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伟雄：忧郁创业家
联合报╱詹伟雄】
2010.01.18 04:11 am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5372026.shtml

台湾的年轻创业家喜欢开咖啡馆、复合式餐厅、民宿，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店，它们像一颗颗小珍珠，为城市点亮了风情，我的台商朋友说：这样的小店、这样的闲散幽情，北京就是找不着一家。但也大有人对它们不以为然，郭台铭就说这些年轻人「岛国思维」，以开咖啡店为满足，不可思议。


20到35岁
忧郁的世代
和上两代比较起来，廿到卅五岁这一代可说是「忧郁的世代」，他们从小在自由、宽裕的空气中长大，早早明白「自己做决定」的重要性，问题是台湾的教育系统并没有跟着时代改变，它的专长仍是「打造产业预备军」、「研发考试技术」，对大学毕业生来说，这集体化的学校教育与个体化社会标举的世界观间之落差，便正好催生了「忧郁」这种世代特征。


「忧郁」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心灵状态，有忧郁感受的人清楚知道「不要什么」，却不清楚「要什么」。过往，父母那一代认命地接受社会所派任的「角色」，全力以赴，即便中年或有那么一丝迷惘，但社会给予其角色完成的评价与肯认，终使得他们仍能稳定自信地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这世代的年轻人则不同，社会已经摆明了「你应该成为你自己———那个独一无二又特别的人」，问题是「那个特别的『自我』是什么？」而「我们又如何感受到『自我』的召唤」，如果「『自我』迟迟不现身，那该怎么办？」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指出，从来都没有「原初自我」（authentic self）这种东西，「自我」是在一次次的遭遇中、事件中，靠着自身与人们、社会、际遇的互动而逐步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社会把青春期的高中教育视为一系列「事件化自我」的过程，学校应创造出各种遭遇，帮助学生穿进事件，于事件中洗礼并建构起一片片的「自我」，而我们都明白，台湾的高中和大学都很少作这些事情（实践大学建筑系是少见例外）。


「我追寻」创业家
从某个角度看来，咖啡馆和小店因而是一种中介性的「救赎」，它们多半是「忧郁者」所创，也大部分由「忧郁者」消费所支持，他们在此等待着「事件」的出现，期待某一时刻里「自我」得以涌现，在那一刻，你清楚地想做某一件事，而且感受到那一件事对整个生命的意义（马克思、Steve Jobs与魏德圣都在某个青年转折点上，知道了「那件事」）。


咖啡馆和小店的风行是合理的，它们规模小、门坎低、技术风险不高，川流着各种可能改变命运的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经营者拥有高度自主性，大企业中泯灭自我的生活恰好是他们「不要的」，他们渴求的，是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被检验过之人生」（an examined life）。


以「自我的追寻」为根基的创业家，即将成为台湾下一波经济成长的主力，对于他们而言，「想成为什么」（to be someone）的身分焦虑远大于金钱利益，你可能想不到，这种由「认同」所产生的特别创造力，正是苹果、任天堂、维京航空、Google和Pixar的魅力来源，它们的老板都「岛国」过、也忧郁过……。
（作者为学学文创志业副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