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一. 关于增长观的思考
最近我跑了一些地方，作了些研究，感到宏观政策中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好，它涉及到对明年（2000年）宏观政策及今后一段时期宏观政策操作的认识。这个问题就是增长观的问题。我感到现在我们无论是对明年形势的判断，还是在如何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问题上都需要首先解决好增长观的问题。
我们的看法还是，中国现在增长观上要讲究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不能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不能过度地强调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过度讲求速度。各地投资冲动大，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譬如说体制复归，结构进一步扭曲和固化，这些我们以前讲得较多。现在讲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对资源的破坏。从调查中，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就是“产权不清＋现代化的技术＝对资源的空前的破坏”。如果这个公式成立，那就意味着不能过分简单地强调增长速度，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是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产权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

最近我从贵州回来，贵州的情况增添了我一层远忧，令我担心长江有一天是否也会成为内陆河。贵州在长江上游，它的典型地貌是石灰岩，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土。过去贵州到处都是植被，靠的就是这层薄薄的土。但令人痛惜的是，由于过去几十年的过度开采，这层土流失相当严重，植被退化且很难恢复。贵州的老百姓很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了土，尽管降水量和雨量很好，没有土也不行。对于贵州的水土流失，我曾经同林毅夫探讨过，他告诉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后政府要求贵州粮食实现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自给自足。农业部规定超过25度的山坡地应退耕还林，可在贵州经常看到老百姓在超过25度的山坡地上种玉米和红薯。我想我国粮食现在这样富裕，凡是有道路的地方，粮食可以运进，应坚决执行25度以上山坡地退耕还林的政策。可见不分青红皂白的讲增长确实不行，今天你增长了，明天别人可能连活都活不了。资源是稀缺的，不讲究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不讲究可持续发展的增长要不得！
我说“产权不清＋现代化的技术＝对资源的空前的破坏”是基于以下观察。过去贵州砍树要一斧子一斧子地砍，砍下来的木头运不出来。因此，农民砍几棵要当柴烧并没有对大自然造成什么大影响。现在不同了，技术水平提高了，砍树可以用电锯，采伐的木头可以用车运。如果你要这些地方加快增长速度，树会砍得飞快。
这让我又想起了宁夏的西夏王陵。我去西夏王陵参观西夏博物馆时，看到过一大片文字，远看酷似汉字，以为自己能认出，近前才知是西夏文字，一个也不认得。幸蒙西夏王陵博物馆的一位著名的西夏文专家告诉我，上面记载的是西夏王陵的风水、山川风物，西夏王陵在贺兰山角下，曾经是风水很好的一个地方，林木茂盛、郁郁葱葱；泉水潺潺、鸟语花香。然而现在已经是一片死寂般的荒漠。不到1000年，环境退化如此严重。
前一段我去了山东，黄河已是十年九断流，快要成了一条内陆河了，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前些年断流局限于山东境内，现在河南河段水量也很小。山东半岛的一些地方的地下水抽得太多，导致海水倒灌，土地盐碱化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现状令人堪忧。
所以我想，我们的增长究竟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基础上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将来给我们的子孙还能不能留下长江黄河？我们的宏观政策除了考虑GDP外，要不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除了考虑短期因素外，要不要考虑长期可持续性的增长？我们研究宏观政策以及希望提出对策的人，要不要考虑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究竟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以短期需要而牺牲长期真的值得吗？我们是在为未来的繁荣添一块砖，还是无意中拆了子孙后来的墙角。

二、高速与低效：对我国经济增长实绩的评价
  从统计数据看，除盛产钻石的小国博兹瓦纳外，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远大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得益于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我国经济的效率表现远没有速度那么成功，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对效率的损害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直接损害增长的动态效率，破坏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二是经济效益低下，过度投入与无效产出并存，GDP水分加大，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使得资源存量和环境负荷难以为继。二者都使得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高速度损害动态效率
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对动态效率的损害主要在于它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高增长、高波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特点，自1953年至今，完整的波动累计出现了8次。经济波动的突出特点一是波动频率高，平均3－6年一个周期。二是波动幅度大，前七次波动中最高振幅（指高峰时的增长率减去谷底时的增长率）达66.1%，最低为8.4%，七次波动平均振幅为22.6%。部分振幅已接近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波动幅度。三是通货膨胀率较高。根据测算，1960－1989年间，中国经济的波动系数是美日等国的2－3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2倍，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增长最不稳定的国家。
过度波动对动态效率的损害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对于常态短缺的经济而言，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必然表现为不断缓解瓶颈、扩大供给的过程，一旦速度高到资源无法支撑的水平就不得不进行收缩和调整。正所谓大上之后必大下，过热之后必然是调整，“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是传统体制下速度型增长的必然模式。结果非但没有加快增长速度，反而减缓了增长速度。以“二五”计划为例，三年“大跃进”期间，工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5%，但之后的1961、1962年平均每年负增长21.2%，整个“二五”时期平均每年仅增长0.65%。欲速则不达，这一点不仅为改革以前的实践所证实，为改革以后的历次波动所证实，也为国际经验所证实。以英国为例，七十年代英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停走走之中，经济增长率最高时达 7％，最低时为－1.7% ，整个70年代增长率仅有 2.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经济并非常态短缺，而是供给过剩，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导致了长期的滞胀。其增长政策的失效对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尤具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