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张五常出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在其演讲辞中，张五常将经济学的核心归为两点：①局限条件下求利益最大化；②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此稿成稿之前，米尔顿·弗里德曼替他做了修改，并评论这篇演说稿为“经典之作”。按理说，至此“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也即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思想应该宣告结束。
作为研究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人的行为的经验科学，经济学以需求定律（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为基石，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约束条件（其他约束条件均是该约束条件的衍生），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至今，在纵向和横向上得到了长足发展。纵向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经济现象的深入研究，横向的发展则体现在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研究范围的拓宽、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经济学分支的相互结合（如用博弈论来解释制度变迁）。然而，这种发展的“长足”在某些方面似乎走得太远，以至于很多经济学者迷失在纷繁的经济学“成果”与“非成果”之间而忘却了其赖以建立的基础。过去的80年学术界见证了这种“迷失”的疯狂——扭曲“需求定律”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行其道、种种与现实脱钩的数学模型备受追捧。近几年一个怪异的声音响彻世界：作为“社会科学的明珠”，经济学应该有道德、人文关怀的成分！其中将这个声音演化至极致的当属各种各样的“反全球化”组织（关于全球化是否使穷国更穷的争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近年来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均表明：正是由于全球化程度的不够深才导致了穷国更穷，而非相反！）。
对经济学的科学属性的误解导致了上述奇谈怪调的出现及流行。是的，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事实直到1968年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才得以确立），经济学确实与政治、法学等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后二者研究的是人的行为过程，即人们是怎样做的；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做了什么——更加浅显地说，就是一定约束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有千万种，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却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正如不管你在哪个时间和空间测量平面三角形的内角和其结果都是180°，不管你到哪个星系第一宇宙速度都是7.9km/s一样，经济学告诉你的是不关你是亚洲人还是非洲人，当计划A的收益成本差大于计划B的收益成本差时，你一定会选择计划A。它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只是中性地阐述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这样一种结果，就好像物理学中当g等于10米每平方秒且不计空气阻力时，一个物体从5米高的地方掉下来耗时1秒一样。
所以，经济学这颗“明珠”应该放在自然科学这顶皇冠上——经济学人与非经济学人(其实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大学教授，人人都是经济实干家，因为世人都恪守着经济学的两个核心定律来安排自己的行动)不应该将“道德”、“人文关怀”、“民族情结”等强加到经济学头上，那是经济学家的人格问题，与经济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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