虽然一流经济学家已经转行，你看Paul Romer也不写论文了，也不愿该行，因为他是鼻祖，就像solow一样。他一改行，以后诺奖怎么发啊？！后期之秀Acemoglu也是研究增长的，但这家伙剑走偏锋，走向边缘交叉去了。看看这家伙搞什么制度和增长。（他好像最近出了本书Intro to Economic Growth），和前面两本的不同大家肯定也是可以看出来的，Acemoglu强调了制度。Acemoglu靠制度和增长发家，说明以前也是一个二流经济学家，但这家伙脑袋比较灵活，不像Charles Jones一样死搞增长。靠着交叉领域的优势Acemoglu一下子成为一个一流经济学家，同时也具备了不属于增长经济学家的特征。虽然增长在美国名校已经不时髦了，但是反观二三流期刊，依然到处是增长题材。不过现在看来主要是三流期刊，对中国而言，经济研究上还在大量灌水经济增长题材。

第四个例子是货币经济学。简单些写吧，否则又是一大堆废话，货币经济学的教材都已经有好多本了，货币经济学的手册也出了好几本，说明这个领域总结的非常好。货币经济学的鼎盛时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研究的重心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那一代当初的青年才俊，多数已经获了诺奖。这个领域曾经被认为就是宏观经济学，其人脉之庞大，也是空前的。虽然这个领域最近几年发展并不迅速（也是属于垂死状态，或者是好听点的高原状态），华人经济学家中研究货币最有名的是toronto的石寿永，也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靠前的一位。显然，这个排名是根据以前的成就排的，这也说明这个领域以前是多么辉煌。总的来说，这个领域现在的发展依赖于和其他领域的交叉，例如行为心理。这次金融危机也使货币经济学能够有一次抬头的机会，重新思考以往被忽略的因素。估计石寿永教授又有些工作可以开展了。但是，大量三流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货币经济学居然非常热门。这不是体现出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想学Paul Romer一样当开山鼻祖，而是体现出急功近利的浮躁。货币经济学是宏观领域最贴近现实的领域，也是可以直接到证券基金公司或者银行金融机构等赚钱。如果说三流经济学家还在为学术而灌水的话，那么中国这些phd就毫无学术性可言了。

说了这么多的高原状态，也得谈谈现在经济学前沿在哪里。像经济学动态上常常把欧美的期刊内容拿来综述一下介绍给国内，说是前沿，其实那都是至少5年以前的东西了，最新的前沿都不知道走到哪里了。最新的前沿当然要到seminar上去听。但从大的领域来看，行为经济学是比较近期的前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爆发的），但是最近有所回落，不过可以预见并没有走向沉寂。2001年以来，neroeconomics开始出现，对经济行为的神经基础进行研究，是行为经济学和医学的交叉。2004年Science上发了好几篇介绍这个领域的paper。这个领域的研究现在炙手可热，但是，传统培养的经济学家似乎进入有一定困难，因为没有这种知识结构。如果要研究，只能靠合作了。但是，新一代的Phd的知识结构肯定要比他们的老师合理，这个领域就等着这些人来开垦。可以说，这个领域只要有一个好结果，就一定是发最好的期刊。前沿就是时髦啊，但是中国对这些了解还比较少，因为中国在学术生命周期中属于等着别人撤退时才上的地位。中国一向喜欢拿来主义，别人还没有的时候就没有东西拿，自己也不想创新，等别人研究的差不多了，就拿来当教条，然后进行三次开发。不过据传闻中国的汪丁丁在玩这东西，这说明中国还是有潜心学问的学者的。因为玩这领域对ZF和领导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对动不动就要应用价值的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当然最后的成果基本都没有什么应用价值）基本是不会照顾到这个基础性研究领域的。汪丁丁坚持在这个领域开垦，说明比较淡泊名利。（本人没见过他，不是替他做广告）

可见，在研究创新领域，拿来主义过渡泛滥不是好事。一开始落后，就拿过来，但是不能养成懒惰的习惯，就等着拿，自己不创新，那就不行。听说中国的军事飞机引进也是如此，不断引进，不断落后，自己就是研发不出来新东西。或许，这就是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领域走向高原，是说，这个领域的创新边际成本非常高，但是还是会有人在这个领域研究，不是一个人都没有了。即使像货币领域，harvard还是有rogoff这样的一流学者在研究（或许是转行不容易），也有一些phd在研究（或许他们发现了交叉，引入新的因素）。不管怎么样，他们必须要做的很好才能有很好的发表机会。他们的努力很大概率是修补性的，不是推动性的。如果一旦出现推动性的，那就是第二个Romer。但是，如果在一个未开垦领域，任何一种探索都可能是推动性的，而非修补性的。就像多少年前的contract theory，那些大师只是举了几个case，就发了最好的期刊。现在看来依然很粗糙。但是，切忌：新领域有风险，不被人认可，即使是推动性的工作，也是很难发表。看看Lucas在1988年谈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论文，就知道Lucas当初是多么地谦卑。估计Solow被Romer挑战后感觉巨芒在背，因为这将完全宣告Solow时代的终结。Lucas要是再来一刀，Solow岂肯轻易容其撒野。因此在Lucas(1988)中，Lucas拼命说Solow的理论没错，自己只是另外一个角度，而且对数据的解释能力和Solow差不多，自己的理论不是对Solow的颠覆，而是互补。

总结一下，学术研究的生命周期是：最初是开垦前沿的一流经济学家，然后是领域进入繁荣期，一流高手开始撤退。繁荣景象引入大批二三流经济学家开始从事计量和修补工作，他们广泛分布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期刊都是二三流。学术研究的成本：开垦前沿的最初，是创新度较高但认同度较低，研究有很大风险，发表不一定容易；在即将进入繁荣期之前，新领域有一定气候，大家开始承认，创新度较高且认同度较高，发表容易且评教授容易；进入繁荣期后，二三流经济学家开始出现，这时创新度较少，技术美观度上升，发表的竞争激烈，因为大多是修补和计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