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的羔羊---不严谨的推论（原创）

陈志
2006-2-2
安徽泾县

前言：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主要就是表达自己认为或许是正确的想法，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乱，其实，每个小标题都可以看成一个独立的小文章。

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国家的行政领导人，甚至包括黑社会成员，没有不希望中国变得强大的。

（一）从中国的皇帝的统治看中国国民的性格
中国人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从精神层面看似乎可以理解，毕竟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从文化层面和性格来看，很多人肯定反对，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更象是另一种动物，羔羊。沉默的羔羊，迷途的羔羊。
一些小事
时常有这样的报道，中国人等公交车不排队，在公共场所抽烟，诸如此类的小事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发生，其实事实也是这样。甚至于在北京当一个小女孩被公交车售票员掐死而没有人阻止。所以，当听到在长途汽车上，流氓轮奸女乘客而其他人视而不见时，也就感到习惯了。当然，有的事情是有些极端，但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中国人似乎比较冷漠，不知道去互助，也比较不守纪律。为什么？难道中国人的素质就是很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王权时代的中国的法律不是中国国民的法律，仅仅是皇帝的法律，仅仅是为皇帝的利益服务的法律。同时，这种普通国民对法律的反感形成一种习惯，并且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潜在的从内心的不服从。即使到了今天，这种习惯依然存在着，但是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发现不了。一方面，普通国民没有参与立法的强烈愿望，同时又受各种现实规定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忍受着不公平法。

皇帝社会规则的制订及特点
举一个小例子，假如我和你打赌投硬币，或者是数通花，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赌博，每次的输或者赢都是一元。很显然，从理论上讲，我们两人获胜的次数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和我出于爱好，或者出于无聊而赌博，两人都不吃亏，对不对？也就是说，这种赌博的规则我们都同意，我们都会去遵守。但是，如果我有枪，或者我有能力去严重伤害你，此时我提出一个新的规则，我每次若输只付你一元，但是如果你输了，就得付十元。很显然，这种赌博的规则对你不公平，但是你又必须去遵守，除非你认为生命比钱更重要。如果赌博的人足够多，我就必须雇佣一些人来帮我维持这种对我来说有利的赌博规则。试想一下，这种情况同古代的皇帝所实施的政策有何不同？当然 ，如果你有机会去反抗这种规则，你肯定会打破这种规则。同样，如果有人违反我所定的规则，我就必然行处罚，甚至杀死他。
我国古代的皇帝就是规则的制定者。而普通国民就是受害者。两千多年的王权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对这一不公平规则的强化过程，让国民从内心中树立这一不公平的规则是公平的，是天经地义的，任何反抗王权的人，包括有疑问的人，都会被毁灭。当然，皇帝将这种规则制造的尽量从表面看是合理的。两千年的奴化过程，使国民对王权不再怀疑，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是，人是聪明的，这种遵守是一种假象，这样一来，中国国民对规则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只要有机会，就会去违反。为了防止普通国民的交流与反抗，皇帝是严禁普通国民结社的，即使聚集在一起，也是严格限定不得谈论国事。否则为结党营私，很有意思，皇帝可以组建政权，普通国民不可以结社。
恰巧看到钱穆的文章，这一段有点思，复制了过来：
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
　　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
　　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
　　，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
　　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
所以，中国国民就在这一奴化过程中对规则产生潜意识的反感，养成了当没有强制力去限制时，就会不遵守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习惯。表面上是良民，但是骨头里具有侵略性与破坏性和反抗性。所以说在和平时期，中国国民特别能够忍受不公平的事，但是如果发生混乱，或者统治权力无效时，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无规则的状态，社会就会一片混乱，杀人，抢劫，强奸等，反抗和破坏是非常坚决与彻底的。
题外话，由于这种中国国民的性格特点和文化传承，由于制造业的最大特点是要求不断压缩成本，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中国很难成为超过发达国家的科技大国，因为科技创新需要不断的突破传统与限制。
以上一些中国国民行为习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普通中国国民对社会规则，或者说法律没有从内心认同，因为那种法律并不是普通中国国民的法律，我也在想，普通中国国民干嘛要遵守皇帝定的法律？他傻啊？民族性格的培养是逐渐而且漫长的，形成了如今中国人等公交车不排队，在公共场所抽烟，等等，中国国民对规则没有好的认识，就是有，也不是想着去遵守。
中国目前的法律是否公平？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便进行评价，但是还是对有些规定不理解。比如说，国家公务人员贪污十万元就可以处死刑，但是又规定，国家公务人员的巨额财产如果来源不明，应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就是说，如果我贪污了很多，如果一不小心，东窗事发了，尽管这种情况在我保持一定的谨慎的情况下发生的可能为零。但是我只要不坦白，最多就五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规定？再比如，法律规定，如果民工被拖欠工资，首先要到什么仲裁部门去仲裁，还有时间的限制，如果要不到钱，才可以向法院去告。如果我是一个民工，等我要到工资，我早就饿死了，更何况很多时候还要不到。
题外话，为何美国政府补贴美国农民？不是美国的总统心地善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国农民有投票权，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市长让谁当，在好几个人竞争市长这一光荣的公共职务时，获得占人口一定比例的农民当然很重要，更何况既然参加竞选市长，一定程度上实力也是势均力敌的。
有人报道这样的一件小事，说一个德国人，或者美国人，在十字路口准备过马路，看见是红灯，就一直等，等了好长时间，还是红灯，就换了一条路，真正的原因是红绿灯坏了。这种事情的真伪很难说，但是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态度。我认为，在德国，或者美国，由于普通国民对法律的认同度较高，所以就会自觉地去遵守各种规则，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遵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红灯不变，也不可以去闯红灯，因为大多数的国民认为规则就要去遵守，如果今天你来个特例，明天我来个特例，规则就会被破坏。尤其是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对不对？规则，或者法律不可能规定所有的事情，肯定有许多漏洞，在这种情况下，自觉地遵守就显得太重要了。
就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民，尤其是法律人员和经济界人士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目前有的学者说，中国的不公平虽然比较严重，已经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是中国目前不会有大的灾难。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被有的网民骂得很惨，因为他丢了另一半，如果中国发生混乱，那将是灾难性的，任何人都控制不住。远的事情不说，拿最近的一件事来说，那动乱的二十年，似乎要将所有的旧的东西都毁灭，就是最好的例子，人似乎都失去了理智，其实是潜伏在心中的怨恨的一次发泄。这种行为导致对社会的破坏性具有彻底性，盲目性，与其说是一种无心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报复，一种没有来由的具有极度残忍的复仇。所以中国只有书本上的历史，而且是皇帝编的历史，而没有物体的历史，你看不见实实在在的物质。中国国民对于物质历史似乎没有继承性，在英国有牛津大学这种几百年历史的大学，中国很难有，因为旧的和新的差别太大，所以旧的很难保存。当然，皇帝为了巩固王权，规则，武力与刑罚只是一个方面。

宗教和儒学的力量
还有，皇帝就是通过宗教，说自己是上天的儿子，是天子，是神，以区别于普通国民。所以虚拟的天上人间是非常生动的，即使到今天，还是有以前的习俗，尤其是在农村。

道德要求
同时，又推行儒家思想，吸取其中有益于统治的地方，淡化以致消灭不利于统治的地方，当然，人间的真理还是会留下的。比如说，人要有“德”，不能以下犯上，才能当然也重要，但是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德。要搞清楚，皇帝所说的德不是现在的社会公德的德，而是要遵从上级与长者的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统治者的能力未必就是最强。所以，当有能力强的人出现时，按道理说，应该让更有才能的人当皇帝才是最好的，那样治理国家会更好，但是，原来的皇帝，既有利益所有者就会有巨大的损失。但通过道德（遵从上级和长者之德）这一做人的基本要求，在被普通中国国民从内心接受之后 ，就可以达到控制能力强大的人才的作用。
所以当年曾国藩在消灭太平天国后单单从军事实力来讲，完全可以当自己当皇帝，但是他建立军事力量的精神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道德。如果他真的当了皇帝，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就难以获得中国普通国民的支持，失败也就难免。吴三桂也是同样的情况。
再比如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国内比较，或许矮子里面拔将军，可以挑出几部好点的。但是放到国际大舞台上，几乎没有可以得到国际公认的，能够勉强放到桌面的似乎只有《红楼梦》。因为，如果展现对自由真理的追求，必然要对皇帝的控制提出挑战，如果表达爱情这一主题，必然首先要求男女平等。而中国的皇帝社会，什么都达不到。看看人家雨果，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等，这些人的作品，没有比较就很难发现距离。

皇帝为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其统治，又希望得到优秀的人才为他打工，所以，就会最大限度的完善官员选拔制度来得到优秀的人才，不过，这是一皇帝的角度来考虑的，首先要听话，其次要有文化。
所以，皇帝会尽量通过德去要求国民，同样的，在一个家庭中，长者对后辈有绝对的控制权，包括对生命的控制权。这样一来，“人之初，性本善”就被大力提倡，否则无法解决统治者和长者的控制权利的合法性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人性本恶，国民就会想，统治者和长者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侵犯别人，统治者和长者还有什么权力去要求别人去服从？所以，我们常讲以德服人。控制国家和家庭要通过德而非法律。废百家争鸣，独尊儒家就是这样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强化，完善。但是，这种道德第一的模式本身就有巨大的缺陷。因为种种证据表明人性是自私的。
但是，道德第一是为了维护不平等的统治而存在的，所以对于王朝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病痛，在王朝的后期必然走向毁灭。新的王朝又诞生，反反复复。

直到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新的思想的进入。但是直到2005年，“人之初，性本善”好像依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决定着国家的制度设计，对权力是依靠自我监督还是以外部监督为主。决定着普通国民对改革的要求，因为没有民意支持的改革是永远不会获得成功的。
当然，这种以德的控制是低效率的，王朝的初期军事强大，他的缺点不是特别明显，是王权消失的加速器，是随着朝代的发展，军力在衰退，同时腐败在加剧。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存在的原因还是为了皇帝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是权力过于集中。

沙子文化
中国有很多劝告人们不要关心公共事务的言语，被中国国民广泛接受与传颂，比如说，沉默是金，各管各人事，莫管他人事，知足常乐，木秀于林，风必吹之，枪打出头鸟，太多了，这些都是生活经验的终结啊！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著作中很难发现对王权有怀疑的思想，不是从来没有过，可以想象他们其实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他们在诞生的那天就遭到了皇帝的人道毁灭。这一个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奴化过程，有一个很形象化的名称叫”洗脑”。

制度的变态也达到了极端，其实就是权力的集中达到了极端。两千年的时间中，尤其是在明清，皇帝居然可以有几千个女人，而且是从全天下挑选的美女，而且一旦被挑中，就必须永远在皇宫中孤独地长期生活，为了保持对这些漂亮女人的绝对控制，又始终保持几千个被阉割了的男人从事服务性工作。中国皇帝的这种统治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人类也很难想象的到，反人性到了极点。也是变态到了极点。难道还能够想到更变态的吗？
但是，即使如此，皇帝通过这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控制，使得一种完全不合理的王权国家能够延续二百多年，也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同时，不合理的王权制度本身具有一种自我修复功能。
在统治的后期，由于社会腐败的积重难返，所以才会消亡，很多人总认为是官僚阶层的腐败，认为皇帝是好皇帝，从来不敢否定皇帝。但是不要忘了，腐败总是从上往下的，皇帝的罪恶是国家败落的源头，这是必然，从下往上腐败，则是偶然。皇帝获得的太多，本身就不合理，甚至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只不过皇帝通过强力控制了其他中国国民而已。
新鲜空气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本和八国的入侵，中国还会长期保持这种表面看来很合理的王权社会的制度。当然，这种制度会更加的完善，王朝会延续更长的时间，比如说三百年，或者会更长。没有西方的思想的输入，中国会在这种制度下继续几千年，或者会更长。所以，坦 率地说，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甚至认为是荒谬：日本和八国对中国的伤害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小于对中国的贡献，因为他消灭了原有的统治集团，让中国国民有机会可以重新对政治洗牌，更重要的是，很多比王权制度先进的思想涌入了中国，而这一点，对中国的当代产生了质的影响，并且将在未来决定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中国国民的文化分裂症
中国国民一方面要守徳，坚持着人性本善的表面教育，同时又渴望着获得财富与权力，这种冲突深深地潜伏在人们的心中。这种病态一直没有解决，直到西方文化的输入，才让中国国民看到一点点希望。
目前的中国，是各种思潮都存在的时期，既有最愚昧落后的，也有最先进的。以前是破了旧文化，但是却没有新文化去代替，所以乱。现在是既认可旧文化中的一部分，又在寻找一种可以代替的新文化。达到一种新的统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国民的文化分裂症主要表现在内心的自私的欲望与受到教育并认为人性本善的冲突。
以下这篇文章很好，所以引用了过来， 我觉得用“文化惯性” 或者“文化适应症”这个词比较合适于这篇文章。

作者：大土2　回复日期：2005-12-12　10:16:48　
　　奴性的起源：中国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的悲惨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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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2005年12月11日
　　作者：清池明月禅心
　　
　　
　　
　　
　　　　把小白鼠分装在两个箱子里，一个箱子有门，另一个没有。然后对两个箱子里的白鼠进行电击。有门的那个箱子的小白老鼠一受电击，立刻奔向小门逃走；无门的那个箱子里的小白鼠，在受电击后当然四处狂奔，结果只能撞在箱壁上，直撞得精疲力尽甚至昏死过去。有门的小白鼠，不管进行多少次电击，照样从小门逃走；而无门的小白鼠，在反复进行电击之后，反应的激烈程度会越来越低、对电击的感觉会越来越迟钝。最后竟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白鼠们趴在箱底，隨你加大电击强度，哪怕鼠毛烧焦，冒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也不逃跑，只是一动不动地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上方，这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
　　　　原本一样的机灵可爱的小白鼠，仅仅是分别处在有逃跑之门和无逃跑之门两种不同的箱子里，在施加相同的电击之后，一组小白鼠反应越来越敏捷，在受电击的瞬间逃得无影无踪，絲毫不受电击的伤害；而另一组经过没有逃跑之门的封闭环境的“改造”之后，变得麻木不仁，甚至连上天赋予动物的受到伤害时逃跑的本能都会消失，它们只是黙黙地忍受伤害，那怕这种伤害是如此之深重、恐怖。两组白鼠的区别仅仅是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竟会导至如此巨大的行为反差。（箱子对于小白鼠而言就是一种地理环境。）
　　　　这个实验结果实在太恐怖了，也太发人深省了！
　　　　在动物世界当中，同类间的生存竟争永远是残酷的，电视节目里的“动物世界”栏目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弱肉強食，适者生存是生物界永恒的规律。这个规律对人也同样有效。在这个永恒的规律支配下，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人，由于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的不同，文明的进化方向是不是也会表现出不同？在受到电击时，人的行为会和小白鼠相类似吗？当然人和小白鼠是有区别的，人不但生活在物质世界里，还有独属于人的精神世界。
　　　　看看地图，中国的黄河以及后来渐次开发出来的长江流域，对于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人而言，竟不折不扣是一只硕大无比的而又没有逃跑之门的箱子！东边是海、北边西边是戈壁、南边是喜玛拉雅山和充满瘴气和毒虫的原始森林。中国文明的初始态是农耕及隨后产生的井田制（一个灌溉用的井周围环绕着农田，现代的搬家公司甚至可以搬动整座楼房，可有谁能搬动井？），这种生话方式使庶民的居所高度固定，逃跑者容易暴露、容易缉拿。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封闭，这意味着生活在这个大箱子里的人的宿命是在遭到“电击”时，绝对找不到可供逃跑的“自由之门”的！
　　　　隨看竞争的展开，人群中最终一定会产生相对强者，相对强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将“电击”弱者，对于来自相对强者的“电击”，没有逃跑之门的弱者的反应会越来越迟钝，直至和小白鼠相彷彿。隨着社会尺度的趋大化，强者将愈强，弱者将愈弱，在机缘巧合下就会出现绝对强者！大禹可能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绝对強者，这就是中央集权的雛形。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文化必是适应黙黙忍受“电击”的麻木不仁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气氛中产生的宗教必是一种寻 租式宗教，它的终极目的是祈求“电击”不要打到我头上。这种文化最终将体现一个特征，缺乏绝对的、永恒的、无上的价值至高点！（详见拙作美国的起源）从而使心灵上的自由之门也慢慢关闭了，在受到“电击”后连逃离的欲塑都将消失殆尽，从而进入一个恶性互动的封闭圈！我敢断言，中国文明至少在四千年前就走上了一条进化的死胡同，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中国文明必将在磨道中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
　　　　再看环地中海的欧州文明。欧州文明的初始态是遊牧，后来转为半遊牧半农耕，从未产生过居所高度固定的井田制，居所流动性大。至少在三千年前，环地中海文明是城邦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再加上郊区即是城邦也就是国家，城邦的居民如果不幸受到“电击”，步行就可以方便地逃跑，由于遊牧方式使逃跑者不易暴露，不易缉拿，国家又小，很容易逃离“电击圈”，到处都是自由之门。在这种受到“电击”立即落荒而逃的文化气氛当中产生的宗教必是人与神平等互动式的宗教，因为宗教的终极内涵是对“人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最完美的平衡态的极限”的追求。上帝就是人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最完美的平衡态的极限的表现形式。既然是一种平衡态的追求，那么这种文化气氛必将产生人与神共同尊循的永恒、绝对、无上的价值至高点。因为如果只是人尊循而神不尊循那就失衡了。从而为受“电击”者提供逃离世俗权力罗网的精神动力，使得逃离电击的动作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顾忌，这就叫做良性互动。
　　　　地中海一带所有的国家按中国人的眼光看都是蕞尔小国，比如被誉为现代文明起源的雅典城邦才仅仅四万人。在遭到“电击”就落荒而逃的文化气氛里成長的区区四万人，竟能对几十个世纪之后的地球产生如此震撼的影响，无论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还是法律、乃至政治体制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数那么少而影响那么大，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怪事？能否这样解释：城邦制下的人犹如有逃跑之门箱子里的小白鼠，无论受多少次“电击”，也永远鲜活如初。而且“电击”会促动人去思考怎样才能不产生“电源”，从而不可能再有“电击”出现。久而久之，（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在那种受到“电击”永远鲜活如初的人中间终会找到一种一劳永逸消除“电击”出现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终极目的就是铲除“电源”，即杜绝绝对强者得以产生的源头（当今民主国家限制最高行政长官的任期，不管他建立了怎样的不世之勋到时也必须下台，原因就在于此。）——雅典的民主制。在民主制下，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所以才能取得那样高的文明成果。这才真正叫做“一个顶一万个”！
　　　　回过头来看中國人，中国人从国王皇帝到庶民，自古讲究大一统，大一统说白了就是井田制的无限扩大化。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追求民主的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大一统，似乎嫌没有门的箱子太小，容纳的可怜的小白鼠还不够多。
　　　　至少写作于二千五百年前甚至更早的“诗经”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说明至少从二千五百年前，黄河流域就已被严絲合缝地，最终整合成一个没有逃跑之门的大箱子了，並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如何黙黙忍受“电击”的理论。再联想四千年前从大禹手上就开始起步的国家虚化历程（详见拙作“汉奸的起源”），可怜的中华民族啊！整整四十个世纪，难以想像的漫长岁月——当你遭受一次又一次“电击”，从地理到心灵，哪里有可供逃跑的自由之门？可怜的无路可逃的庶民，最终就像上文所说的那群没有自由之门的白鼠那样，趴在箱底，隨你加大电击强度，哪怕鼠毛烧焦，冒出阵阵难闻的气味也不逃跑，只是一动不动地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上方。这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
　　　　人与白鼠毕竟不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当人意识到主观能动性不可能用于规避“电击”时，有头脑的人转而会去适应“电击”，会转而去发掘“电击”中的快感以求安之若饴！这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像犬儒主义者高喊：“痛苦啊，你並不是坏事”一样。所以把痛苦变成欢乐是中国人在无可奈何之中的悲惨发明！
　　　　我们就来看看古往今来中国那些有思想的人是如何发掘“电击快感”的。
　　　　例一，二千二百年前的韩非写的文章里大力表彰了一个叫和氏的人，和氏就是发现大名鼎鼎的“和氏璧”的那个人；和氏璧就是泰王说要拿出十五座城交换，拿到了王璧之后又食言，幸亏蔺相如机智才算没上秦王的当，还留下了完璧归赵的成语的那块玉。韩非说：“楚人和氏得玉璞荊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拿现代话说就是：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他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的。为了被多砍两次，我宁愿是四只脚的猪狗、八只脚的螃蟹、一百只脚的蜈蚣。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多么死心踏地的奴性啊！要“电击”多少次才能造就这种奴牲？？？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哀惋凄切、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天纵奇才的韩非对“电击”快感的发掘多么深入啊！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二千二百年前的韩非发掘“电击”快感的水平绝对达到了“最高最活”的层次，后来者不可能超越他，不过是亦步亦趋而已。
　　　　例二，满清入关改变了中国历史。时至满清已灭亡了九十多年的今天，电视节目里仍然是滿台的大辫子转来转去，吊着根猪尾巴，胁肩谄笑，令人噁心，用北京方言说，这叫德行散大发啦。可是且慢，君莫小觑，这在当今可是名利双收的最时髦的形象，简直可以直追当年杨贵妃，席捲明皇对三千嫔妃的宠爱于一身之后，“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气势！若当年“革命军”作者邹容先生从天堂来尘世一遊，立马能背过气去，辛亥革命算是白干了。
　　　　辫子吊在中国男人的头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满清入关后曾对汉人发布过两条禁令：一是禁止汉人女人缠足；二是禁止汉人男人留全髪。中国人信奉“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明朝之前是把所有头髮全留下来盘到头上。满人下令把耳朵前的那一半剃掉，耳朵后的那一半留下结辫子垂在背后。就为这一半头髮引来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百万人死亡。柏杨先生对此颇有一番议论，说滿人铁蹄横扫大半个中国时老百姓无动于衷，好像在看热闹。可是当满人下令剃去男人一半头髮时却突然怒吼了，因为这道禁令侵犯了“身体髮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古训云云。
　　　　奇怪的是恪守古训的中國古人似乎认定女人的脚不是“受之父母”的，故而可以任意毁伤，爱怎么虐待、折腾，悉听尊便。同样，中国人对满人禁止汉人女人缠足的命令也似乎置若罔闻，直到辛亥革命五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还是满街的小脚老太太，任何隐私在她们面前无所遁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脚侦揖队”的由来。而对满人下的另一道剃发令，中国人则诚惶诚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满清已灭亡近一百年后，还要战战惊惊不忘先皇令諭，吊着根猪尾巴满台转，那副尊容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剃髮令和禁缠令执行情况何来这么大的差别？原因很简単，满清对剃发全进行了猛烈“电击”，真猛烈程度足以让汉人三十生难忘！（我意三生难忘恐力度不足故改为三十生）而禁缠令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中国那些有思想的人对剃发令的“电击”快感发掘得极其彻底，足以和老祖宗韩非有得一比，故而至今犹恋恋不舍。至于禁缠令，並未受“电击”，无从发掘“电击快感”，也就了亦不了，不了亦了啦。
　　　　奴性就是这样起源了。
　　　　结论：奴性就是从一个没有逃跑之门的箱子里去发掘受“电击”时的快感当中起源的。

　　又是刚发现的，觉得有些东西讲得很有道理，复制了过来

作者：科学思维　回复日期：2005-10-7　20:28:11　
　　儒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忘恩负义者
　　这几天好象孔老头的生日，一帮所谓的“新儒家”门徒在关天茶社又是敲锣又是打鼓的，不是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吹“孔子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云云。在这里我先以普通人的身份给孔老头说句“生日快乐”外随便给新儒家一记闷棍：儒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忘恩负义者。
　　　　我知道总会有些同志跳出来反驳，这是好事，所谓“真理不辩不明，歪理不骂不行”。我为什么儒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忘恩负义者呢？让我好好的给同志们说说个道理来。
　　　　一。先好好复习一下众所周知的几个事实：
　　　　1.事实一：儒家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儒家对这位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无一不是冠以“暴君”之名，恨不得生食其肉，寝其皮，死扒其坟，鞭其尸。
　　　　2.事实二：秦始皇灭六国，一统东亚大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人口及财富。
　　　　3.事实三：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就开始风光差不多一千多年。
　　　　以上事实随便翻翻历史书就可以知道的。
　　　　二。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上面发生的各个事实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呢？我的答案是有的，秦始皇是儒家的大恩人，儒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忘恩负义者！为什么呢？
　　　　1.大家也应该知道的是：儒家老祖宗孔夫子其实在早期春秋战国至汉初时期混的并不怎么样，这个大家看看历史书就知道拉。孔子在５５岁时还要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４８４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到了秦始皇时代更是焚书坑儒；汉高祖刘邦曾有向儒生帽子撒尿的历史壮举。
　　　　2.到了汉武帝时代，汉儒董仲舒藉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观念提出的「三纲五常」, 促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在思想界获得独尊地位。从此儒家思想被以后的历代皇帝所大力提倡，儒家开始风光近两千年。
　　　　3.为什么汉武帝会独尊儒术？为什么战国时代国君及秦始皇跟汉武帝以后的国君的思想这么不同？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关键所在。我认为看清这个问题，要从这两种皇帝实际的利益角度出发，好好的看清这两种皇帝之间的利益所在。
　　　　⑴作为一个皇帝，大家认为最怕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很容易知道，皇帝最怕无非就是皇位被夺。一般来说一个皇帝皇位被夺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来自国家外部力量的攻打，导致灭国从而皇位被夺。第二种：国家内部产生比皇帝本身力量更强大反叛力量，结果反叛成功，导致皇位被夺。
　　　　⑵早期皇帝，如秦始皇及各个诸侯国国君，大部分害怕的是第一种情况。大家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君主要任务无非就是武力保存自己国土，武力夺取别国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君对儒家这种鼓吹礼教，不增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的文化思想当然是嗤之以鼻了。所以孔子在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秦始皇以武力灭六国征服天下，对儒家这种鼓吹礼教的文化思想当然也是恨之入骨。
　　　　⑶到了汉武帝时代，经过经过一连串军事打击，汉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匈奴被打得逃到欧洲土耳其。
　　　　⑷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地形，大家可以打开中国地图：
　　　　A.整个东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
　　　　B.正西面和西南是世界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而喜玛拉亚山脉更是让人难以跨越。
　　　　C.西北是戈壁大沙漠，寸草不生。
　　　　D.北边是西伯利亚严寒统治的地方。
　　　　E.南边是热带丛林。
　　　　如上所说，中国周围都是天然的高山大海，酷暑严寒。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国家的交流在地理上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在地理上是和世界隔绝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小天下”。
　　　　⑸在这个东亚大陆“小天下”以内，形成的格局是中国一超独霸，绝对的超强，以现在时髦的话说，应该是超超级大国。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远远超过“小天下”内的其他国家。那么大家认为在这样的格局下，皇帝担心的是什么呢？第二种：出现强有力的反叛者或者竞争者。
　　　　⑹怎么样才能让国家内部不出现与我有能力竞争的竞争者？皇帝发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其他人无能！这一点，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的到：比如说，在一个20人的班上，有个人数学学的特别好，年年拿奖学金。你认为他会希望在这个班上出现另一个学习能力比他更好的人来和他竞争奖学金么？？同样，对皇帝来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道理是一样的。可能有些同志说，皇帝的心性不会这么坏把，不会想将国内的人全不变成无能把？可是这个奖学金实在是太大了，物质利益实在是太丰厚了，按韦小宝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无数的银两跟女人”；失去这个奖学金，后果就是被杀，被灭族！在这样的环境下，皇帝也不得不这样做！
　　　　⑺怎样才能让其他人无能力？怎样才能让其他人有不去发展能力的心？皇帝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代被诸侯国君驱之如丧家之犬的儒家思想有着独到的优势之处：第一是儒家思想有着极漂亮极其有魅力的外皮，满口是“仁义道德”。第二是儒家那套鼓吹礼教的思想，可以让国内其他人忙着搞“礼”那套，没时间去发展实际能力。只要其人无能，便是我之福也！所以儒家开始被皇帝独尊起来。实际上，皇帝在拜孔夫子的时候，心里正在暗笑：孔夫子，你真是个好人啊，你的思想可以毒杀其他人的能力。能力让我一个人有就可以了，让其他人统统无能力把，方便我控制他们。
　　　　好了，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秦皇以前的皇帝（包括诸侯国君）对孔子驱之如丧家之犬，汉武帝以后的皇帝又尊他上天的原因了。
　　　　那么我来问下：
　　　　如果没有秦始皇灭六国，一统中国，在东亚大陆上形成超强国家，没有汉武帝将匈奴赶到欧洲的话，儒家思想会被汉武帝以后的皇帝独尊么？？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总结一下儒家被独尊的四大原因：1.秦始皇一统中国。2.匈奴被击败。3.中国地形造成的封闭性。4.皇帝需要压制其他人能力的要求。所以说虽然秦始皇坑杀了你们儒家几百个人，但是却给你们带来了一千多年的风光无限。可是你们也太忘恩负义了把，骂了人家一千多年。
　　　　所以说儒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忘恩负义者。
　　
（二）人类的进步是由于人类自私的本性

我认为人类的民主的诞生，或许是因为人类自身的脆弱。
人都必然死亡，进化过程就是不断延长生命的时间。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自身的最大财富。有这样一句话形容过去的中国国民，其实对很久以前的西方人也同样适用，“一山容不下二虎”，一定程度就是因为人的本性是攻击性的，或者说是人性本恶。
奴隶社会之所以会消失，不是人变得善良，而是在生产进步过程中，奴隶主为了自身的生命的安全性得到提高。尽管奴隶主可以夺取奴隶的生命，但是这种行为对奴隶主的利益并没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对奴隶的利益损失却是巨大的，奴隶的反抗所造成的损失对奴隶主造成的利益损失却是很高的。所以，奴隶制度的消亡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在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最优选择。
同样，皇帝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况。
人类所有的善意行为，比如说帮助他人，是为了在自己困难时到别人的帮助，比如从事公益事业，是为了获得社会上其它人的尊敬与赞扬，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个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人类进入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从总体来讲是居于控制地位的人或者集团在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其次的原因是处于被控制地位的人同样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的反抗的结果。当然，这种反抗是持续不断的，是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的长期博弈才促进了社会制度的不断进步。
为了达到最好的控制效果，宗教，文化，传统，等等，凡是有益于控制者的都被大力提倡，并且和人间的其他真理合在一起打包灌输给被控制者。比如说，中国的阴阳学说，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大就有小，所以推导 出任何一个团队中都有组织者，难道不对吗？这是对的，但是又推导说，皇帝的存在是合理的，国家总要一个主人嘛。男人对女人的绝对控制也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又提倡三从五德，以及其他的一些理论。但是总体而言，很难发现有利于被控制地位的群体的理论或者言论。儒家的东西是中国传统的主要，但是它是将人间的真理与皇帝的绝对控制思想有机结合后形成的一种理论。
再比如说，前面已提及的，中国的文学作品，在国内比较，或许矮子里面拔将军，可以挑出几部好点的。但是放到国际大舞台上，几乎没有可以得到国际公认的，能够勉强放到桌面的似乎只有《红楼梦》，因为，如果展现对自由真理的追求，必然要对皇帝的控制提出挑战，如果表达爱情这一主题，必然首先要求男女平等。而中国的皇帝社会，什么都达不到。看看人家雨果，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等，这些人的作品，没有比较就很难发现距离。
这种理论与当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民主选举等西方思想相比，就明显非常落后。
有人认为，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邻居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都是从其他国家学习来的啊。日本现在 的确很强大，但是，开始，他是从中国学习，后来又从西方学习。也没有听日本人说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啊！所以，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更是要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
更重要的，中国国民不要忘了，西方目前的主流思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总结得来的。西方发达也是有漫长的皇帝时代的，也是曾经有过普通国民被绝对控制的苦难岁月。具体的控制严密程度与中国相比要差得多，主要是地理的关系，但是正是由于不同的地理和不同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我国可以学习的地方。尽管西方的东西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的核心之一还是在对人性是善还是恶德的态度上。
当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民主选举等西方思想基本上涵盖了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的人类的公认的道理，并且有巨大的，可以说是质的提高。
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某些细节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或许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当代西方思想，比如说中医，太极，武术，这些东西的确是非常有道理，自成一家，但是所具有的实际效果并没有中国国民自己夸耀的那样。比如说中医，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与当代西医相比，看看现在是中医医生多还是西医医生多就知道了。武术，太极，如果是强身，他的效果不会比你每天早晨坚持跑步三十分钟好多少。但是在学习他们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却不会很少的。如果用于攻击或者防御，相信没有火器来的有效。
至于围棋，书法这种东西，简直就是没有一点点实用，除了消磨时间。如果硬要将其同艺术联系在一起，相信音乐，或者美术，或者文学会更艺术。如果是为了提高智力水平，相信通过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更有效。难道不是吗？
其实仔细的想一想，中国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国际舞台上露一露的。谁能够告诉我？坦率的讲，我没有找到。当然，最大的可能是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许中国的传统文化好的不得了，只是我没有发现罢了。
目前的中国是落后的，原因是什么？落后是相对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与其说是因为国外的入侵，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化以及科技的落后所导致的。不要忘了，在外敌入侵的同时，国外的先进的东西也多多少少的进来了一些。
作为一个中国国民，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自卑或者其他有何不适的，因为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决定，当我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时，无论是否有大的改变，只要尽力的去做了，就是最伟大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国民应该仔细的思考，中国到底有什么要向西方学习。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才是最重要的。好的东西是谁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学习。至于自己的东西，好的就该留下，不好的就该抛弃，东西的好坏与东西的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像看病吃药一样，关键是找对药，没有找对药，用再多的药也是没有用的。
当然，目前也没有必要完全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化，因为对新的东西的接受有一个过程，文化的积淀尤其如此。而且，猛然间放弃所有的旧有的不是很合理的东西，反而会造成一种文化的缺位，近而导致社会的混乱，信仰的迷失。
有这样一句话：哪里是我生长的地方，我就要让哪里变得更美好。其实中国国民也用不着这样为公共利益而奋斗，如果能够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包括个体对自己所生存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断的改进）过程中不侵犯其他国民的合法利益就足够了。

（三）发展中国，使中国变得强大，符合全体中国国民的利益需要
国家的内部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世界和平一样，基础条件是力量的均衡，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一方有控制或者摧毁另一方的能力，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当代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国家拥有了核武器，所以，对于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要么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要么自己发展核武器，否则就有可能挨揍。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和平是通过道德教育而实现的，就犯了一个幼稚的错误。对于中国也是同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平不是说通过道德教育而实现，要想保持中国国内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国民个体的力量。如果有的国民很强，有的国民很弱，同时又没有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国民之间的战争或者攻击就会发生。
在中国没有外患时，强者就会限制弱者的能力发展，以达到自己获得最大的好处，皇帝和统治官僚就是这样去做的。
但是在目前有外患的情况下，如果认为国际化是一种外患的话，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外患，但这种外患，从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讲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这样一种外部条件下，所有的人类，包括在中国国民中间，强者就会适当的帮助弱者去强大，因为人类作为一种群体动物，在国家之间其实还是群体的对抗。简单的说，如果中国被日本，或者其它国家统治，那么，中国国民中的强者就会沦为国家的弱者，其他国家的国民就会在另一个层面上变为强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证据可以证实的，比如，蒙古统治中国时，中国的江南民众就全部沦为弱者，这当然也包括江南民众中的强者。比如，在清朝，满人就是强者，而汉人，全体汉人就是弱者，是下等人，尽管其中有很多汉人是强者，但是再强也担任不了高级官员，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弱群体中的强者就会领导自身所属于的弱者同强的群体对抗，根本目的是为了强者自己的利益，尽管有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原因。弱者参加强者领导的对抗行为，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绝大多数时候弱者自己是不知道原因的。至于能够放到桌面上的理由，比如说为了道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为了社会的利益，都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或者直接的讲，是一种虚伪的东西。
就弱的群体而言，比如说目前的中国，其中的强者与弱者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够实现所有的国民的利益最大化。相对而言，弱者具有比强者更强的联合意愿。举一个不是很适当的例子，强者有五万元存款，而弱者只有五百元的存款，很显然，弱者会更希望提高自己的收入。弱者与强者相比，为了同样的钱，比如三千元，可能会愿意付出更多的东西，比如，从事危险性更大的工作，挖煤，抢劫，或者从事社会公众舆论所不太容忍的职业，比如从事色情业，等等。
当然，除了物质的需求外，还有精神的需求，道理是同样的。
所以，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使其变得更加合理，完善，符合中国国民中强者与弱者的需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使中国变得强大，符合全体中国国民的利益需要。
对于海外的华人，也同样希望中国变得强大，这不是一种虚伪的感情表达，而是一种真实的情况。主要原因同中国国内的国民是一样的，是由于人类所具有的群体性。
如何让一个国家最大限度的强大？
我相信答案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最大的作用，这就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的发展环境，就要充分尊重个体的能力以及对其进行培养。具体的讲，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尊重人权。简单的讲，在这种情况下，弱者的地位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
同时对强者的权力进行限制，不相信强者可以自己监督自己。当然，就要抛弃人性本善的观念，认识到人性本恶，不仅仅是自己认识到，而且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中国国民认识到，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追求法律至上。而这一点，就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挑战。这是一件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事情。
同时，社会舆论与新闻媒体对民营资本的开放，其实这一点还是为了对权力进行监督。
还有其他的具体方法，太多了，关键还是要一件一件的落实。

（四）法系的比较，简单的推断到教育与独立人格的发展
普通法国家的法律不同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律，原因是什么？
从1215年开始的英国开始发展普通法，到1805年世界上第一部大陆法典的在法国诞生，发展过程相距约六百年。普通法是以主要遵从合理的判例为基础，在这一逐渐的发展过程中由不公平逐渐发展到公平，过程是以民意为发展的基点。而大陆法却是一夜之间从普通法学习而来。
在今天似乎看不出哪种法律更合理，很难辨别哪种法律更好，尤其在今天两种法律体系逐渐融合的情况下。
但是两种法律体系还是有区分的。想一想，那些国家是大陆法系，日本，德国，中国，法国，苏联，这些国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当时在建立大陆法系时，就是经济相对比较落后，政治制度也相对比较落后。这些国家的法律，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跳跃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由于自身的基础的薄弱，的确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但是，如果有大踏步地表面的进步，很快就会有大踏步地倒退，这一点从以上各个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国家的发展是国家所有方面综合的一个结果，这种发展从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来看，就如同国际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样，各个国家基本上会保持一个虚拟的速度在发展。就如同一个学习差的学生成绩有时会有巨大的，但是还是很难和一贯学习好的学生成绩相比。国家的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提升也是一样的。而普通法系的美国，英国的发展相对来讲，就更像一个学习好的学生。
如果没有战争，历史很难让我们进行比较，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得出，这是两次综合国力的最好比较。无论如何组合，都是以普通法系为主力的国家获得最终的胜利。可以设想，就算当年德国军队完全占领英国，英国的反抗相对于其他的被占领国来讲，会是持久的，而且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最大区别是人的区别，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差别。普通法系中，国民是最大限度的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每个国民的能力都在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发挥着，简单的讲，人是主动的。在大陆法系中，国民相对于普通法系的国民来讲，一切都是被动的，被动的参与政治，被动的参与立法。当然，发展到今天，两种法系的融合使我们很难去判断哪种法系更好，这对于发达国家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紧迫的事情。
地理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民没有参与政治的积极态度。这是中国落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常讲，“以人为本” ，“教育为本”， 这话是很对的。问题是中国人讲话很有意思，说归说，做归做，说得好听，但是不做。就目前来讲，中国要努力培养每个国民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使每个人发挥最大的作用，准确地说，用“培养”这个词是严重的不合适，人自身的有些东西不是任何组织，团体，政党能够培养出来的。
如果上面的推论有道理的话，认为人是国家富强的基础的话，我国对教育的投入就要加大，这是一个理论基础。当然，我国最近对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地加大，当今政府这种工作是非常正确的，尽管有很多的反对高校扩招的言论。
不过，政府在教育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的，比如 ，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不够，最好要普及高中教育。比如，对教育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公立教育的效率不高，应该完全放开私立教育，形成竞争，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国国民的基本素质，教育程度就是最好的基本素质指标。
从法系的比较，简单的推断到教育与独立人格的发展，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就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很好的书，本人能力有限，只能表达一些基本的观点。

（五）非合法收入的合理性问题
我在这里所说的合理性，是指你在同样的情况下很可能会作同样的事情。
中国公务人员的收入问题在中国很长时间内将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现在对一个市长的收入进行粗浅的探讨，或许会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一些问题有一点启发。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市长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拥有有限公共权力的副镇长，也可以想象成级别很高，以至于任何一个在中国的中国国民都不愿意进行评价的官员。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对公共利益及资源的控制权与分配权。
市长的年工资假设是三万元，坦率的讲，这样的工资收入比较符合实际，也的确不高，但是这只是帐面的工资。如果将医疗的特殊化服务，良好的住房，可以随时使用的公车，利用工作之便对朋友亲戚的工作照顾，子女可以上好的学校，利用公费进行旅游，等等利益相加并且折合成人民币的话，这个总数才是一个市长的实际的合法收入。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工资不会太低。所以，当舆论为国有企业的老总辩护说其工资太低时，显然没有考虑以上几个方面的收入。
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当市长从下属或者从商人那里获得收入时，发明了一个很好玩的名词“灰色收入”，当然，这种叫法与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不讨论。我认为，叫“非合法性收入”更合适，所以，以后我都会用“非合法性收入”，而不是灰色收入。这种非合法性收入很显然是中国国民，甚至很多市长自己所不愿看到的，因为要为之而承担一定但不是普遍的刑罚风险。这又和“权力寻租”联系在一起。
如何阻止或者最小化这种市长的非合法性收入？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有限的方法总还是能够想到的。
首先必须从制度上设计上考虑。我国目前的主流舆论似乎还是认为人性本善良，同时这种想法与中国人的传统相呼应，所以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还是以自我监督为主的一种对市长的监督制度，当然，检察和审计也有，但是好象是辅助作用的。我说的是实质问题，而不是法律条文的表面形式。如果还坚持这种人性本善良的观点，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沿用以前的制度就好了。我在这里对人性本善良就不再进行讨论，因为这种前提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

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认为人性本恶。如果从这种想法去进行制度设计，就要求对市长的权力进行全面的限制，不是让他有机会但是通过提高自我完善，比如道德修养，比如和睦的家庭生活，来减少非合法性收入，而是让他没有机会去获得非合法性收入，即使偶然获得，也有一套有效的事后纠正制度去有效控制。具体的说，比如司法独立，个人财产及其近亲属财产的强制公开制度，舆论等新闻媒体的可以民营化，普选制度的广泛实行，方法太多了。
题外话，就媒体来讲，传统的中国的新闻，比如电视，报纸，杂志，书籍，还是以官方为主导，控制者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来达到监控公共舆论的目的。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发展让年轻人获得新闻的方式是更多的通过网络，而这是一个不能有效控制的区域，尤其是公共论坛，很难找到一种名正言顺的理由来对公共论坛进行控制，或者取消它。当然，由于公共论坛，以及各种留言，可以用虚拟的代号，所以可以大胆的讲真话，反映的是更真实的中国国民的内心世界。这样，中国的年轻人和中老年人所接受的“新闻教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由此对同一事情的评价等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的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文化观念有巨大的代沟，年轻人趋向于激进，强调个人主义，中老年人偏向保守，强调集体主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导致了发生冲突时不知道如何去应对。我们知道，人最难改变的就是思想，或者文化，或者说是观念。控制中国的是中老年人，对国家资源拥有分配的权利，年轻人则处于被控制的地位。这样，这种文化冲突在没有达到协调之前有一个加强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两方从内心深处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还不愿意进行主动有效的沟通，两方就像仇人一样。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碰撞是必然会发生的，至于表现的形式？在冲突的顶端可能会是全国性的，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可能会有巨大的流血，会有巨大的混乱，有趣的是，两方都认为为自己是人间正义的代表。随后，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紧张的对立后，这也是沟通最有效的时期，两方都会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与对方的可取之处。冲突会逐渐减小，最后，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国民的文化会在大体上归于同一，即中西方文化的有效统一。

没有中国国民希望中国发生混乱与流血，这就需要改革。
问题是谁来促进改革？目前的中国情况决定了还是以市长来进行改革，很有意思，自己改自己，自己减少自己的收入与利益，似乎只有傻瓜才会干这种事情。
如果市长提出这样的改革方案，适当提高自己的合法性收入，条件是放弃非合法性收入，这种放弃是以外部监督的强制放弃，那么，对市长是否可行，同时中国国民是否会有大多数人同意？我没当过市长，所以不好胡乱猜测，但是从人性本恶的角度来看，难度较大，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有一个缓慢的改革过程。中国国民的态度似乎也不太支持。因为中国国民似乎天然的认为平均比有差距好，对市长的工资的巨大差距可能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主流的具有理想主义情节。同时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坚持的信念是“为人民服务”，尽管这与收入的高低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中国国民好象喜欢将为人民服务与低收入对等。其实我认为，个人的收入应该与个人的社会贡献或者本身具有的价值结合才对。
简单的讲，就人性本恶为前提假设条件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政治制度，外部的强制监督与市长的合法性工资的适当提高想结合，或许会是一个可行性较大的改革方案。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或许会成为这一改革的最大阻力。当然，也包括人类本性的贪婪所导致的市长对权力与利益的追求。
有一点必须明确，我国不可能实行新加坡那种高薪养廉，因为付不起，也不可实行美国的那种工资制度，因为美国的市长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个人的精神需要而当市长，去从事公共事业。中国不同，当市长很多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比如北京国家公务员报名就非常火爆，原因就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物质待遇。
就我个人而言，我同意适当提高市长的合法性工资，但是这种工资的多少必须公开，且有外部的强制监督为前提条件，同时，应该尽量减少国家公务人员的人数。这样，就需要同时让乡镇，县城如果可以的话，也包括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
这是一个北京大学老师写的，感觉有道理，所以复制过来。
我国的法官和检察官都有数量过多的问题。例如，截至1994年，全国法院审判人员即法官已达156,000人的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是难以确保其高素质的。我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出将全国法官的数量减少到两万人左右的建议，认为人数少未必力量弱，关键在于这个群体的素质。有了高的素质，才能有高的威望和对于法官来说至关重要的尊荣
我的看法：到2005年，法官的数量估计快有20万了吧。对以上这一段提出的方法，想法很好，但是似乎不具有可操作性。精简的标准如何定，无论如何定，很难有最佳的方案。其次，被精简的人如何安置？他们的级别都是很高的。
我认为以上提出的透明的工资制度其实总的工资成本比有非合法性收入所要提供的工资要低很多，因为非合法性的收入不透明，无论大还是小，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数量。同时，由于非合法性收入的存在导致的国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对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对行政效率的降低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假装天真，认为人性本善良，尽管这种想法非常的美好，让人非常舒服。但是这种幼稚的想法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为条件的。如果中国的贫富差距再不断扩大，社会矛盾还会加剧，由于中国国民有了曾经的均贫富的朴素而不符合人性的想法，而且还成功过，所以在未来再来一次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后果不能预测，但是对社会造成的动荡还是让人担忧的。
放弃或者坚持？最终还是决定于中国国民自己。

（六）是坚持国有控股，还是坚持国有企业民营化

时间持国有控股，还是坚持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争论了很久，但是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假设，正是没有考虑这个前提条件，使得所有的争论显的混乱不堪。当然，天然垄断的行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的行业等，这种行业国家控股是必然的，至于其它的行业？首先要解决下面这个基本性的问题：

就是人性的善恶问题。

如果坚持人性本善，就应该坚持国有化为主，同时，加以适当的监督，这样的运行成本最低，同时效率比较高。但是目前的中国似乎不看好这种观点。国际的主流思想似乎也不是这种观点，似乎在我国的两千多年的王权社会就是坚持这种观点。

如果坚持人性本恶，那就应该最大限度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让企业家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不过，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一过程前，我们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忘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以人性本善来设计的，它的特点是轻外部监督重自我批评，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是由政治体制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先解决好政治体制的问题，权力拥有者就会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简单的讲，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有人认为在中国通过严刑峻法就可以阻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不要简单的认为我国的法律不够严厉，刑法规定贪污十万元以上就可以判死刑的，难道这种法律还不够严酷？
所以如果要坚持国有企业民营化，首先就要以人性本恶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人性本恶为基础来重新设计我国的政治体制。就要把由以人性本善为基础来设计的轻外部监督重自我批评的监督模式改为以外部监督为主，以个人的自我批评为辅的监督模式。
如果先国有企业民营化，然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必然的现象。当然，这种预测是以人性本恶为基础所作出的一种假设。

所以，中国的改革要如何走，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都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人性的善恶问题，因为他决定着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合理而且良好稳定的政治制度。忽视这个问题，我认为说的轻一点，是拿国家的利益开玩笑，重一点，有可能会是历史的罪人。

顺便提一下，国家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要加大，在此基础上，应该鼓励私立教育的发展，国家主要是在制度上对私立教育进行规范，使我国的教育大力发展而不混乱。至于认为人才过剩的言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任何改革要想成功，都需要强大的民意作基础。
一种错觉
一个人现在是好人，绝对的好人，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好人，但是谁敢说以后他会一直是好人？没有人敢，因为人是会变化的。
一个集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都如同一个人一样会变。
我们常有这样的错觉，因为经验让我们迷失了判断的标准。
比如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很多人为了正义的力量获得胜利，主动奉献出自己全部的财产与生命。正义的力量取得胜利，是太多的人无私奉献的结果。中国人，都是好人啊！很多关键人物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不要忘了战争是一种非正常状态，这种情况下人的行为首先是要自己所在的群体取得胜利，无私是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
但是在和平时期，如果继续坚持原有人的无私的观念，那就会很有麻烦。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久前才发生过。中国的权力拥有者在战争年代认为人好无私啊。于是，在和平年代，同样的领导人还是同样的观点，所以搞平均分配，一切都搞集体，包括吃饭，劳动，服装，等等。同时，对权力没有监督，对权力拥有者，即领导干部，都没有监督，对国家机构的监督也不强。说得也是，人都是干过革命的，都是好人，为什么要监督？在战争中的素质，还用说吗？当然高，要监督，就是对革命的不信任。结果，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读一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情况很严重。
原因是什么？不是人的素质降低了，而是人的想法在和平年代与在战争年代是不同的。在和平年代，要追求物质享受，要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对于这种变化，很多人，包括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尽管非常聪明，伟大，但是到死都没有想透，没有理由啊？打仗时好好的，大公无私，甚至争着去牺牲，怎么打胜了，反而变了，自私自利，尤其是下一代，完全变了？于是就简单得认为是教育工作没有搞好，所以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改造，所以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其实是自己的知识太片面造成的，单是自己不知道原因而已。所以人啊，无论多么富有，知识多么渊博，都会有足够的机会犯错误。
中国有句俗语：人可以同患难，但是不可以同富贵。还是很有道理的，它的内涵是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的。
农民实在是苦啊！眼看着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在某一年，安徽的小岗村发生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事件，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小岗村的农民干了什么事情？
其实很简单，就是认为人是自私的。这是一件很难突破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历史书上，以及民间的谚语都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最忌讳说人是自私的。外国人是如何看的？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帮助自己判断。可以想象这是真的，电视上报道小岗村的村民自己说：没有办法了，反正都是死。呵呵！这种情况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相似啊，不过，小岗村的村民没有造反的理由啊！似乎当时没有谁是坏人。
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一个巨大的国家，但是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对很多问题，不喜欢寻根究底。
为何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啊？因为原有的经济布局体制落后了。为何原有的经济体制落后啊？找到了一大堆理论来解释，但是还是没有解释清楚透彻。不是不愿意去解释，而是根本不敢去解释，因为那是中国人讨论的一个禁区。在当时，谁说出来谁完蛋。
什么原因啊？很简单，根本原因就是人是自私的。如果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当时就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显然，当时没有人认为，至少主流的舆论认为，人不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今天还是在讨论中。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一个良好的方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时机不成熟。
就从目前的舆论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所以，中国目前首要做的，还是要讨论一下人的本性的善恶问题，需要一个大讨论，全国范围的讨论。
如果没有从人性本恶的角度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公共权力进行绝对的监督，具体的讲，就是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民主选举，没有舆论的开放（其实互联网已经是被动开放）。无论如何改，都将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表面的改革，因为认识不到事情的本质。这种改革，解决不了目前中国日益严重的潜在危机。

（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冲突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因为中国人总是在有意或者无意的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不解决，就会对实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也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就目前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是来源于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和五千年的文明逐渐积累起来的，在皇帝社会结束后，中国再形成的文化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内容，有良好的，有没用的，有教人上进的，也有教人意志消沉的。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和皇帝制度相适应的，这两者达成一种天然的和谐。皇帝制度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在有些方面又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是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再希望恢复皇帝制度，它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与皇帝制度是相依为命的，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中国人今天似乎并不想放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为一件很骄傲和光荣的事情。那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也许是由于人是需要尊严的，所以不愿意放弃，尽管不好，但是毕竟是自己的。也许是由于文化是精神生活的全部，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它的放弃同样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也许，是权力拥有者希望它可以有利于一种不合理的管理，而维护既得利益。也许本来就是合理的，当然没有必要放弃。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另一个方面，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完全从国外引进的，开始学苏联，后来感觉不是很好，于是又考虑着进行改革。不要忘记了，苏联从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国家，它的政治制度构建的基础是西方文化，所以，它的政治制度表面上同法国，德国，英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就制度建设的理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从拿破仑皇帝之前的战争和贸易开始，苏联与西欧国家就在不断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各个国家的国民的文化表面上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就从中国人的眼光而言，这种区别实在是太小了，小的可以忽略。同样的，另一个情况是，中国和苏联表面上是一样的社会制度，一样的政治体制结构，很多都是一样的，但是，两国的国民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可以这样说，就是东方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是两种有巨大冲突的文化，如果没有沟通，矛盾简直就无法调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反反复复，一会要向苏联学习，一会又完全推翻苏联的东西。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说，由于我们的愚蠢而没有发现，苏联的政治制度就本质而言，同英国，法国，德国的政治制度一样，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小分支，它的政治制度的支持基础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可以这样说，没有传统的西方文化作为基础，中国无论是向哪个国家学习，比如向苏联或者法国学习，都会发现在学习过后，政治制度有先天性的缺陷。这也让中国人很茫然，明明能够发现明显的政治制度缺陷，但是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就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不断地受损失，当然，中国也在不断的进步。
所以，试图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就会发现无法解决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面对社会矛盾很多时候就不知所措。对于这种情况，可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像一个中国人穿着西服，扎着领带，但是头上留着明朝的帽子或者清朝的辫子，脚上穿着木屐，有一种天生的不协调。别人都知道这种不协调，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他在想，别人干嘛都笑我？别人能够发现这种不协调，但是不知道原因。日本人与中国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学习西方的东西之前，日本历史上并没有完成实质的全国的完全统一，当然，日本文化也就没有确定性。可以这样说，日本是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都学习了，日本很多地方和德国是很相似的。而中国在秦皇帝时就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加上中国特殊的地理以及所有的历史，是完全不同于日本的。
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构架基本上是来源于西方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构架也的确是比皇帝制度要先进的，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它还是最先进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相对于当代西方的文化来讲，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所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很落后。所以，中国人在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接受西方的文化。由于核武器的掌握，中国很难有巨大的战争，中国未来基本上会是和平的，除非有外星人或者天外陨石的攻击，中国经济将保持缓慢的发展速度，将缓慢的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公平的情况还是会继续，他的减少速度与各种体制改革的速度密切相关。
至于中国进步的具体措施？不外乎是发展教育，司法独立，普遍的民主选举，诸如此类的事情。
中国国民应该认识到，制度的大踏步地进步紧跟着就会有大踏步地后退。为了保持最大限度的制度进步，应该宁愿要最大的进步，然后又较大的后退，而不要小步的，甚至达不到合理的缓慢的进步。

（八）慈禧太后蒋介石汪精卫

以前总是不明白慈禧太后为何在西洋人入侵时说“宁与洋人，不予家奴”，蒋介石情愿放弃东三省和华北而一定要剿灭共产党，理论依据是“防外必先安内”。汪精卫一开始还是国民党的左派，忽然之间就成了国民党的右派，再后来，又成了日本的打工仔。从一个中国国民的角度，的确是不会明白，为何放弃大好的国土让与侵略者？为何愿意成为亡国奴？
现在还是不明白。
如果从这些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或许可以作一个有趣的判断。
就慈禧太后来说，洋人的统治始终是有限的，还是要找中国国民成为他的打工仔，为其管理。慈禧太后统治中国还是得心应手的，就还可以继续统治中国，不过要听洋人的，虽然降级了，但是利益还是大大的。而如果让其他的中国国民取得了控制中国的权力，她的价值就没有了，她得毁灭，控制权力自然就没有了。为了让自己的损失达到最小化，让洋人来控制中国是对于她来说最好的结果。同时，洋人的军队很强大，农民如果起义，有洋人去对付。用不着在农民起义时重用象曾国藩这样的汉人，农民起义是被消灭了，但曾国藩这种人要当皇帝怎么办？
我们的委员长也是同样的情况，东北丢就丢吧，不是还有大片的国土嘛！更何况，委员长自己在日本学习过，也是海龟派，对日本是很羡慕的，反正打不过日本人，以土地换和平，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日本人的占领是有限的，大不了再把华北给日本人，毕竟还可以进行有效的统治。但是如果和日本人打，将军队拼光了，还统治个屁啊！不要忘了，在中国，美国人和欧洲人还有利益，他们也不希望日本变得太强大，他们还是要在中国寻找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控制军队，就是为以后能够很好的控制中国，实在不行，还是可以将自己买个好价钱的。共产党就不同了，1927年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就是不共戴天了，让共产党壮大，总有一天要消灭国民党，更何况，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还不强大，但是有极强的生命力，抓紧时间灭掉他，以绝后患。当然，从表面上来讲，民族的利益还是最高的，尽管委员长不是这么想，但是至少在表面上，许多高级军官是这样想的。所以，日本人还是要打的，但是“防外必先安内”。
汪精卫就不同了，搞不过委员长，由于1927年也血洗过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合作也是没有希望了。我估计汪精卫就是断定了日本人将会完全地统治中国，做不了民族大英雄，作一个吴三桂也是可以的。哪里知道算错了，没有充分考虑欧洲战场，尤其没有将美国考虑周全，这一点就不如委员长。
这样一来，倒霉的就是中国的普通国民了，一百多年了，打仗就没有断过，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让绝大多数中国国民去受苦，牺牲。

民族的利益重要，国家的利益重要，但是个人的利益更重要。这三个人同其他人类没有太大的区别，重要的是没有看清楚中国的未来，也没有搞清楚世界的未来。希望以放弃公众的良好评价来获得较高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代价还是比较大的。
总的来讲，还是亏了。

以上的分析是从人性本恶的假设来考虑与猜测的，的确是太过于简单。不过，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中国在未来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时，就应该以人性本恶为基础来考虑制度设计，比如司法独立，民主选举，等等。这些考虑与措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但是可以使中国变得更好。
如果中国强大，作为一个中国国民也会感到自豪，为中国的进步而贡献自己的有限力量，也是为了精神需求（作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国民而感到自豪）而作出的必要的付出。
一个没有为公共利益付出的人永远也不会得到中国国民的尊重。因为这个人永远只会为自己的利益而生活和奋斗，在有条件时，还会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剥夺其他人的合法利益。所以，这种人不是不会得到中国国民的尊重，而是会受到中国国民发自内心的痛恨，难道不是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推论，就是：如果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是为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为了公共利益，目的是为了获取其他人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这种工作的多少取决于自己对精神需要的程度，没有人不在乎这种外在的尊敬，只是重视的程度不同。
所以，为公共利益而付出，是每一个中国国民，也是全人类，获得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也会获得中国国民的发自内心的尊重。
象他们三个，即使没有失败，来自于中国普通国民的赞誉是肯定没有了，最多就是物质的满足。其实当时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别人对他们的马屁都是假话，可能是实在的物质诱惑太大了，或者是可能还是没有想明白。但是，就像现在的富翁一样，拥有一百万以后，其实对钱就没有什么感觉了，那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也许是一个可能的理由。
你希望做什么样的人？

（九）一些具体的情况
没有骨头
中国国民（尤其是文人）是一向没有骨头，先天缺钙，当然，我们两千多年的诸多皇帝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制度设计是主要原因。中国国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中国的主流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为王权的巩固而设计的。
中国国民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想法，认为那时浪费时间。其实不然，人只有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时，才是真正的可以永久的利益，因为，我坚信：人性本恶。
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象李尚平，贺卫方，郎咸平，王怡这样的社会公共利益活动家，当然，这种人很难发财，很难成为富人，得到的只是普通国民从内心发出的尊重，不过这种尊重似乎很难变现。
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坚持法律的监督（腐败就要承担刑法和民法的责任）和舆论的监督（个人名誉的丧失的代价）。需要有良心的人，其实就单个人来讲，中国人与外国人差别不大。但是历史的原因，使得中国人缺少一种东西，就是正义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话的勇气。
民主选举（对普通国民负责，而非对若干上级负责）是通往富强的最好道路，其实也就是对强者权力的限制的最好的方法。公开的，民主的，秘密的投票是可以选择的方式。但是还是要搞清一个基本问题：人性的善恶问题。尽管这与我国传统的文化有很大的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冲突。
金庸先生的小说
记得学生时代非常喜欢读金庸先生的小说，也喜欢其他的武打小说，也只有这种小说可以读。尽管那时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读小说的兴趣要高于在学校读书。
前几天偶然看了由黄日华主演的《天龙八部》，这种电影与其说是武打小说，不如说是科幻片。但是对我的震动当时非常的大，原来我以前课外教育就是这样的低劣啊！这种感觉在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是不可想象的，这种震动是只有一个中国国民才能够了解的。
金庸通过虚拟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统治，只是缺少一个皇帝，通过对权力，对地位的追求，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国民性格表现的非常到位。比如说：
女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人获得财富与地位的方式只有通过依附于男人。
道德至上，能力再高，没有道德，就会出现天下人人人得而诛之的情况。这种道德，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是一个男人必须遵守的社会伦理规范。
对权力有种天生的敬畏，除非这种权力的获得明显不合理。比如说大理王爷，是王爷，就不会撒谎，就会有高的道德，玩女人在中国不算道德问题。
丐帮的帮主的选任很有意思，一方面要求有才有德，同时又要求通过武功的高低来决定。如果你的口才非常好，你是可以说服其他人而当帮主的，如果你的武功高，也可以当帮主，谁反对就杀了谁。这和皇帝的情况非常相似，取得权力可以通过暴力，统治时还是需要道德，所以继承者有道德就可以了，因为祖上已经解决了暴力的问题。
细节方面的太多了。

如果仅仅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了解西方的比如人权，自由，民主这种理念，还是很难体会其中的中国过去国民的无奈。在中国国民心中有一个无法超越的障碍----------皇帝，没有人可以踏跃过去。就像在一个井底，永远爬不到陆地上的人类一样，陆地上的人会发现在井低的人无法克服一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局限。
如果如今的中国国民，仅仅看到这种电视剧时一种娱乐，而看不到其中的问题，从本质上同过去的中国国民没有太大的区别，仅仅是穿的衣服不同了，观念是没有多大的改变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可以想象得到会有多大。
视野放宽一点，从目前的主要的电视节目的质量，尤其是反映的文化，思想来看，我武断的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也就是说，在未来一定的年度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有，也只是以权力拥有者为主导的，而不是普通中国国民自发要求的。这是一个痛苦的结论。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一定的年度内的改革，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表面的，形式上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
不要忘了，学历的高低，技术等级的高低，专业知识的渊博，与拥有当代世界主流的政治思想是两个概念。后者更多的是一种理念。这不是很好理解。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当时的希腊国民的文化素质有多高？但是就是有民主。
这样说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网络。至于网络能够给中国国民带来什么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绝对是改变历史的，原因就是信息的丰富和不可控性，但是目前不好统计其影响。只有等到有一天，回头思考一些事情的原因时，才会蓦然惊醒，真正的感悟：网络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中国的经济会不断地发展，政治体制会不断地进步，从全国来看，这种进步将是缓慢的。由于先天的不足，即使偶然有巨大的飞跃，随后就会有巨大的倒退。
与其说国富民强，不如提倡民强国富。因为国富的原因是国民的强大，国民的强大是基础。
如何让中国强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如说成是如何让普通的中国国民强大来的具体。

刘邦与项羽
中国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很有意思，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项羽有霸王别姬去传颂，而刘邦却没有什么的，从历史书来看，中国国民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对项羽的评价明显高于刘邦，至于是什么原因，历史书给出的原因是由于项羽守信用，而刘邦总有为自己作打算的想法。所以总的说来，刘邦相对则比较狡诈，在要求道德第一的王权国家，刘邦很显然不符合这个道德标准。
当然，项羽在战争过程中将大量的战俘活埋，而刘邦却休养生息，善待普通国名，就这两个人做比较，刘邦更对国家有益，难道不是吗？但是这没有用，写历史的还要考虑到皇帝的因素，在以道德为第一位标准的情况下，项羽就更合适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重道德，轻视个人能力，或许是为了更好的统治。如果过度的赞扬刘邦这种性格，那皇帝就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关羽是一个更有特点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民间，对关羽的尊敬非常高，尤其是民间社团。为什么？关羽善于打仗是一个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他的忠诚度。关羽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投降曹操，很显然，皇帝都喜欢这样的部属，或者兄弟，在皇帝拥有天下的前提下，巩固皇帝的统治比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所以道德，对主人的忠诚比能力要重要的多，历史是为皇帝写的。这种观念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强化，使他成为一种由生俱来的合理，简直就是不容质疑。
与关羽相对立的有一个姜维，在三国的后期被自己的主人人道毁灭了，为什么？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有“反骨”，是从后脑门看出来的，从哪里看出来有“反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种情况的人不能留，简单的讲，就是道德不过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 会。
所以，过去的中国国民总的来说对道德，对忠诚老实是没有必要质疑的。同时想，只要好好的为皇帝干活，皇帝当然不会亏待自己。这种想法一定程度上是从人性本善良为基础来考虑，同时考虑到皇帝的强制力。
鲁迅和胡适
鲁迅和胡适这两个人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太特别，太重要了。鲁迅是破，胡适是立。一破一立，缺一不可。
鲁迅对封建文化的认识之深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其批判更是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比，就此而言，对中国公共利益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当然，鲁迅做人有点偏激，固执，愤世疾俗，人际关系不太好，这一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巨大的冲突的，为一些中国国民所不理解也是正常的。当然，如果不是非常对传统文化不满，也就写不出那许多深刻的文章。不可否认，鲁迅只是破中国的封建文化，并没有立，这是一种缺憾，但是考虑到人的能力的局限性，还是应该对鲁迅给授予足够的尊重。
对于胡适，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设想，他的思想非常具有理性。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就是现在，能够在文化建设，政治体制发展方面超过他的，几乎没有，就算是比较能够在公开场合的言论而言，胡适对于民主建设等方面的探讨足够中国用很长时间了。如果不了解胡适，如果希望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兴趣，我认为还是应该好好读一读胡适的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文章，相信会给你一定的启发。
如果将两人做一个比较，尽管这样的比较非常不恰当，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鲁迅似乎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举一个例子，一个人有十万元，一个人有一百万，前者将十万全部奉献给了公益事业，后者将五十万奉献给了公益事业，两人都非常伟大，值得尊敬。但若非要比较，前者更该尊敬，因为他将全部奉献。鲁迅就是这样，为了中国国民的公益事业，付出生命他也愿意。我在这里说尊敬，是指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指的学术成就。同时，从文化的建设来讲，没有破，哪里可以立？

如果从奉献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红太阳和总设计师也是同样应该的到尊重的，如果不考虑到实际效果，就从为个人利益的出发点考虑，红太阳和改革的总设计师还是为中国的公共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当然，中国国民也没有必要将其当作玉皇大帝供着，更用不着去崇拜。我认为他们也只是普通的中国国民而已，只不过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担任了特殊的工作罢了。一句话讲的好，不同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同时，这两个人没有接受太先进的民主思想，脑子中几乎没有一丝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但是对中国非常非常了解，尽管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是很难在中国再制度建设上有很大的突破。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雨果曾经说：“这里不再出伟人，让我们努力做大事。”

让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银行
国有银行的改革过程中让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银行，有的人，如社会民间人士，认为吃亏了，有的人，如国有银行的老总，认为没有。
到底有没有吃亏？大多数人，如我这样的国民都没有机会了解其中大过程，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表面上看到一些东西，作出一些初浅的判断。
首先，国际投资者是高手，是不会吃亏的，他们在入股中国的银行前一定进行过详细周密的分析，既然入股中国的银行，那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中国的银行有没有吃亏，首先要搞清楚引进国际投资者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那么，中国的银行问题到底是管理方法的问题，还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假装幼稚，说着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如果是为了提高管理方法，那通过高薪从国际投资机构聘请一些金融高手来帮助中国的银行进行管理，从自己的内部去提高管理，是否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尽管付出的看上去很多，但是相对于让国际投资者入股中国的银行来说，我认为代价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其次，我们无法用专业的知识去判断得失，但是可以通过在一次让国际投资者入股的过程中的细节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比如说，有几家相互独立的有实力的国际投资者参与了竟标？很显然，越多越好，如果只有一两家，那就麻烦了。比如说，过程是否公开，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过程，这样一来，可以防止腐败的发生，如果就是几个领导做决定，而不是公开决策过程，很难想象这中间没有腐败的发生。如果因为少数个人的微薄利益所造成的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简直不敢想象，那可是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啊！
为了保密不可以公开决策过程和做决策的人员？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对谁保密？
对普通国民？如果有这种想法那就太荒谬了
对其他国家保密？难道在让国际投资机构了解中国的银行的过程中，他们不会对中国的银行和中央政策的趋势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们要知道，肯德基在投资中国前对中国的市场足足调查了三年，何况这次有中国的银行将所有的资料如实奉上。这可是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的交易啊！
所以，以保密为由不公开过程其实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是自己主动降低了外界和舆论的监督，很难想象不会吃亏。
保密是腐败的温床，无论是中国的银行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经常，从书本上，或者生活中，当一个人受欺负时，听见这样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未报，时候未到。
有时，我在安徽马鞍山的一个大学的教室，或者图书馆看书时，常常有学生在别人学习时开心的没完没了的交谈，我从没有见过受影响的学生去制止这种交谈，只有我有时会去制止。我一说，有的脸红，有的说对不起，有的还挺有理，说，我们在讨论问题。当然，他们都不会再说。我相信，这里的受影响的大学生会在心里骂道：王八蛋，影响老子学习。或者回宿舍后破口大骂。无论如何，在事情发生时不去制止，受影响的只是自己。
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生活中却经常能够看到类似的事情。比如乘长途汽车，有的人就在车上吸烟，但是很少有受影响的人制止。这件事多多少少反映了一种中国的文化。一种很值得探讨的文化，这种文化，早在鲁迅时就详细的讨论过了，但是，今天，依然有讨论的价值。
首先，这种情况好不好？不好，因为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难道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被毒打一顿？这种可能性极小。制止后没有用？不会的，一般的人都会接受批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国民的一种文化？
如果说中国国民性格有缺点，这种事情算不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未报，时候未到”，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解释上面的问题。
希望别人去解决问题，自己害怕付出代价，这种想法很好，自己的损失可以减少到最小。问题是，当你坚持这种观点时，每件事情上都这样，你付出的会很多。这是一种行为方式，它具有一贯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你的人生行为会是消极的人生，意味着你对待生活中的事情不会主动。当然，这种态度对社会也没有好处，纵容坏习惯。
如果我们要找寻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那就得谈论历史与地理。但是，我想我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的毛病。如何解决？
今天之所以有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未报，时候未到”的行为方式，主要的原因是各种教育教导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时就应该这样做。这是错误的，那就应该改正错误。
除了主动的去做，去改变自己，还能干什么？其他的就不用去做了，这就足够了。
这样的问题很肤浅，也有一点无聊，但是正是无数这种肤浅的问题构成了我们，中国国民的生活，当我们抱怨社会的其他国民时，自己是否将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以下这一段很有意思，所以复制过来。

作者：草木葳蕤　回复日期：2005-12-27　14:41:01　
　　转贴牐
　　作者：hong328　回复日期：2005-12-26　17:24:48　
　　牐牎　〉车牧斓己偷潮ǖ难月,无论在何时都是正确的,我们要时刻牢记。
　　牐牎　
　　牐牎　
　　牐牎　∫韵率遣糠莸车暮砩嘀泄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讲话精华,党对民主的诉求 :
　　牐牎　
　　牐牎　
　　牐牎　∧壳巴菩忻裰髡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牐牎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且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牐牎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牐牎　】杉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牐牎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答中外记者团）
　　牐牎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廾裾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牐牎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泄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牐牎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牐牎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拗谱杂伞⒄蜓谷嗣瘢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牐牎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庹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牐牎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颐侨衔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牐牎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牐牎　
　　牐牎　
　　牐牎　
　　牐牎　≡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牐牎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魍持握叩暮砩啵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牐牎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牐牎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裰饕蝗詹皇迪郑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
　　牐牎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⒓词头湃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牐牎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牐牎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牐牎　
　　牐牎　
　　牐牎　∫桓雒裰鞴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牐牎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牐牎　
　　牐牎　
　　牐牎　》ㄎ魉沟男挛拧袄砺奂摇熬尤还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牐牎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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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牐牎　∫磺辛α坷醋匀嗣!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牐牎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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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牐牎　∶裰魉--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牐牎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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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牐牎　」膊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牐牎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台湾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的热点问题。
统一的阻力来自于美国，美国从自身利益来讲，不希望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对于中国台湾的统一的影响将是有限的，毕竟两国太远，而且，美国的国策也不会让美国过多的干涉中国的台湾问题。现在美国对台湾的关注，一方面是中国的公益的不足导致的军力的落后，更多的是一种要价的筹码。
真正的阻力来自日本，日本认为他的最大的敌人来自于中国。
中国是不会让台湾独立的。
单单从民族感情来讲，中国人的大国情节与为尊严而战的勇气还是很强烈的。
单单从台湾的战略位置来看，台湾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利益是中国政府无法放弃的，更何况中国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以上两点的综合决定了台湾的不可独立。
如果台湾独立，那肯定是战争，闪电战如果解决不了，肯定是持久战。当然，可以预见，中国政府还会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核心。不过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台湾经济的大衰退是必然。
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两岸的联合政府，这也是最有可能最好的结局。若大陆吞并台湾，很难，美国，或者日本一干涉，没法打。
加上台湾商人的大陆化，台湾独立的机会在逐渐减少。但是，随着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要台湾政府统一于中国大陆的政府，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以务实的态度寻求联合发展。目前我国政府也是正在这样做的。

完全否定或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太极端
如果让你整天吃了就睡，什么事都不干，估计你不会愿意。人对文化和传统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总有什么东西要塞在脑袋中，不然就会觉得空虚。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王权的利益。不可否认，其中还是有一些人类公认的道理在里面，比如说，人要谦虚，要尊重他人（尊老爱幼是一个有争议的用语，如果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提倡这个词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太多了。
不过，文化体系是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各个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所以，很难说去辨别好与坏。对传统文化质疑的同时，也就是西方新的思想的进入过程，在发现两种文化的各自好与坏的过程中，中国国民通过自己的判断在自己的心中确立并且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观。
所以，我认为，完全否定或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太极端，完全吸收或者抵制西方文化也太武断。最好的方法是将各种文化摆在中国国民的面前，可以有一种客观第三方的评价（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摆出各自的优点与缺点。

王权社会为何重农抑商？
作为商人，通过贸易就会获得足够的物质满足，在物质满足之后，就会有精神需求，或者说需要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因为它们都是皇帝的高级打工人员。商人有钱后，就会向官员发展，或者在国王制度的后期通过武力来自己当皇帝。但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古代的商人不是通过发展科技来提高生产，而是通过贸易来获利。商人得到的多，其他国民就得到的少，皇帝也同样。所以，在皇帝眼中，商人是皇帝的不安定因素，为了保持皇帝的利益，是宁愿全国都穷一点，也不愿意让商人获得过多的利益。
官员有社会地位，却没有足够的物质生活，就会通过皇帝赋予的统治权对商人进行合法的伤害。商人的生存空间很小。所以“有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官是代表皇帝的，与官斗，就是向皇帝发出挑战，当然是找死。

一为名，一为利
是否听过这样的故事，某个皇帝在一条大江上游玩，看到一个老和尚，就问他：这条河上船来船往的，你知道每天有多少条船吗？老和尚说：知道，有两条，一为名，一为利。皇帝深感同意。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味道？就是说老和尚看穿了人世间的一切，其实人生中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人生之中，该放手的还是要放手。老和尚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当和尚，的确是放弃了一切。有味道的是，老和尚谈论的对象刚好是全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皇帝。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对于名和利就不应该过度的追求，安逸平和的生活就够了。或者，我们也可以产生其他的一些感慨。
当然，也可以视名与利如粪土。
问题是，当有这种想法时，要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其他的人不会因为你的贫穷而攻击你。在一个法治的国际，比如说美国，或者类似国家，这的确是可以效仿的，但是，不要忘了，是其他的美国人对公平的追求才会带给你这种好的社会。
在一个不是美国的社会，比如说皇帝社会，这种人生观就是很危险的。当你没有欲望时，别人有欲望啊，而且在有能力攻击你时，就会攻击你，抢夺你的任何可以带走的东西。或者当你身体健壮时，让你去做苦力，当你聪敏时，让你去做工艺奢侈品，如果你不去，就会折磨你，再不做，就会杀死你。中国的皇帝社会就是这样，弱肉强食，即使在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公平的事情依然会发生。
如果你不追求名和利，某种程度上就会没有防御力量，强者就会对你进行攻击。所以，任何一个人，必须自己主动去获得名和利，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使自己不被侵略。追求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的生存需求。
如果一不小心听了这种和尚的话，吃亏的还是自己。

这中国会灭亡吗？这种可能性不大。
首先，外敌的入侵导致灭亡的可能性没有了。最有入侵中国欲望的是日本，主要是为了资源。但是目前没有机会了，当然，不是日本人变得善良了，不想占领中国，也不是中国强大到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抗日本人的进攻。主要是中国拥有了核武器，使得中国免遭外来入侵。如果单单从这一点考虑，中国应该感谢科学家，尤其应该感谢的是爱因斯坦。
其次，从中国内部来讲，灭亡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想一想，中国的万恶的王权社会每一朝都能维持二百多年，更何况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但是，中国的这种社会进步不是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只是一个诱因，主要还是要靠中国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基础。我认为，那种企图依靠一小群社会精英来带动中国的发展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意做基础，就会没有根基，就会有必然的失败。
想想，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没有学习强国的东西？大量留洋的，也有人大量翻译名著的，但是只有当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的大多数国民产生深刻影响时，他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如何提高整体国民的素质，就是教育的发展，公共教育，私立教育，经济的发展只是为这种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基础。政治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更大，当然，教育，经济，政治之间是互相影响。

不可否认，我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说的再多，不如做的多，当中国想为国家的社会进步做一点事情时，他做的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同时也是为自己做了事情，而且，必然的是为自己的后代做了事情。如果不用为后代做任何事情，那也就没有必要留给后代任何东西。

法律人
学法律的人一看见这个“法律人”，或许就有一种莫名的自豪，以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似乎这是一个精英的特殊称谓。
一个香港的大学教授说，中国能称得上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不足五个。是啊！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时，居然只有一个香港的教授表示异议，中国国内的经济界人士居然集体失语，难道不丢人吗？其实对于了解中国文人的中国国民来讲，这也没有什么惊讶的。
同样，就中国法律界来讲，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法学家的难道就超过了五个？当然，如果写了几篇论文，或者有专著就能称法学家的话，那在中国的确是很多，看看有多少法学杂志就知道有多少可以将其称之为法学家。
但是，中国的法学也是集体失语的。比如 说，法律规定贪污十万元就可以处死刑，但是又规定，官员的巨额财产如果来源不明，应该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就是说，如果我贪污了很多，但是我只要不坦白，最多就五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规定？再比如，如果民工被拖欠工资，首先要到什么仲裁部门去仲裁，还有时间的限制，如果要不到钱，才可以向法院去告。如果我是一个民工，等我要到工资，我早就饿死了，更何况很多时候还要不到。还推出什么信访条列什么的，法院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一个或者几个领导就能够解决问题？目前的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如果普通中国国民没有不同的声音，那能够理解，但是法律工作者没有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那就太不应该了。
法律杂志是多，论文也多，法律书籍也很多，但是少有对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少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尤其是对不合理，不公平的规则提出质疑的。
中国目前单就法律来讲，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法学家的难道就超过了五个？不会有人真的数一数，算一算，甚至还制定一个标准来统计中国真正的法学家的数量吧！那可就太有意思了。因为当一个香港的大学教授说，中国能称得上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不足五个时，就有人这样干过。
不过，以法律人需要理智来掩饰没有激情倒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借口。

中国与日本有差距的原因之一
目前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有这样的报道，某年日本举办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居然没有一个纸片。这种传闻的可信度没有证实，但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国民的基本素质。
但是在一百五十年前中国和日本没有太大的差距，如果仅仅从某些指标上讲，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超过日本的。但是中国的好日子,尤其是皇帝的好日子过的太长了，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在没有西方思想前，日本很难在文化方面超过中国。但是正是由于西方思想的输入，日本可以很轻松的放弃旧有的文化，而中国却不可以，对前辈的否定实在是太难了，即使绝大多数国民认为那是错的。
就是到了今天，我国国民对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也无法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当然，对其思想的正确与否也就无法进行一个公开公平的讨论。同时，历史档案的不公开也是一个重要的因数，没有资料，何以对一个人,一个事情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从有限的资料来看，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在短期内，比如十年，二十年内不会有巨大的变化。如果将中国和日本比喻成一个是只能考三十分，另一个能够考九十分的两个学生，中国达到五十分不会太难，达到六十分就有点困难了，达到七十分则非常困难。而日本，达到九十五分是他的奋斗目标。这种差距是很难在短期内有巨大减小的。
当然，我所说的差距是一种比较差距。就像两国造航空母舰一样。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就可以制造航空母舰，我国不可以，相对落后。现在从技术角度来讲，我国也可以制造航空母舰，若日本也制造航空母舰，则我国的肯定没有日本现在制造的先进。当然，比日本在二战时制造的先进，不过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套用一句名言：中国尚未发达，国民仍需学习。

这一段不错，很有道理，所以复制过来

作者：wangtao911　回复日期：2005-11-3　14:53:41　
　　诸君要批判日本教科书必先阅读才能有的放矢。
　　日本中学新版历史教科书摘译
　　黄自进 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47 学制、兵制、税制的改革
　　学制 明治政府所推动的三个强有力的制度改革，即学校制度、征兵制度、租税制度，为日本奠定了近代国民国家（以具有自律意义的国民所形成的国家）的基础。这三者后来也成为国民的就学义务、服兵役义务以及纳税的义务。
　　1872（明治5）年公布学制。主张教育不是为国家，而是为个人。倡导国民平等的教育理念。宣誓「希望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具体而言，将全国分为8大学区，每1大学区分为32中学区，每1中学区分为210小学区，学校制度以实现金字塔形结构的学区制度为目标。小学规定6岁入学，分为初级、高级两级，为4年制，是以小学总体教学共为8年。在短短的几年间，全国就设立2万6,000所小学。当时，国家财力不足，小学大半都是江户时代庙塾的再利用，义务教育制度藉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那时候，有些父母还不愿让可以劳动的小孩去上学，也有民众因为要负担经费而反弹。
　　此项制度，最重要的是确保公平的精神，让所有的儿童都由同一立足点出发，以金字塔的顶端为目标，再根据个人的才能和能力向顶端挑战。即透过教育，使国民都能平等地获得同样的机会，且保证受教育越高的人越能成功，是一种「能力主义」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打破了江户时代的身分制度，对推展平等观念的现代化，扮演关键性的指标作用。日本这种义务教育制度，即使在当时的欧美国家都还没有。
56 灿烂的明治文化
　　大学与新闻界 1877（明治10）年，东京大学以第一所综合大学的面貌成立。民间也有庆应义塾、同志社、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等私立学校，培育了许多人才。明治初期，大学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教师，教授欧洲近代的学问，毫无批判地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并以西方的学问为理想，将西方的思考方式直接套用到日本的文化和历史上。
各位现在读完了日本的历史应该会发现，日本人是如何热切学习外国文化，是何等谦虚的民族吧！日本人是为了理解进步的外国文化而努力不懈的民族。
　　古时候，遣隋使和遣唐使就是搭乘小木船，不顾危险，乘风破浪的将留学生送出国外。留学生在中国要逗留20-30年，将人生大部分的岁月投入学习。有人还未回国就过世，也有人在踏上归途的路上遇到风暴而罹难。
　　到了明治时期，留学生越洋到欧洲。在这拼命吸收西洋文明的时代里，是还没有飞机的时代，搭船至少要花上一个月。直到1955（昭和30）年左右，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但是日本人并非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而学外国。隋唐时期学习汉语，是因为汉语是古代的国际语言。正如同今日的英语、德语、法语是生活在近代世界中所必要的语言。深入学习外国进而丧失本国独立性，这种危险的先例在世界其他国家发生过，在日本却没有。因为日本是至今还未曾被外国军队蹂躏过的国家。日本人与其说是以本国历史，毋宁说是以外国历史的发展为理想，以外国为自己学习进步的榜样。
　　诸君要批判日本教科书必先阅读才能有的放矢。
　　日本中学新版历史教科书摘译
　　黄自进 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中国及朝鲜的反应 满清败给英国，割让香港打开门户的消息，我国透过《荷兰风情书》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带给幕末的领导人与知识阶层很深的冲击。但是朝鲜的危机意识很淡薄，经过9个月之久才提出报告书。而其内容也很简单，领导阶层也没有注意到国际情势急遽的变迁。连战败的中国人自身所受的冲击也不像日本这样大。
　　中国自古就多次受到异民族的入侵，也多次受其统治。但是相对地，统治的异民族反而被纳入自己的文明中，至终被同化。
　　如今中国是受满族统治。中国人已习惯于异民族的统治，相信自己即使被统治也不会有改变。这次欧美列强的入侵，尽管是性质稍微不同的重大事情，但是中国人也没有改变他们原本的态度。
　　再者，中国儒家的思想主张皇帝以德治民才是统治之道，视崇尚武力者为野蛮。虽然中国历史上藉用武力的情形也很多，不过在这个以文官为主体、官僚为中心的国家里，武官向来不被尊重。因此，虽然在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国，但自认为是武力的失败，而非德行不如，对自己文明的信心并未动摇。
　　不久，因为欧美列强的压力更为加强，满清不得不采纳西方的军事技术。不过并不认为需要重新检讨政治、社会等有关中国文明的本质。
　　满清之开始痛定思过是因为后来甲午战争败给了日本。满清为了学习建构现代化国家，大量地将留学生送往日本，而蔚为与古代遣唐使相反方向的学习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