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沙发看看

中国的公有制本来就是个怪胎.

真不知hhj的脑子里装了多少文章！

二
我们再来看看60年间，中国所有制循环的历史轨迹。
“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改革土地制度。到1953年春季为止……土改已全部完成。通过土改，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土改是60年来中国所有制循环历史轨迹的开端，所以应从此说起。土改是私有制性质的，因为它通过“耕者有其田”来实现种田的农民拥有他所生产出来的粮食与其它产物，同时，它的生产方式是农户“单干”。至于地主原先的地租是否具有合理性，要看它是单纯出于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垄断，还是地主对土地的投入从而使土地得到改良，前者所产生的地租是不合理的，而后者所产生的地租则是合理的。因此，实际上地主是不能依靠地租来养活自己及其家庭的，因为地租的合理界限只够对土地的投入成本（包括地主本人的人力成本）的补偿。
随即而来的是“农业生产合作运动”。“1952年冬季和1953年春季，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呈现为高潮，社会主义空气逼人……共产党员如果不参加互助合作就站不住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个农业合作运动的最初形式是“互助组”，即若干农户联合起来互相帮助。在这个自愿组合起来的互助组中，当然可以看到各个农户的所有权在里面，不象集体化状态下，农户农民个人的所有权完全被掩盖起来了，甚至完全抹杀掉了，个人所有完全被集体所有所取代。但是，“互助组”在1949年以前的老区就已经存在了，而这个问题，在1951年竟然导致党内的重要争论，并且一度升级为“两条路线斗争”。1951年，山西省委鉴于老区互助组的涣散局面向高层作报告，于是引起了这场争论甚至“路线斗争”。“1951年，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问题，在提法上，虽然只说是老区互助组要不要提高一步，但实质上是涉及当时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当时薄一波（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所说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今天的互助组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愿和等价交换的一种组织，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而不是消弱和否定它。”互助组是两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的胚胎，有些人要从中导出集体制和公有制，有些人要坚持其中的私有制。之后不久，事情就导向了前者，后者则受到了剿灭。而毛泽东则“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可见，以所有制形式来决定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念与做法，一直具有深厚的意识形态传统。但无论如何，用所有制形式（公有制或集体制）来作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是根本错误的。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来看，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看它是否能够给予他的劳动人民以比资本主义更富裕的生活水准，而从邓公“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看，要看它是否能够达到共同富裕。至于公有制形式，那不过是为这个“人民富裕”的最终目的服务的手段与形式，如果它能够促进这个目的的实现，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相反，如果导致人民更加贫穷，那就是反社会主义的。为了强调这一点，邓公还在92年“南巡”中特别提出“三个有利于”，以使人们的思想能够从传统所有制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在互助组之后，集体化上升到合作社形态，开始时是初级社，再后是高级社。“1956年4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合作化。10月底，多数省市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但是，在这个步骤中同样存在着许多争论，它主要体现在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上面。邓子恢经过实际调查研究，提出了比较实际的农村合作化政策，比如充分尊重农民的入社自愿，对办不好的社容许其解散，社员容许退社。不过这并不合毛泽东的意，因为他把任何集体化形式都看作社会主义性质，多些集体化即多些社会主义，少些集体化即些少社会主义与多些资本主义；毛这样说：“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并且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提出了“小脚女人走路”的问题，从而使任何人都不再敢按实际情况与农民意愿来办合作社了，开始以各种方式迫使农民入社，比如通过重新划分阶级来迫使比较富裕的农民入社。合作社构想除了“社会主义”性质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将许多散在的农户组织起来，能够便于实现耕作机械化与集中力量办一些跨区域的“大事”。不过这一点并不一定正确，散户并不一定不利于耕作机械化。比如现在农村在散户耕种的情况下，也自然而然地实现一些机械化耕作。因为耕作者是个体专业，它可以到各家的田地里去耕作并收取一定费用，并不一定需要将农户组织起来好让他们有能力购买机械，农户自己不需要购买拥有机械，同样，生产队也不需要购买拥有机械。耕作之事完全可以形成一种专业分工。
在农村以合作化形式而从个体向集体演进的同时，在城市同样产生着类似的事情，即对各个个体工商户与私人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与国有化运动而将几乎所有民族工业国有化。
在合作社运动开始之后，合作社越办越多，也越办越大，最终产生了“政社合一”的“公社”。所谓“政社合一”，应该是指农村与农民工作的政治化，用行政手段管治农村与农民。可见，在“公社”这种形态里，农民离自己个人权利的私有制更远了，在“公社”这种极端的公有制形态里，已经完全看不见作为个体的农民及其利益，他们只体现在人口（户口）统计中的一些数字,1、2、3、4……。而在互助组与合作社里，作为个体的农民的各项权利还有所体现，当然，合作社越高级，越大，农民个人的权利也就越淡化，直至公社，这种个人权利基本上消失了。
公社开始时是作为合作社的扩大化的形式存在的，是一种“大社”，它把许多个高级社合在一起，直至将整个自然乡，甚至多个自然乡都包括进去了，最大的，甚至包括整个县（但由于毛泽东怕因此而出现“秦始皇”而遭到禁止）。开始时设立大社的构想，是为了方便搞些跨地界的较大工程，比如水利工程等，它们需要大量劳动力，建成后受益区域又较广。因此需要将合作社扩大化。但是，它的意义并不仅仅于此。毛泽东自己的看法是：“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并且把公社看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一种社会结构形式；他进一步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而有些地方领导则把公社看作“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一个重要关节。可见，在领导人看来，公社是一个对农村与农民进行更有效统治的形式，是国家意志直接达至农民的工具。当然，在这个工具里面，农民是没有个体权利可言的，更谈不上农民个人的私有利益了。

在“公社”这个形式里，激进的领导者们开始尝试让农民们过上“共产主义”生活，办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大刮共产风（当时的群众形容共产风：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共产风”这个词的发明权属于毛泽东本人），不仅将每个农民自己的口粮完全交公，甚至不容许他们留存自己做饭煮菜的铁锅与炉灶。在所有制方面，所有权越来越上升，从农民个人手里至合作社，到公社，再到国家，越来越“公”。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取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改变所有制过程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可见，公社又被最高层看作将农民资产完全收归国有的一个渠道。这个渠道使农民忍受着“一平二调”的痛苦，当时的农民在谈起共产风时说：“上级搞‘一平二调’，比老鹰抓小鸡都容易，老鹰抓小鸡，小鸡还能叫几声，而平调你的东西，谁也不敢吭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谁敢吭声，连饭都没得吃，因为食堂已经受到他们的控制。
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自然是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受打击。如记载：新华社1959年1月18日内部报道，广东省新会县人民公社第一次发工资后，出现“四多四少”和“三化”，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以公社的形式走“穷过渡”而使公有化达到极端，并因大搞“大跃进”、大刮“共产风”而造成严重后果后，毛泽东意识到了问题，他改变了原来想以公社的形式大搞“全民所有化”的打算，重新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所有制形态。所谓“三级”就是公社、大队、生产队，“队为基础”是指生产队为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大队与公社都不能随便平调生产队的物资。这样，就象洪水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与撤退那样，中国所有制运动到此从公有制最高点开始撤退，原先想通过“公社”这种形式而通向完全的“全民所有制”甚至共产主义，在社会无情的规律面前不得不有所退却。不过，生产队所有仍然是集体性质的所有权，还没有退却到以农户及农民个人为所有者的私有制。这个历史进程，最终由1978年开始实行的“大包干”所开始实现。从“队为基础”到大包干，这种所有制维持了近20年，毛泽东一直未再改变，并且多次拒绝有人提出的再次升高所有制形式的“穷过渡”意见。
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将农村公有制退却到“队为基础”并且一直保持到他离开人世。他是坚决反对“单干”，反对“包产到户”的。而包产到户的实质是私有制的，即耕种者拥有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尽管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制，只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他主要担心的是单干会引起农村分化，即一部分人富裕，而另外一部分人贫穷。关于贫富分化我们应该有更加理性的观念，既要防止贫富分化，也要防止为了防止贫富分化的出现而对劳动致富的抑制。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仔细审视“贫富分化”这个概念。所谓贫富分化，严格地说是指：一部分人的富裕导致另外一部分人的贫穷，或者说，一部分人的富裕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贫穷的基础上。只有这种情况才算是贫富分化。如果一个人的富裕并不导致另外一个人（一些人）更加贫穷，那么这不算是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表现为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一部分人直接剥削另外一部分人，从而导致贫富分化。而剥削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劳资关系而形成的剥削（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方式），另外一种是通过供求的买卖关系与价格机制而达致的剥削，比如行业垄断企业用抬高其产品价格而从消费者那里获得过度利益。比如现在中国的许多国有垄断企业，就存在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尽管一部分人并不直接剥削另外一部分人，但通过这部分富裕之人的消费行为而冲击市场，造成物价上涨，从而使其他人在消费价格上的购买力受到削弱，这也属于贫富分化。比如，有些人钱很多，他们将钱用于炒房，从而使房价抬高很多，这样就会使其他意愿购房者的购买力受到损失。这也属于“一部分人的富裕导致另外一部分人的贫穷”的情况，因此是导致贫富分化的。而企业家开办企业，向社会提供就业及一定收入的机会，尽管企业家拿得较多，一般来说并不属于贫富分化现象，因为在企业那里就业者至少会获得比没有就业以前更好的收入，因为假如他之前有更好的收入，就不会来企业家的企业就业了。因此，“贫富分化”的意义还包括剥夺低收入者理应获得更高收入的权利与机会，即他本来应该收入更多的，但受到富人（或者掌权者）所设置的种种畸型规则的限制而无法实现，此时他的收入虽然照样有所提高，但仍算为贫富分化，此时他是付出大于收入，即获得这个收入的付出本来没有那么大的，但现在不得不付出更大了。如果企业开办的数量较多，需要的就业量自然较大，那么由于就业岗位的供给较多，根据供求关系，就业者也会获得更多收入。因此，企业家开办企业与公众的就业收入非但不构成矛盾，反而构成“利益共同体”。这与“消灭私人资本家”的观念是恰恰相反。
用以上关于“贫富分化”的理论去看毛泽东对“单干”会造成农村贫富分化的担心，则我们会获得全新的观点。第一，一些人的首先富裕并不等于会出现贫富分化，只要这种富裕不导致另外一些人更加贫穷。第二，我们不会再因为担心会出现一些人的首先富裕而一直将“大锅饭”维持下去，将“共同贫穷”维持下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条件是这种富裕不会导致其他人的更加贫穷，或者他们的利益因此受损。腐败贪官的“首先富裕”直接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这种“先富”必然导致贫富分化。
因此，每个人收入的差距并不等于贫富分化。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他的财富获得会导致其他人更加贫穷吗？与他近千亿美元的财富相比，他的软件所能够促进的人类信息化文明所增添的全球性利益，应该是更大得多的。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许多国外企业与企业家到中国来，他们当然是比中国人富裕得多的群体，但他们到中国后，中国人是不是比过去更穷了？开放程度更大的广东、江浙等地区的人们是不是更贫穷了？不是，相反，是更富裕了，生活水平更好了。这说明国外资本与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兴起，大体上并不是贫富分化的因素，尽管有些人收入增多得很快，有些人收入增多得较慢。但没有证据说明收入快者的收入会导致别人更加贫穷，或者有人因此而利益受损。如果私人与外资不在中国兴起与发展，那么中国人的生活肯定仍然停留在温饱线以下。
所以，在今天改革开放、人们的收入差距迅速变化的时代，尤其要科学审视“贫富分化”这个概念。当然，有可能因为低收入群体按其劳动情况理应获得更高收入而被“富人”或权贵所限制，因此尽管他们的收入也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贫富分化现象。但无论如何，收入差距并不能直接与贫富分化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