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会议公报来看，在目前阶段的中国，保增长与调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会发生冲突。可以肯定的是，调结构目前已经全面为保增长让位，并将日益“虚化”。在“保增长”变成“保增长压倒一切”时，很多仍需推进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会因此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并在今后制造更大的改革成本。
　　期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消费的人们，可能将再次失望了。此前政府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目前已出台和将要推出的政策来看，刺激消费的政策支持仍将是“雷声大、雨点小”。
　　现在政策面的主流看法认为，目前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是“保增长”，而保增长就是要保GDP增速。加大基建投资、为企业投资减税等措施因此会立竿见影，但提升消费的措施则不会。这涉及长期和短期的权衡取舍的问题。没错，政府和国企投资对经济刺激的确会有短期效果，但很可能是以牺牲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为代价来追求两三年内的短期“快感”——在外需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一旦政府和国企的当期投资在几年后转变为生产能力，并相应缺少内外消费能力的支撑，中国可能将陷入产能过剩的状况，调整需要时间，而这实际上是政府人为创造了一个经济周期。这种传导链条正是在1997～2002年的上一轮经济紧缩期中所发生的情况。
　　从根本上说，投资抑或消费涉及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增长难道就是为了不断修建那些本已过剩的港口、机场和那些无人跑的高速公路，抑或是建造豆腐渣工程?还是为了让13亿民众多吃一些、多穿一些、多消费一些?权力不是目的，生产不是目的，国家也不是目的；人民，每一个人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才是生产的目的，国家的目的，领导人行使权力的目的。
　　历史发展都是有路径依赖的，令人有些担心的是，在现有经济激励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不应对政府刺激消费的力度寄予过多期望。中国政府目前实行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的出发点是，现在先将数万亿花出去，无论如何要将经济大幅下滑的趋势给顶住，不能形成一个负反馈系统。然后等到国际金融紧缩过去，外需再次旺盛，那时就天下太平了。所以说，现在这些手法都是救急。长远来说，政府仍没有开放垄断行业的考虑，而更多的是从补贴国有企业刺激产出的角度提振经济。国有部门在经济危机中放声大笑，民营部门却已经被逼到了“死角”。而民企被边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将给就业市场带来冲击。在目前国内缺少完善的社保体系的时候，政府“维稳”的工作显然要面临巨大的挑战。显然，如果政府资源过度倾斜到国有部门，也许在这场对抗经济危机的战斗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