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部分，即价值论和劳动论。我们下文就不独门别论而是穿插并论之。本帖比较臭长，受限于论坛规则无法一篇发出，就大致分为几个部分发出。
    学界有人提出“保卫《资本论》”，我不解其意，提出者解释说“是学术保卫”“保卫包括纠错”，那么本帖也对《资本论》来一个批判式的学术性“保卫”，将显示《资本论》当中学术方法错误和学术作风松垮的一面，触及的深度可能要近乎细胞级别了。
    文前声明，本人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发展史上的“过渡的发展阶段”而非“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因而难以持续的政治判断，所以，保卫性批判或者说批判性保卫，也仅仅限于“学术”批评而不涉及政治。同样对政治经济学学术问题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看过来，对政治有所企图的就不要继续凑热闹了。随后我会另写一帖讲告诉你你怀抱政治企图凑学术热闹是没有意义的。

    前面有帖说到，经济，首先是人的行为现象，必须符合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又因为人的主动行为是以价值目标为动机的，所以研究经济这一人类行为的学科的经济学，必须从“价值论”为起点，想隔过或绕过价值论而言经济学，注定行不通。
    行为科学的原理是，行为是在动机确立之后才能展开的，或者说，行为是冲着价值目标而来的，即价值目标确立在前而劳动行为展开在后，没有缺乏价值目标的行为。是价值目标吸引出劳动行为而不是劳动价值论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价值。人的主动行为目标是“趋利避害”，利、害就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前方是利，则做出“趋”的行为；前方是“害”则做出“避”的动作，总之先有利害目标而后才有趋避行为，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措辞却意味着劳动在前价值在后，这完全就是行为学上的因果逻辑颠倒。就如同因为浆果有食用营养价值所以猢狲攀而摘之，我们不能够说是猢狲的攀摘活动创造了浆果的价值。这完全无视人类行为的动机驱动机制或者说目的性这种心理学原则。
    马克思说自然之物未经劳动没有价值，那么，究竟是“水或浆果因为有价值人们才去采集”合理？还是“因为人们的采集水和浆果有了价值”说得通？总之，“劳动创造价值”解释不了为何会有劳动这种行为发生。说明不了为何一个人攀岩去摘取燕窝而不是摘取燕窝旁边的那块石头这种劳动行为的取向性。

    劳动价值论提出至今，不断有人补充完善，也不断有人质疑批判。但不管怎样，总还是以价值论作为经济学之基础的研究路径，比起那些闭口不谈价值论的经济学理论来并未输在起跑线上，这一点值得肯定。但不幸的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当中，劳动故然是人的行为，但“价值”与作为“劳动”这个行为的目标的“价值”却并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也研究人的发展的问题。我们常励志说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是“有用”之人，如果觉得自己无用，就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最正常的“价值”概念——有用性。但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却并不是如此。
    劳动价值论是通过曲解“价值”构建起来的。并且，关键的“劳动”概念本身就是不清不楚未加定义含糊其辞，却又无法否认“劳动”是人类行为这个众所周知。
    马克思有个涉及劳动论的名言，“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然而比马克思大2104岁的中国人庄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现代生物学家的解释是蜜蜂尽管没有发达的大脑，但筑巢的“图纸”同样是事前存在于蜜蜂的DNA当中的。马克思的蜜蜂与人的建筑行为对比，充其量说出了人与非人的根本区别——大脑的存在，说明人的实践活动行为要以理论为指导，说明人类的意识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并不能说明蜜蜂筑巢是“没有图纸”的。
    沿着这条思路，马克思本可以给“劳动”以合理的定义，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马克思像他所批判的斯密二重性一样，也具有双重任务——他需要一个能为工人无产阶级所喜爱的、而不是一个科学的劳动概念。这种做法让我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辩护士的嘲讽，“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资本论》第二版跋文）。只需要把其中的“资本”二字改为“劳工”即可反扔给马克思自己了。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价值只是商品的属性，因此，非商品不具有价值，比如自给自足的东西和自然物都没有价值。自产自消是因为产品不是商品，而自然物是因为未经“劳动”。这都严重偏离的人们的正常“价值”概念。非商品不具有价值，那么就是说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就不是劳动了，或者说劳动也还有两种——产生价值的和不产生价值的。这都不符合把劳动当作趋利避害行为看待的行为学逻辑。而自然物，如果没有价值，就解释不了地权、矿权、林权、水权这些自然之物的“权”的意义了。也解释不了为何人类要辛辛苦苦去获取自然资源。但这种理论内部不冾，对于“价值即有用性”的主观价值论来说这些内部逻辑矛盾都一概不存在。

    很多人都说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是由斯密完成的，其实这充其量是价值的分类，而不是价值的定义，而且这种分类早在斯密之前两千多年就由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所明确了。色诺芬把物品的用途分为两类，使用或交换，也就是说，使用或者交换，都是“用途”，都是符合“价值就是有用性”这个价值概念的，使用它时就叫做使用价值，交易时就叫做交换价值。
    色诺芬制作一支笛子拿在路边摆卖。
    路人甲问：这是什么？有什么用？色诺芬答：这是笛子。可以吹奏曲子！路人甲：我不会吹奏。买回去也没有用啊。色诺芬：我现在就教你怎么吹笛子。并吹了一段曲子。路人甲(摇头)：我不懂音律，学不会，我买回去也没用。多谢你的演奏。
    路人乙：这笛子卖多少钱？色诺芬：你先看看笛子吧。路人乙：你说多少钱吧？色诺芬：不用说了，你不会买的。
    路人丙：（拿起笛子仔细看了看，又吹了一段曲子）这笛子卖多少钱？色诺芬：一枚金币。路人丙：能少一点不？色诺芬：不还价。路人丙付了一枚金币后拿走了笛子。
    卖掉笛子后色诺芬感叹到：笛子在不会吹奏的人手中是无用的啊！
    路人甲不知道笛子为何物，路人乙不关注笛子的做工和音色，只有路人丙才是色诺芬心目中的笛子的买主。
    在这段虚构的对话中，笛子的有用性、用处，就是价值。显然，笛子的价值即有用性不是笛子自身的属性，而在于什么人怎么使用它。如果路人买回去当作擀面杖或者烧火棍，它就不是笛子了，而是派上了其他用场即另有价值(用处)。有人含着一片树叶也能吹出动人曲调一样，但树叶不是作为乐器而生长的。不借用任何器物有人用自己的口就能演奏曲子，甚至是一个剧目，这有清初林嗣环的《口技》一文为证。口，对于一般人来说，用途是吃喝与说话；对哑巴只是吃喝；对《口技》里面的艺术家来说它还是万能乐器。这些用途（价值）不是它的客观属性，而是取决于什么人认知它使用它。
    所以，价值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任何客观事物都具有无穷的潜在用途即价值，这就导致了一个确定的事实对应于多种价值的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是休谟法则——事实不能决定价值。
    关于这方面之前已是糜费口舌，但仍然是代有人出，不时地在罔顾基本概念定义的前提下在自己想当然地理解之下阔论劳动价值论。

     把劳动价值论划入“主观价值论”基于以下两点：一，它用可以客观计量的物理量时间来计量劳动。后边的文字将说明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二，马克思把价值看作是商品自身的属性而与面对他的人无关，这符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存在的客观性特征。《资本论》中写到：“它（注：指商品）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变化”，这些论述合在一起，马克思就给自己的价值论贴上了抹不掉的“客观”标签。

     固然谁也没法否认产品是人类生产制造出来的。这就为“劳动创造价值”这一观点的诞生提供了一个似乎非常合理的产床。但生产制造是一个从产品创意到具体功能、外形、包装设计，再到制造工艺技术流程装备设计，再到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步骤。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把整个制作流程归纳为四个步骤，即著名的PDCA循环工作法(Plan—Do—Check—Action)。ISO的这种表述，表明了产品和每一个环节步骤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能说产品是其中某一个环节的功劳。在PDCA当中，Do，不过是其中之一个环节，而且不过是对Plan的实施落实，这比较符合马克思“简单劳动”概念。但马克思把产品的价值，统统归于Do环节，并且是简化为用计时就可以计量的简单劳动，这就把“生产是一个组织体系”的认知彻底否认了，把处于其它环节当中的人及其劳动也彻底否认了。
     既然具有价值（对人的有用性）的产品是人创造出来的，又必须是在Doing之前存在的，那么它惟一产生的环节也就是只能是Doing之前的Planning了。所以，产品的价值（人物关系）是在设计计划工作当中构建起来的，形成了Doing的目标之后才有了Doing的展开。把planning视为劳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劳动价值论。但此劳动价值论非彼劳动价值论，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此劳动价值论当中的劳动和价值两个概念都于前劳动价值论不同，Doing不再是劳动，这就顺利解释了为何机器可以替代人——它替代的只是非劳动性质的doing而不是劳动性质的Planning。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Doing被视为纯粹的物理过程而谓之“体力耗费”而不是劳动。
     而在主观价值论看来，价值就是人和物的关系，而不是物的自身属性，即便这个物被称作商品。“有用性”就是关系，是人—物关系。人物关系，面对同一物不同的人构建起来的关系就会因人而异，而不属于物品自身。主观价值论就是一套完全切合行为心理学的劳动价值论。

     很多人会觉得，劳动价值论的存废涉及到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的成立与否，其实并不尽然。价值论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给经济现象一个解释的依据，说穿了也就是行为学用动机解释行为这回事。但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要用这么一套理论来给财富分布理论一个支持。其背后默认却不愿意说出的法则是“谁创造归谁所有”，但这个法则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所以也只是默认却不愿也不能言表。
     由于默认了“谁创造归于谁”，想占有财富的各路人等都竭力将财富的产生描述为是自己的创造，以给占有财富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理由。工程技术人员强调自己的创造性，管理人员强调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判断水平，工人则强调自己的身体耗费。为此，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不惜把价值中性的“生产”简称为褒义的“劳动”，再把“劳动”减缩成为以时间长短就可以计量的“简单劳动”，通过这几次概念转换，工人阶级尤其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工人就成了唯一的劳动者和唯一的财富创造者，而那些在生产系统Do环节之外中起确定性作用的产品设计者、流程设计者、指挥调度管理者都变成了非劳动者，进而被贴上了不劳而获的财富蛀虫的标签，划入了剥削者阶层。
     其实，谁创造归谁所有的思想在马克思之前早已有之。约翰·洛克（16320829~17041028）在其《政府论》中就认为，一个人只要使任何东西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这个东西里就已经掺进了他的劳动，即掺进了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因而这个东西就成为他的财产。换言之，劳动在自然之物上面加上一些东西，使它们就成为劳动者的私有财产。比如一颗自然生长的苹果树，人人有权利去采摘苹果，谁摘下来苹果就归谁所有，别人不得侵犯这种所有权。然而后人抹去了洛克约翰言词当中的条件——自然界的苹果树，只说谁劳动产品归属于谁，例如马克思就把工人利用西方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产出（剩余价值）划归于工人所有。
    洛克的价值worth（不是value!）概念，原本就是有用性。在《论降低利息的后果》当中洛克写到，“任何物的自然worth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求，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洛克这一价值概念被马克思引用于《资本论》的开篇——“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说明起先马克思是认可“价值即有用性”这一定义的，但后来却对洛克约翰的说法加以曲解了。洛克说的“价值”是自然物的价值，野生的无主苹果固然人人有权采摘并拥有所获之物。马克思则补充解释说“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洛克无主的、用于自己享用的“自然物”被马克思偷换成了所有权明确的用于交换的“商品物”，据此，在“谁创造归属谁”的潜规则下，赋予了工人从商品物本来的主人那里拿走它的理由。
     但如此逻辑脆弱得难经推敲。我们看看职场的情况吧。求职者会说“我要求多少多少的薪水，因为可以为企业创造多少多少价值”，注意，求职者说的是“我可以给企业创造多少价值”，而不是可以为他自己创造价值！他对自己付出劳动的所得诉求是以其薪资来表达的。为企业创造价值是求职者为薪资所必须支付的对等报酬，而不是他拿走所创造价值的理由。
     所以，从劳资合同签署那一刻，就职者就是为资方工作的，就以薪资待遇为回报宣布放弃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所有权话说承认了资方对产品价值的所有权。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充其量为剩余价值找到一个理论上来源，并不能从法理上将之所有权划归工人（况且工人只是生产过程的部分参与者）。
     浆果生于木猢狲自享用，鱼虾游水中鹈鹕代为捕，自然界里的“产品”从来都不是谁创造归谁所有。每一个物种都是自然长成，而不是它的天敌哺育喂养出来的。真正的分配规则如《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所说的“特权分配律”，即“谁拥有即谁拥有”，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套套逻辑。资方以工资的代价换取了对劳动的使用权，因此劳动带来的结果自然归资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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