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经济学家分析问题，为了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结论，都会将一些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条件隐去，即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刘易斯的二元论中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其实也是如此。目前珠汇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并不能说刘的理论不成立，而只是一个假设条件改变了，使事情发展的短期趋势受到了一些影响而已。比如中央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改变了农民的比较收益，新一代农民工的要求与老一代出现了差别，社会舆论关注贫富分化等，还有物价上涨，使得农民工的供给出现了波动。其实如果考虑到物价水平，目前农民工的收入并不见得是上涨了。所以并不能就此认为刘易斯的理论受到质疑。

刘的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工业积累的问题吧，还忽略了规模报酬递增。农民进城因为比较利益，城市的工资应该说是预期工资高于在乡村的收入，这个理由还应考虑进城找工作的风险。当哪天这个条件不能满足的时候，民工荒自然产生了

这是中国的地区差异大，还有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造成的，你可以看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对拉美国家的经验总结，是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如何实现一个后发国家进入工业社会的思考，对于20世纪

中期的经验总结是成功的，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才有“费景汉、拉尼斯”的改造，但是尽管修正了刘易斯对农业

的不重视因素，但是却接收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概念，所以可以说有发展而无创新。

至于对中国的演绎，出现的问题更多，因为按照刘易斯模型，两地的工资差距越大，转移力度越大，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民工潮主要

是从中部地区转移东部，而不是更为贫穷的西部转移的力量大；后期的托罗达模型以及依斯特林的“相对剥夺”理论对中国劳动力转移有着

更为经典的解释，就我个人来看，依斯特林的相对剥夺理论更为合理，因为这样才能解释中国出现无数的“新疆村”、“浙江村”……

之所以在中国出现有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还有大量转移，是因为“进城农民工”——而非“在乡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具有如下

的特点：

首先，进城农民工以“廉价工资”和零福利为强硬手段迫使城市国有企业工人阶级从“减员”到“换员”。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以股份制、

产权改革为手段，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倾向于裁减人员。但是据估算，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约占1/3，如果这些富余人员都与企业解除劳动关

系，大多数企业无力支付经济补偿金，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也没有这样大的承受能力，此种状况使得国有企业选择了“换员增效”。而进城农

民工的廉价工资是不包括子女抚养费用以及自身的教育培训费用的，且国有企业无需支付进城农民工的保险、企业福利以及社会福利的。马克

思曾经说过：“失业工人的压力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而在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廉价工资压得城市工人抬不起头，因此进城农民工

阶级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工人阶级成为城市工业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主体。

第二，进城农民工阶级以高强度体力劳动从事脏重苦危的工作岗位抢走了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饭碗。“对于下层阶级来说，生活的逼迫、无

休止地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识的贫乏使他们保持着人类自强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断更新的活力从当前的城市现实中，我们发现进城农民工

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几乎被发挥到极致，而其结果必然对城市下岗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形成巨大的阻碍。从数据上来看，1998年下岗职工的再

就业率为50％，2001年降至30％，2002年降至20％以下，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的持续下降充分显示了在体力劳动的竞争中，进城农民工具有

绝对的“优势”。

第三，就地方政府而言，输出地政府大量组织本地农民输入，因为对于四川这样的省份，农民工的汇回收入已经超过本地的财政收入！！！

对于输入地政府而言，在当前的地方分治原则下，输入地政府无需支付外来人口的服务成本，因此输入地地方政府可以为本辖区公民实行

“腾笼换鸟”以及强烈的职业限制政策。其理论如果用托罗达的模型可以解释，它清楚的说明了城市就业的创造无助于城市失业问题的解决。

第四、进城农民工正在进行历史的整合，他们是中国的末代农民，尽管他们正处在一条在我们看来是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但是对于整个

农民阶级而言，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当前利用户籍制度、传统的等级制度剥削农民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民族

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五，民工荒是农民工对资本的一种被动式罢工，但是这种罢工被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团结所破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民工荒出现后，甘肃、

陕西等省份主动组织自己的民工去打工，这削弱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曼德尔说过：“组织之于无产阶级正如刀剑之于封建骑士、资本

之于资产阶级一样重要。”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得我们的民工荒现象不能成为制度，而是一种阶段性表现。

刘易斯的理论有问题，理论的基础仍然是边际价值论。他认为一旦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完成，收入分配差距自然会减少。二元经济也会变成一元经济。这简直没什么可参考性。他的前提假设是城市没有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的发展能够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的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城市工人的大规模下岗，剩余劳动力充足。其次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提高。根本不可能去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也是古典主义的观点。

顺便问一下数有刘易斯的那篇二元经济论文。

建议楼主读读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我觉得，根据第二手资料来理解刘易斯可能是有所偏差的，你所说的问题刘易斯（1954）、拉尼斯和费景汉（1964）以及乔根逊（1961）都有所研究。并不是如你所说得那样，如果读完之后，你仍然觉得是这样，可以来讨论。

即使是在珠三角这样的局部市场，劳动力价格的波动依然是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在当今的中国，来自于农村、到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俗称为农民工，影响其供给的因素有地域文化差异、交通、通讯、农民工自身素质、农民工自身价格期望、就业地整体工资水平、就业地农民工数量等，影响其需求的因素有就业地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就业地文化、就业地政府政策等。

读刘易斯二元结构这样的经典，一是要弄清其基本含义（尤其是前提条件），二是要透析其产生的经济背景，三是要结合现今实际，剖析其是否具有应用的意义，进而提炼、改进。而不是简单地说是否适用于今。

忽然想起一句话：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法也，时世异也。

劳动力的转移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先转移的是离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比较近的地区，越偏远的地区迁移的成本越高，也就越难迁移。

楼主读死书，死读书，教条主义。。。。

你可能犯了经济学的典型错误就是(Fallacy of composition) 合成谬误.因为如果你查中国整体产业劳动人口结构变化是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工业与第三产业劳动人口增加, 这是支持是Lewis模型的. 但并不一定是每个省都是种情况, 因为整体趋势不一定等同于局部趋势.

回到广东地区出现民工荒这种情况,引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三农政策出台,地方政府对农民减税,农民收入水平上升购买力上升,如果选择到城市工作的机会成本增加,这样劳动力的流动性会减小. 另外城市里,由于其他行业的人群收入增加如公务员过去20年来薪金上升10倍,消费水平在城市上升幅度比农村大. 民工在薪金水平相对维持稳定,也就是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会选择离开或到其他消费水平相对低的城市里工作.但整体的产业人口比例仍然按照Lewis 模型所说的.

hao a

刘易斯模型是在一个封闭区域内部的，现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是两个区域，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待遇高，当然劳动力要流走。

“城市的工资应该说是预期工资高于在乡村的收入，这个理由还应考虑进城找工作的风险。”这似乎就是托达罗模型的核心思想

信息的不对陈。

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只是一个“完美”的模型，和现实相去甚远，但给我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让后来者可以立足于其中的某个点进行扩展延伸，拿这个模型和现实的中国相比当然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另外这个模型主要涉及二元经济体制的宏观方面，也没有考虑社会公平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相对来说，乔根生的模型更加值得拿来和现实进行对比分析。

国家政策开始向农村倾斜各种关于农村居民的保障措施应该对其有影响吧!

我认为刘易斯二元论的社会背景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没有对劳动有“户口”限制、对土地有“所有权/使用权”限制的、法律公平执行的国家内的经济现象的模行。

刘易斯二元论的模型设想，农业人口的工资设定的比工业工资低一点，不是太低，但足以使农民有动力从农业移入工业；然后重要的是工业的积累资本会以返回再投资到工业来扩大生产能力从而可以雇佣更多农民作为劳动力的这种方式进行，从而使得工业生产不断扩大，工资也不断增加。

但是中国的具体制度约束是，农业部门的“户口”限制使得农业部门的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自由的意义在于优质的、生产能力高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而被挤压在农业内部，另一方面，对土地权利的限制使得农民不可能将人身与物产同时顺利的流动，这样要进入高一级的台阶——工业部门，就非常困难。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农业部门的教育方面非常忽视T.W.Sultz的功绩，这位诺奖获得者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即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谓是无以复加。他认为，农民质量的提高最终来自教育。我认为“民工荒”不是数量上的“荒”，而是质量上的“荒”。能到工业部门工作，并不是说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的，这是要经过技术、知识的培训，这是需要金钱、时间和社会的共同投资的。不在教育上下功夫，怎么能收获高质量的劳动力呢？

还有一点补充，整个社会极其缺乏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尊重、重视和理解，这简直就是重复了另一位诺奖获得者Gary Becker的警戒， 他指出，一个人群对于另一个人群的权利上的歧视事实上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损失。这在中国是一个没有明文写出、但是整个社会都被浸淫的一个事实，是一个经济学无能为力，只有仰赖社会学、人文学和哲学来共同探讨的一个价值观问题。

据笔者与东莞港商的座谈，珠三角其实并没有民工荒，或者说是结构性的民工荒，民工荒问题被媒体夸大了，当然，这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或许有好处，但也不一定。不过，有个问题需要强调，扣除了物价因素后，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实质在下降。这点倒是值得反思。

中国没有民工荒，透过现象看本质

民工荒是媒体制造出来的

开眼界了

随说农民工工资涨了一些,但相对于地区平均工资仍然是较低的,只能是温饱有余尔,离小康尚远.

不是民工慌，而是“技工”慌！普通民工是不稀缺的。

再说了，考虑一下phlephs的工作搜寻理论，区域的转换需要成本。农民并不一定因为外地工资高就出去，他们要做balance。

为啥是技工慌， 看 economist 2007,8 月的的文章 asia  skilled crisis.

再看看蔡昉的报告即可，中国没有什么可违背的。

 

楼上的分析得很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