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火车票实名制成为了新闻热点话题，很多网友也在竞相关注和发表意见，他们之中大部分人还都是赞成实名制的。新浪等门户网站做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这些网站问卷调查的网友中，支持实名制的比例达到了90%以上。
虽然部门网民的意见并不能够代表所有的民众意见，但是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人们的心声。虽然，实名制会带来验票的繁琐和乘客的等待，但这些在铁道部看来对民众利益的伤害在民众自己眼中却是可以承受之轻，铁道部是不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杞人忧天了呢。
今天我们说的主要不是这些，我们谈一谈铁道部匆匆上马实名制的诚意和初衷问题。大家知道，实名制是一个老话题，不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过，新闻媒体、网络博客更是大声疾呼。每到春运的时候，就是民众对铁道部最为不满的时候，也就是火车票实名制呼声最高的时候。而铁道部在每次备受指责之时，也总会利用新闻发言人制度来化解民众的怨气，解释他们的苦衷。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是我比较欣赏的新闻发言人之一，他常常能够以他自身的诚意来化解民怨，以他自身的谦逊来接受指责，以他自身的平民作风来博得理解。但是，就在这位合格的发言人使出浑身解数挽回铁道部颜面的同时，这背后的本质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吗？是谁让这位发言人每每在尴尬中挣扎？是谁在备受指责时总是为百姓画饼充饥？又是谁在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博弈时只看重局部利益而至国家利益于不顾？如何摆脱困局，使我们这位满怀诚意的发言人不再那么无辜、无助？这些才是我们应当讨论的话题。
    在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学习了前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模式，在计划经济这个根本经济制度下，部委的设置也大多以行业划分，比如主管煤炭行业的是煤炭部、主管电力行业的是电力部、主管电子工业的是电子工业部等等。但到了1992年之后，国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目标制度模式，要求以市场的力量来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自此，中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期，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调整。通过政企分开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国有企业实现了全面改革，在众多国有大中型企业获得独立市场法人主体地位的同时，相关的部委也实现了撤并。比如电力部、煤炭部、邮电部等等部委都不复存在。在1998年朱镕基政府的机构改革中，对铁道部开了绿灯，表示由于特殊的原因，铁道部暂不撤销，仍保留一段时间。但是这样的保留一下就是十年，到了2008年初的大部制改革浪潮下，在国家民航总局等机构都实现归口并转和职能调整的情况下，铁道部的这个“特殊的原因”还没有消除，仍旧我行我素，依旧保留着其作为一个国家部位的地位。铁道部作为一个政府部分，到底是实在太重要，太需要这样一个政府机构为人民服务呢，还是尾大不掉、集团利益超越国家利益而不能根除？
    铁道部在每年春运期间都成为了众矢之的，民众的怨愤、新闻的热点、利益的黑手、反腐的利剑等等都指向了这个部门。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舆论的压力成为了对铁道部最大的压力之一，新闻舆论具有传导效应，能够通过“议程设置”作用而形成中央关注的热点。因此，去年春运期间，总书记和总理都高度重视铁路运输和火车票问题，胡总书记还亲自视察了北京的火车站并作出了重要指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铁道部每年的压力都十分巨大，动辄受到中央的“敲打”。
民众的不满牵引了新闻的神经，新闻的敏感牵动了中央的心，那么问题的根结就在于民众的不满之上。在各种民怨之中，“黄牛党”倒票引起的不公是最受民众诘责的问题之一。如果民众通过公开、公平的途径买不到票，可能心中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怨愤，而当他们坚守的公平被别人加以利用，他们在公平的排队买票时，车票已经在黄牛党和售票人员的勾结中不翼而飞，当他们无论怎样起早贪黑都买不到票，而黄牛却在他们身边时时叫卖他们需要的票时，这种怒火是怎样的燃烧，这种被愚弄的愤慨是怎样的升级。
笔者在非春运期间的售票铁路运输淡季，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我到北京站买到上海的车票，在即将发售第五天车票的时候，众多的售票口前没有什么人排队（淡季的缘故），但几乎每个窗口前都有一个人，我去询问何时放票的时候，售票员对我横眉冷对，而一直在窗口的那个人，售票员却对其格外热情。当开始放票的那一刻，所有窗口的售票员都在迅速的敲击键盘的某一个键，然后车票不断地从出票机里面出来。这时我去买票，可是我跑了五个售票窗口，售票员根本不加理睬，不管我问那一趟车，他们都说没有票。大约十分钟之后，售票员将打出的车票分类打捆，然后给了一直等在窗口旁的那个人，那个人把钱点清给了售票员，这时各个窗口等待的那个和售票员熟识人才渐渐离去。直到这个时候，售票员才开始从容的接待像我这样的普通购票者，而我问到五天后到上海的硬卧还是否有票时，售票员开始在电脑上帮我查询，但是结论却是没有票。我跑了好几个窗口，答复都是如此。当我质疑为什么我在铁路运输淡季发票的第一时间来买还没有票时，各个窗口的答复不一，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都被提前预定了，有的说票就是难买，不分淡季旺季。而就在我无奈与疑惑之际，不断有票贩子从我身边经过，并询问我是否要票，当我说了我想要的车次时，他们大多都说有，加价在100元到150元之间不等，并且要拉我到比较远的地方交易，说车站警察多、交易不安全。笔者后来还是没有卖票贩子的票，而是买了到上海的软卧。若不是笔者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根本想不到通过倒卖车票赚钱的“产业链”已经到达了如此“完善”，内外勾结的情况和普通百姓的熟视无睹已经到了这般程度。
有了这次的经验，当笔者去年春运期间看到在网络上盛传的“火车站内部人员刷票”的视频时，并没有其他人的惊异，这似乎在情理之中。票是稀缺资源，买票的人具有一定的权力，权力是可以用来寻租的，只要是监控不利，他们便可以找到各种管理漏洞来寻租，当个体寻租不便时，他们可以通过集体利益分享的方式实现集体寻租，也就是售票部门、售票部门的领导、火车站的大领导、铁道部的相关领导……以一个利益链条的方式来保证寻租的安全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才不断提出火车票实名制的诉求，希望普通百姓不要总是被垄断的权利机关和不法人员的勾结中成为被愚弄、摆布的对象。还是去年春运期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先生在面对网友提问，提到刷票视频时，以“卖‘傻瓜票’而不是暗箱操作”来答复，他还解释“北京站实施了分区、分线、分到站的售票组织办法，对客流密集的大站还专门设立发售到站车票的窗口”。这些我们看不太明白的解释，正是一个掩盖事实真相的好的舆论策略。越是专业名词丰富，越是复杂的流程，我们一般百姓越是不容易看明白，这样他们的种种问题也越容易被掩盖。在谈到实名制问题时，这位聪明的发言人表示“对于售票实名制，铁路部门专门安排了一个课题进行研究，结论是中国铁路实行实名制难度很大，成本太大”。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样的答复的确不错，因为，有如此答复，一方面说明铁道部重视民意，还专门进行了课题研究；另一方面，以专家的意见来回复民意：“难度很大，成本太大”。我们不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吗？不是希望科学决策吗？那么用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来答复民意“难度很大，成本太大”，这样一来也“坚持了”科学发展观。然而，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乘客从票贩子受众买票，每个乘客增加的票款加起来是一个数目相当惊人的数额。铁道部实施实名制的成本如果与乘客们多付出的成本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铁道部为什么就不能多付出一点点成本代价，而节省公众所集体付出的巨额成本呢？
然而，让这位发言人难堪的是，今年春运期间，实名制草草上马了。在距离春运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铁道部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广铁集团、成都铁路局试行火车票实名制。这两个单位的下辖车站也匆匆动员起来，让工作人员和旅客在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前提下集中突击学习实名制的实施方法。发言人真是难当，去年和前年还都一直在代表铁道部发言，表示实名制解决不了问题，根本问题是运力问题，但今年年初，春运即将开始时，实名制却开始试行了，而且还让很多网友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