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条目体（作者底稿）

我心深深处，中有千千结。结局是，这种文本“闭塞症”必然导致诠释者不能以民族的语言和时代的心声“说出”原作者乃至历史上的诠释学家所未能说出的话，背离了诠释工作的本义。

这固然是极为不好的研究现象：《资本论》被作为“文本的体系”构筑的工作来看待了。推而广之，《资本论》的应用也是“基于文本的应用”，使得文本诠释学以“马克思学”研究名义大行其道。从1843年到1867年，“文本诠释”以无以阻挡的动力一路推展开来：起点是所谓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终点是马克思对“《资本论》结构”的终极性探索，连接两个端点的是“模块化的马克思”——所谓的马克思不间断而持久的有关于“经济学体系”的阶段性探索努力。这一行程中，给人的印象是马克思越来越知识化了：作为越来越具有成熟意义“经济学家”，在于写出了经济学的“知识文本”。这样，根据这种类型的解读，《资本论》必然是“文本的结构”和“知识的结构”。而现在留给诠释者的任务，只是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说明上述两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又需要动用“预设性的知识构图”。真所谓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惜春更把残红折。“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解读于是怎一个“愁”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