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有一位哲人讲过一句话;“我们奖励什么行为,就会得到什么行为”。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是我们想得到什么行为,我们就去奖励什么行为。这点很重要,无论你是想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还是想把一个企业的生产发展搞上去,你都希望得到这样一种效果:人人从事有效劳动。因为只有有效劳动才能把一个企业的生产发展搞上去,也同样只有有效劳动才能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人类社会里一切超自然的有用物品和有效服务增加只与人们的有效劳动相联系。如果每个企业都只会搞重复投资和过剩生产,如果每个政府也只是会说些好听的话,搞些形式主义的政绩工程,这个社会还能有什么希望?在中国,尤其是在当今的中国,如果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人人都去从事有效劳动,多干实事,少讲空话,少做无效和负效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构建以有效劳动为核心的劳动价值观,以引导全社会的人们去尊重有效劳动,从事有效劳动,维护有效劳动成果提供者的权益。这也是对那些时时注重为社会提供有效劳动的人们的最大奖励。
某种东西一旦被政府、社会或经济学家们视为有价值的东西,那怕它是无用的东西,也会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引导作用。比如把无效劳动也看成是有价值的,那么,我因操作失误而报废了一个半成品,你老板不仅应当照付我的工资,还得尊重我的劳动过失,若要扣我的工资,那我就跟你没完。如果我们把所有形式的以最少的资源和劳动耗费去获得最大利益都看成是理性人的正常举措,那么我卖给你假冒伪劣商品你不仅要给足钱还不能认为我缺德,甚至在生产经营方面还得跟我学着点。如果我们把资本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力无条件地扩大化,那么,当劳动者在某些出资人的企业里按照老板的要求劳动,一个有用工的劳动量不能获得单干条件下一个有用工的收益,即那些在私人企业里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者的收益普遍低于单干的个体劳动者的收益,而这种企业的人均收益却大大超过单干的个体劳动者收益,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明显地受到了出资人克扣或称剥削时,你也应当说没有剥削,这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如果我们努力去维护而不是去剥夺一部分人对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权力,人们就会为争夺自然资源的占有权而重新开战。
确立有效劳动价值观还可以促使全社会的人们在从事各种劳动时,自觉注重对劳动服务对像的需要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提高自己劳动的有效值,从而促使其劳动效率的提高。也只有全社会的人们都自觉这样去做,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效率。没有这种努力,就不会有全社会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
从宏观层面上讲,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说到底是那种东西在发展?是自然资源的稀缺日益加剧,各种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物资普遍匮乏所导致的在人们心理上的效用增大吗?是有限品种的商品过剩吗?是拖延社会劳动时间总量所导致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含量的增长吗?毫无疑问都不是。一国或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说到底只能是人类有效劳动量的增加,只有这种东西的增加,才能使一国有用商品和各种有效服务增加,从而使人们各方面的客观需要都能得到具体的历史的满足,这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志,而决不是无效劳动的堆积,也不是某些商品在人们心里上的效用增大,更不是低效率劳动的时间延长。
从政府管理方面来考察,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都希望劳动者创造这样一种东西,它能真正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能真正使人们生活在物质上更富有在精神上更满足,这种东西难道不就是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功用的有效劳动么?
无论哪个企业的老板,总是希望其工人的劳动都能合乎预先设计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从而适合于顾客的需要,即成为有效的劳动。
如果我是一个打工仔,一个赤手空拳的劳动者,或者我是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一个人民教师,我需要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和交换制度呢?毫无疑问是以有效劳动量为标准的分配和交换制度。因为任何承认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打砸抢的做法,害人终将害已,这种制度推行必然加剧人与人之间的权益矛盾,最终导致阶级斗争和各种战争。
一个科学的价值体系,应当有利于评价个人对组织、组织对社会、社会对全球人类的永久幸福与持续发展的贡献大小;有利于历史地帮助人们去建立科学的公平观、文明观和发展观;有利益于人们一切劳动目的——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真正实现。
为了引导全社会去尊重和维护它应当尊重和维护的东西,也为了判断每个人或组织对社会到底提供了什么以及提供了多少?我给价值一词在经济学的层面上赋予了它有效劳动量的内涵。除了自然资源外,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一样能够满足人们客观需要的东西不是人类有效劳动量的凝聚。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经济发展,说穿了不过是人类有效劳动量的增长【斯密亦有类似的话,他说:“任何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只能由两种方法来增加,其一,改进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其二,增加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的劳动量”(亚当•斯密《国富论》第243页)实际上他已经注意到了有效劳动对社会的意义】。如果那些从事扎实有效劳动的人们不能富起来,那么,只能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在某些环节被人剥夺了。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尊重有效劳动,或者说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最有利于投机钻营的小人和特权者而不是有利于劳动者,那么,它必将引导社会风气变坏,引导一切聪明的人们以巧取豪夺为主业。只有那些能保证勤于劳动而又善于劳动的人们首先富裕起来的制度,才是普天之下的劳动者所向往的制度,这样的社会才真正是劳动者的天堂。一个能让劳动者获得快速发展的社会是没有不发展的道理的。
使劳动有效化是一们伟大的艺术。
过去我们将造成无效劳动的一切责任都归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为过剩生产之类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东西,所以要将资本主义制度推翻。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无论是在计划模式下还是在市场模式下组织生产也都遇到了各种形式的无效劳动问题,所以许多人又开始批评和否定社会主义。正确认识劳动与需要之间各方面的情形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真正协调好劳动与需要之间的各种关系,只有这后一项工作做好了,方能使我们的劳动真正有效化,方能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步入科学发展的正轨。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最复杂最微妙而又最难说清楚的关系,莫过于分配与交换关系。价值理论仅仅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分配和交换公平与否的钥匙,却不是决定分配与交换的关键因素,决定分配与交换的关键因素是权力和博弈。过去一切价值理论都不过是在为商品社会里的市场交换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寻找理由和根据。在他们看来,大千世界无论具体的个别的交换是怎样的千差万别,但最终根据和内在本质都一样,即它们都是按照等价值互换的原则进行的。他们所构建的价值理论就是其用来说明这一过程的东西。我们的价值理论则恰恰相反,我们不是要用它来说明交换过程的理性有多充分,等价性有多真实,我们的价值理论正好说明市场上的交换因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而一般情况下总是要偏离公平和理性而变得势利,这也是导致社会不公,劳动不富,贫富悬殊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总是为能解释交换的等价性存在而骄傲,后者却只因能解释交换的博弈性、逐利性而自慰。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找到了这个世界上许多本不该暴富的人何以暴富起来了,而许多本不该贫穷的人们又是如何贫穷的真正原因。
本文2004年10月17日首发于《经济学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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