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第一篇)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钟点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钟点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
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为艰苦，对于这较大的艰苦，自然要加以考虑。一钟点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可交换两钟点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的生产物。如果某种劳动需要非凡的技巧和智能，那末为尊重具有这种技能的人，对于他的生产物自然要给与较高的价值，即超过他劳动时间所应得的价值。这种技能的获得，常须经过多年苦练，对有技能的人的生产物给予较高的价值，只不过是对获得技能所需费去的劳动与时间，给以合理的报酬。进步社会，对特别艰苦的工作和特别熟练的劳动，一般都在劳动工资上加以考虑。在初期蒙昧社会，可能也作过这种考虑。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以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币、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的利润。所只，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假若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所得，不能多于他所垫付的资本，他便不会有雇用工人的兴趣；而且，如果他所得的利润不能和他所垫付的资本额保持相当的比例，他就不会进行大投资而只进行小投资。
也许有人说，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

诚然，斯密说过捕猎一头海狸的时间两倍于捕一头鹿，那么一头海狸换两头鹿就是很自然的。假如单独把《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的这些话拿出来看，斯密似乎是在说，按照劳动时间、强度、质量来分配劳动产物是自然的，按照资本比例分配利润是不自然的。但是结合《国富论》的全书来看，斯密绝无利润是不自然的这个意思，相反，他使用了“自然利润率”这个词，斯密对资本家的贡献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海狸换鹿，还是小麦换白银，都是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劳动交换。《国富论》的开篇就赋予了分工重要意义，认为分工带来效率，生产效率提高才能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而同质化的劳动交换，能给生产效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呢？我们不妨设想有一块麦田紧挨着银矿，两个人分别各自在麦田里拾掇半天，再去银矿里劳作半天；抑或是通过分工——一个人专门采矿，另一个人专门种地，这生产效率就能提升了吗？

对分工和效率的重视，就决定了斯密有着不同于其他劳动价值论者的眼界！

一定是差异性的劳动分工，才有可能带来效率的提升——譬如有的人专门发明省力机械，有的人专门制造省力机械，有的人专门使用省力机械从事生产，这种分工协作交换，就比海狸换鹿、小麦换白银的差异性大多了，带来的效率提升也大多了。
劳动差异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你如何衡量发明机械、制造机械、使用机械者的劳动价值呢？发明家的劳动价值怎么算？发明的好或者不好又怎么算？

19世纪铝刚刚被提炼出来的时候，最初是用钾从氯化钠溶液中还原，后来改用钠，这种提炼方法导致铝的成本比黄金还贵，后来发明电解法，直接把氧化铝烧熔，效率成千倍的提升，如今铝比铜都便宜多了。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不同行业效率提升的进度不同却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假如在所有的行业当中，劳动生产率以相同的进度提升，那么不同的商品——小麦、白银、黄金等等自然可以保持一个固定的比率，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它们之间的比价关系一旦变动起来，配第的旧版劳动价值论就成为了证无可证的一件事情。

那么咋办？假如你用市场评估来衡量，那就变成了价格决定价值而不是价值决定价格了你说对不？要维护劳动价值论，就要寻找更加稳固一点的锚！

斯密的锚就是生活学习费用，或者说生活学习成本，并在此成本之上要求一定的利润。

国富论(第一篇)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
第二，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相同。
设置高价机器，必然期望达机器在磨毁以前所成就的特殊作业可以收回投下的资本，并至少获得普通的利润。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只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
第五，各种职业的劳动工资，随取得资格可能性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个学习职业的人能否胜任所学的职业，此可能性的大小，因职业不同而大不相同。就大部分机械职业说，成功几乎都是有把握的，但就自由职业说，却是很没有把握的。例如，送子学作鞋匠，无疑他能学会制鞋的技术；但若送子学法律，那末精通法律并能靠法律吃饭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对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说，中彩者应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职业说，这成功的一人，应享有不成功二十人应得而不能得的全部。所以，大概要到将近四十岁时才能从职业取得一些收益的律师，其所得报酬应不仅足以补偿他自己为受教育所花的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大费用，而且足以补偿那些全无所得的二十多人的教育时间与费用。尽管律师所收的费有时显得过高，但他的真正报酬必不止此。计算一下，某一地方的鞋匠或织工这类普通工人一年间可能收入的总额和他们一年间可能支出的总额，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收入一般多于支出。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总计各律师及各法学协会见习律师的支出与收入，你就会知道，即使你尽量提高他们年收入的估计，并尽量减低他们年支出的估计，他们的年收入，只等于年支出的极小部分。所以，法律业这个彩票，决不是完全公平的彩票。法律业与其他许多自由职业和荣誉职业，所得金钱报酬显然都是很不充分的。
但这些职业能与其他职业并驾齐驱。其出路虽令人气短，但所有豁达磊落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向这方面挤来。这是由于有两个鼓舞他们的原团：第一，希望做这些行业的状元的名誉心；第二，对于自己的才能甚至幸运，一切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天生的自信心。
一个人如果在一种作到平凡地步也不容易的职业里特别显露头角，那就最明确地表示他具有所谓天才或卓越的才干。由这卓越才干所博得的人们的赞赏常是他的报酬的一部分。这部分报酬是大还是小，要看赞赏的程度是大还是小。对医生说，这占全报酬的大部分；对律师说，所占的部分更大；对诗人或哲学家说，几乎占了全部。
世上有几种非常适意而优美的才能，若能取得，定能博得某种赞赏，但若用这才能来谋利，世人就会根据意见或偏见认为是公开出卖灵魂。因此，为谋利而运用此种才能的人，所得金钱，不但须补偿他学习这种技能所花的时间、工夫和费用，且须补偿他以此谋生而招致的声名上的损失。俳优、歌剧唱角、歌剧舞蹈者等所以有非常大的报酬，乃是起因于这两个原则：一，才能罕有而美好；二，由于运用这才能而蒙受的声名上的损失。我们在一方面鄙视其人格，在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才能给与非常优厚的报酬，这乍看起来，似乎很不合理。其实，正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要厚酬他们的才能。假若世人对于这些职业的意见或偏见一旦改变，他们的金钱报酬很快就会减少。因为更多的人要从事这些职业，而竞争势必使他们劳动的价格很快降低。

关于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还需要更多证据吗？

但是，斯密有锚版的劳动价值论依旧解决不了海蜇头海蜇皮当中的劳动价值含量问题，别拿什么长期平均价格之类的概念来蒙事儿，当下的价格每多卖一年，它的平均价格都在移动（炒股技术指标移动平均线了解一下），到底是价格决定价值还是价值决定价格？你能够先于市场给出个准数吗？

可但是，但可是呢，劳动价值论是斯密理论中最不重要的那部分！斯密的《国富论》中是有两套系统的：一套是自然价格——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另一套是实际价格——也就是市场决定价格论。

斯密不像配第那样，当市场和理论不一致的时候认为市场是错的，理论永远正确。在斯密那里，市场永远是合理的（原因后面补证）——你们觉得律师收入太高、科学家收入太低、戏子收入太高......那是你们的偏见，这些收入统统都合理。既然实际的市场价格都合理，那自然价格理论就变成了一个市场现象背后的形而上学解释，有或者没有这个解释，又有什么区别呢？

插播一个名词解释：奥卡姆剃刀

中世纪经院哲学争论得不可开交得一个问题，就是事物背后的“共相”是否具有实在性，持肯定意见的叫“实在论”，代表人物就是托马斯.我们又见面了.阿奎那，持否定意见的叫“唯名论”，代表人物就是奥卡姆的威廉。

......尽管教会和教皇宣称阿奎那的正统经院哲学是“天主教会至今唯一真实的哲学”，但事实上即使在教会内部，也有些唯名论者对阿奎那的学说进行了批驳，形成了反对托马斯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潮和派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就是他们的代表，而其中又以“不可战胜的博士”奥卡姆最为厉害和出色。
　　奥卡姆(约1300—1350)出生于英国苏黎郡的奥卡姆村。奥卡姆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成绩优异，完成了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必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在思想上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相冲突，因而终身没能获得博士学位。1322年左右，奥卡姆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反对教皇专权，主张教权与王权分离，教会只应掌管宗教事务，关心“灵魂拯救”，不应干预世俗政权。于是，奥卡姆被教皇宣称为“异端”。1324年，奥卡姆被恼羞成怒的教皇拘捕，关进了亚威农教皇监狱。次年底，教会组织了6个神学家专门研究了他的著作，结果有51篇被判为“异端邪说”。
　　1328年初，奥卡姆在一天深夜逃出了监狱。同年6月6日，罗马教皇革除了他的教籍，下令通缉捉拿。奥卡姆逃往了意大利比萨城，晋见了反对教皇的皇帝路德维希，对皇帝说：“你若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从此，奥卡姆公开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定居在慕尼黑，展开了对教会和阿奎那正统经院哲学的口诛笔伐。可是，20年后，路德维希皇帝去世了，奥卡姆再次遭到教廷传讯。但是教廷还来不及给奥卡姆定罪，一场黑死病在整个欧洲蔓延开了，奥卡姆也没能幸免于难。
　　奥卡姆是个唯名论者。他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是最终的存在，个别事物当中也没有寄居或隐藏那种“隐蔽的质”。所以，人类的知识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例如，人们多次看到马，根据重复的相同感觉，人们的理性就产生了“马”这个一般记号。
　　一般（共相）不是思维的虚构或者幻想，而是起源于个别的感觉经验，是标志许多个别事物的相似性的一种记号。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开始是直觉的直观知识，然后是抽象的普遍知识。
　　但是，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是寄居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物体之间的不同特性，是由于这种“隐蔽的质”所决定的。铜之所以为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所以，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隐秘的质”。
奥卡姆认为，阿奎那的所谓隐蔽的质的学说，不但没有把事物本身说清楚，反而增加了比原有事物多一倍的东西。比如，我们用感觉就能知道铜的压延性，然而“压延性”这种“隐蔽的质”，不但没有把铜为什么能压延说清楚，反而又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说明“压延性”又是个什么东西。
针对托马斯之流的繁琐哲学，奥卡姆提出了一个“思维经济原则”。即“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或者表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数目”。奥卡姆说，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就应该把“隐蔽的质”这类累赘的东西，用“思维经济原则”这把“剃刀”统统剃掉。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
——《知道点世界哲学》

言归正传，你读到《国富论》论收入篇第五节后半部分，有没有效用价值论的感觉：赞赏有价值，偏见也有补偿——这就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歧视理论啊，后面还有大段的风险选择的论述，完全是近年来热门的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内容。

如果斯密生活在有诺奖的时代——我不是假设在他生活的年代有诺经济学奖，而是假设他生活在现代，与当代经济学家一起角逐经济学奖，至少能拿个三座吧，这可是比牛B顿还要牛B的存在啊。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句话，是《国富论》中被引用最多的，但是它不完整，我们看看斯密完整的表达是什么：

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self love)，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self love)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赖别人。诚然，乞丐生活资料的供给，全部出自善人的慈悲。虽然这种道义归根到底给乞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刻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他把一个人给他的金钱，拿去购买食物，把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拿去交换更合身的旧衣，或交换一些食料和寄宿的地方；或者，先把旧衣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所。
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

斯密的意思再清楚不过——道德不可能是人们相互协作的保障，利益才是！交易的本质是互利，而不是等价！就连乞丐，也要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来获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

斯密的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给垄断下了个经典的定义，被德国社会学家奥本海默称为“前人中唯一正确的”——垄断就是把暴力带入竞争过程，混淆了“掠夺”与“赚取”的区别。

“掠夺”与“赚取”的区别在哪里？掠夺是一种零和博弈，欺诈、抢劫的收益来自他人的损失；而赚取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它的结果可能是合作双赢，也可能是背叛双输。在非零和博弈中，对方赢并不一定意味着我方亏，都9102年了，连华春莹大妈都知道：“如果抱着零和博弈的心态，那么目之所及皆是阴谋和陷阱。”

“看不见的手”，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互利之手，就是非零和博弈中的纳什均衡之手！此处应再授予斯密一座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均衡理论于1994年获奖）。

国富论(第四篇)
第二章　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
......
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洽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贯穿《国富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在ZF保障每个人天然正当的权利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在利益的诱导下，每个经济人会自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通过自由贸易产生合作共赢行为，由此而导致的市场结果必然就是合理的。

《国富论》全书都是在为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合理、不道德的市场现象进行经济学合理性论证。斯密不是在讲道德，而是在讲科学，斯密不是在做规范分析，而是在做实证分析，所以迈克尔.帕金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声称是斯密使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譬如同样是对灾区物价上涨这个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来做个对比：

国富论(第四篇)
第五章　论奖励金
......关于现世纪及前此二世纪欧洲各地粮食不足与饥谨的情况，有些记载很可靠。谁要是细心研究此中经过，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粮食不足的情况，并非起因于内地谷物商人的联合，而是起因于真正的不足。这种不足有时在个别场合起因于战争的浪费，而在最大多数场合，却起因于年成的不好。也会发现，饥谨发生的原因，只是ZF粗暴地以不适当手段来克服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只要ZF允许自由贸易，饥懂就可避免。数年前，孟加拉的干旱，也许只会引起极大的粮食不足，而后来所以会转为饥谨，也许是因为东印度公司人员，曾以不适当的条例，不审慎的限制，加在米的贸易上面。
如果ZF为要救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的谷物，其结果或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市场，以致在季节之初，即产生饥谨，或是（在他们以谷物提供市场的假设下）使人民能够迅速消费，因而鼓励人民迅速消费，以致在季节之末，必然产生饥谨。无限制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懂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为真正粮食不足的痛苦，是不能除去而只能减轻的。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护，也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需要这种保护，因为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五版第四章：

赞扬价格欺诈
John Stossel
政治家和媒体对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物价上涨极为愤慨。他们要求惩罚加油站和水供给商。
如果你想打倒那些卑鄙、贪婪的奸商，那么制定一系列的反“欺诈“规则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是反“价格欺诈”的法律所针对的人群之一，那么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我们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你口干舌燥一—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脱水。
你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而且店主人认为乘人之危是不道德的，因此，他不会比上一周多收你一毛钱。但是，你无法从他这里买到水。水卖完了。
你继续当你的顾客，并最终发现了面目狰狞的价格欺诈者。他上周卖1美元的一瓶水现在是“可耻”的价格——比如说20美元。为了在灾害中活下去，你支付了这个价格。
你对这个价格欺诈者非常不满。但是如果他不要价20美元，他的水早就卖完了。正是这个价格欺诈者的“趁火打劫“救了你的孩子。孩子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人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在你去水供给商那里时，其他人已经去过了。在1美元一瓶时，他们把水积起来了。在20美元一瓶时，他们更谨慎地购买。通过要价20美元，价格欺诈者确信他的水卖给了真正需要它的人。
那些被愚蠢的政治家认为是最残酷的人正在做对人们最有帮助的事。由于预期瓶装水的需求将增加，他们去购买了大量瓶装水，并计划以惊人的利润再出售。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些最需要水的人就得不到水。
可以由志愿者提供水吗？肯定有一些人会出于仁慈帮助其他人。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仁慈之心。正如亚当·斯密所写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
从店主的角度考虑一下：如果他不想获得高利润，他为什么要开商店？留在灾区是危险的，而且意味着为了满足陌生人的需要而放弃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他为什么要承担这种风险？
在灾难发生之后，许多服务——比如修屋顶、木匠活或移树——的需求都是巨大的。当重建新奥尔良的时刻来临时，可以大胆地预料当地木匠存在短缺：这个城市自己的木匠人数是不够的。
如果这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ZF可以命令一群匠人到新奥尔良来。但在自由社会中，必须说服这些匠人离开他们的住所和家庭，离开他们的雇主和客户，并从其他地方（比如说威斯康星州）来新奥尔良工作。如果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州赚的钱并不比在威斯康星州多，他们为什么要来？
一些人可能会受成为英雄的愿望的激励而来到这里，但我们不能指望有足够的英雄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一周又一周，大多数来灾区工作的人的目的和大多数美国人工作的目的一样：为了赚钱。任何一个愿意到灾区的匠人都必须得到比他在家乡更高的工资，否则他就不会来。如果非要把其收入限制在暴风前新奥尔良同事的收入水平，即使是一个想要成为英雄的人也会说：“真该死！"
如果他的收费与他的冒险是相当的，他也可能受到他想帮助的那些人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谴责。但是这些人并不懂基本的经济学。强迫价格下降，你就会把供给者赶走。让市场发挥作用，供给者就来了。而且，竞争会使价格下降到灾难挑战所允许的水平。即使是穷人也可以得到供给短缺的物品。
正是“价格欺诈者“们带来了水，运来了汽油，修缮了屋顶，重建了城市。“价格欺诈者”们拯救了生命。
资料来源：Townhall.com，September 7，2005.

这里不争论集权国家与自由国家哪个更好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斯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惊人的一致。虽然斯密没有使用任何数学工具，但他显然知道需求曲线是右侧下倾的。

我们再来看看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的评述：

2004年夏，飓风“查理”咆哮出墨西哥湾，并横扫佛罗里达直至20大西洋。此次飓风夺去了22条生命，导致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它还引发了一场有关价格欺诈的争论。
在奥兰多的一家加油站，他们将原本2美元的冰袋卖到了10美元。当时正值8月中旬，因为停电不能使用冰箱和空调，所以人们别无选择，而只能购买高价冰块。那些被风刮倒的大树使得链锯和修补屋顶的需求量猛增。承包商们提出，房主需要支付2.3万美元，才能将两棵被风刮倒的树从屋顶上清除掉。商店里小型家用发电机的标价通常为250美元，而此时却涨到了2000美元。一个逃离飓风的77岁老妪和她年迈的丈夫以及残疾女儿，住进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竟然被要求每晚支付160美元，而这通常只要40美元。
许多佛罗里达居民被飙升的物价激怒了。《今日美国》（USA Today）头条报道：“刚走暴风雨，又来掠夺者”。一个居民得知他需要花费10500美元才能将一棵压在屋顶上的大树移掉时，说道：“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Crist）同意此种说法：“这真让我感到震惊，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受的灾难而发财。”3佛罗里达州有一项反价格欺诈法，在此次飓风之后，律师事务总署收到两千多份投诉，其中一些成功转变为诉讼。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的一家“天天旅馆”（DaysInn）由于索价过高，被处以7万美元的罚款和赔偿。
然而，当克里斯特着手执行反价格欺诈法时，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一法律以及公众的愤怒都是错误的。在中世纪时期，哲学家和神学家们认为，商品交换应当根据一个“正当的价格”，而这一“正当的价格”是由传统或物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但是，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当的价格”。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一位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将价格欺诈称为一种“感情上强有力而经济上却毫无意义”的表达。“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毫不关注，因为它似乎过于糊涂，处理起来麻烦。”索维尔在《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上撰文，试图解释“‘价格欺诈’是如何让佛罗里达居民受惠的”。索维尔写道：“当价格明显高于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价位时，人们就会指责这是价格欺诈。然而，人们所恰好习以为常的价格水平，并非在道德上就是不可侵犯的。它们与其他价格一样都不是由市场条件—一包括飓风所带来的条件一—所产生出来的‘特殊’或‘公平’价格。”
索维尔认为，冰块、桶装水、屋顶修理、发电机以及汽车旅馆的过高价格，有利于限制消费者使用这些物品，也有利于刺激别处的供应商给腿风受灾地区提供最急需的物品和服务。当佛罗里达居民在炎热的8月遭遇停电的时候，如果冰块卖到10美元一袋，那么冰块制造商们就会发现这值得他们生产和运输更多的冰块。索维尔解释道，这些价格并没有什么不公正之处，它们只是反映出购买者和销售者在他们交换的物品上所给出的价值。
杰夫·雅各比（JeffJacoby）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一位支持自由市场的评论家，他以类似的理由反对反价格欺诈法：“根据市场所产生的价格索价，并不是欺诈，也不是贪婪或无耻之举，而只是物品和服务在自由社会中获得分配的方式。”雅各比也承认：“价格暴涨确实令人恼怒，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被致命的飓风严重扰乱生活的人们而言。”然而公众的愤怒并不能成为干涉自由市场的正当理由。通过刺激供应商生产更多的必需品，那看起来过分的价格“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它的危害”。由此，他的结论是：“把商贩们看做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而让他们自由地开展业务却可以。”
总检察长克里斯特（一名共和党人，后来被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在《坦帕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以维护反价格欺诈法：“在危急关头，当人们逃命时或者在飓风后为家人寻求基本日用品而被索要过高价格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克里斯特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过高的”价格反映了真实的自由交换：
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情形。在正常的自由市场情形中，有意愿的购买者自由地选择进入市场并遇到有意愿的销售者，此时的价格依据供求关系而定。而在紧急状况中，被迫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的居所之类的必需品。
“查理”飓风之后所产生的关于价格欺诈的争论，引发了一些与道德和法律相关的棘手问题：物品和服务的销售商利用一场自然灾害，根据市场需求随意定价，这是否不正当？如果不正当，那么法律应当做些什么呢？政府应当禁止价格欺诈吗——即使这样做干涉了购买者和销售者选择作出任何交易的自由？

显然，民众、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民众们关心的是公正（更确切的说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受损），政治家关心的是选票（我不同意用愚蠢这个词来形容政治家），而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事实。

假如选票能决定真理的话，那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错的。但是真理既不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事实手里，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不妨改变提问的方式：

假如给灾区物资价格规定上限，结果会怎样？

假如授予政府紧急状况（什么状况算紧急？）下特殊权力，结果会怎样？

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回答，这些结论是可以用事实来检验的。这才是经济科学的思维方式。

现代经济学家的思维深度甚至还不如斯密——造成民众利益受损的真正原因是自然灾害！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考虑，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时，民众仍能以正常的价格购买到物资，这难道就正常吗？天底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生活在灾区中的人不受损失，那么就是自愿或被迫将爱心奉献到灾区的人遭受损失——当然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可行的备选方案，但是要认识到，政治家仅仅是在慷他人之慨而已。

弗里德曼剑桥三一学院所作《诺贝尔之路》的演讲中说道：

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作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那么，斯密今天在经济学上拥有的地位，是来自他的自然价格理论还是实际价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宣称自己的思想源自亚当.斯密，然而彼此却格格不入，争论不休，是因为他们各自只抓住了斯密理论当中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抓住了斯密的实际价格理论，马克思抓住了斯密的自然价格理论（可能还有点歪曲）。这种情形就像《笑傲江湖》中的华山剑宗和气宗，虽然他们的武功都来自一个前朝太监（斯密终生未娶，允悲）所创的武林绝学《葵花宝典》，然而一个说有形的剑招重要，另一个说无形的内力重要，这气宗掌门道德领袖岳.......哎呦我去，这事儿不能说太细，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迄今为止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理论的重点不是解释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而是在规范世界“应该”怎样运行，不是实证分析而是规范分析，不是科学而是宗教。

宗教俩字可能在我们这个宣扬无神论的国家略带贬义，如果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的话不妨把这俩字替换成“道德”。我本人对宗教并无偏见，恰恰相反我十分赞同爱因斯坦的宗教观点：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基督教和犹太教①
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清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每一个有良好愿望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尽其所能，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作坚定的努力，使纯粹人性的教义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如果他在这方面作了一番忠诚的努力而没有被他同时代人践踏在脚下，那末他可以认为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社会都是幸福的了。
①此文写作年代不详，收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中，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184-185页。一编译者

假如我讲马克思主义像宗教一样“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是不是听起来还怪舒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

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1940）当中写道：

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而与此相反,宗教只涉及对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评价:它不能够有根据地谈到各种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然而,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它还是从最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自已所建立起来的目标......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为啥呢？只讲善意不讲科学，可不就是瞎么。爱老的比喻太贴切了。

最后，谈谈斯密对资本家这一职业的看法：

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投机倒把罪”，无独有偶，在英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法规。据《国富论》中记载：

“爱德华六世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号法令规定，凡购买谷物而想再拿出来售卖的人，应视为犯法的垄断者，初犯，处以二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的罚款；再犯，处以六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二倍的罚款；三犯，处以头手枷刑，和期限长短由国王决定的监禁，并没收其全部动产。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国昔时的政策简直一样。
我们的祖先，似乎认为，人们向农民购买谷物，比向谷物商人购买便宜，因为他们害怕谷物商人除了他付给农民的代价外，还会要求异常的利润。所以，他们企图完全消灭他的行业。他们甚至企图尽可能防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任何中间人。他们对于所谓谷物商或谷物运送者经营的行业所加的许多限制，其意义即在于此。”

对这类法律，斯密批评道：

“谚语说，兼营一切事业的不富。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但在这二种法律中，最有害的，却是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的法律。
这项法律，不仅妨碍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的划分，而且同样妨碍了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强使农业家不专营一业而兼营二业，即是强迫他把资本分作二部分，仅把一部分投在耕作事业上，但若他的全部农作物，一经收获，他即可自由卖给谷物商人，他全部资本就会立即回到土地，用来购买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佣工，就能更好地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如果强迫他零售他自己的谷物，他就不得不把资本一大部分，常保留在他的谷仓及干草场中，再不能象无此种法律时候那样，以全部资本用于耕作土地。所以，此种法律，必然妨碍土地的改良，不但不能使谷价低廉，而且能减少谷物生产，因而提高谷物价格。
......
所以，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尽量禁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中间人存在，就是企图消灭一种有利的贸易。这种贸易，要是自由进行，不仅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预防这灾祸的最好方法。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利于谷物生产的，便是谷物商人的业务了。

斯密的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举了一个例子：巴黎人的肚子饿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小麦在俄罗斯，小麦不会自己长腿走过来，解决办法无非三种：1，每个巴黎人自己去俄罗斯买小麦；2，中间商去买；3，国家去买。

任何有理智的社会都是选择第二种——中间商。

道理很简单：1，2两种方式是自由的，你不满意中间商赚差价，你自己去买啊，结果是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降低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中间商的贡献。而且同行是冤家，中间商之间也有竞争，竞争有利于发现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将成本和利润降低到最少的程度。方法3是垄断的，缺乏竞争的，因而必然是不经济的。

改革开放以来，哪个行业向民营开放，哪个行业就有质优价廉的产品出现，从家电到汽车莫不如是。

当然，这同样属于剑宗的实证分析，而不是气宗的道德评价。

那么，资本家这个“中间人”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斯蒂格里茨《经济学》里有一个经典案例：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濒临破产。公司没有钱，也借不到钱支付已经到期的贷款，因此，它向ZF求助。在随后的关于ZF是否应该救助克莱斯勒的争论中，赞成救助的人描绘出一幅失业工人和空荡、破败的工厂的图景。
批评救助的人却指出，破产公司的工人、机器和厂房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可以被其他公司雇佣或购买。他们坚持认为，重新配置资源是合理的，因为克莱斯勒濒临破产就证明了它的管理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源。最后，ZF为克莱斯勒的新贷款提供担保。如果克莱斯勒不能偿还贷款，ZF就将用税款来偿还。由于有这种担保，克莱斯勒能够从私人投资者和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并且利率比较低。克莱斯勒日后的成功是一个常常谈及的话题，而克莱斯勒的总裁李·艾科卡（Lee lacocca）则把大部分功劳归到自己身上。
结果证明，ZF很愿意介入并帮助克案斯勒。这不仅因为担心失去汽车工业的三大厂商之一，而且由于数年前制定的工人退休金保险计划，ZF肯定要遭受不小的损失。这一保险计划保证，即使一个公司破产了。工人仍然会得到他们的退休金。如果克莱斯勒破产了，ZF就不得不向克莱斯勒公司的工人支付数亿美元的退休金。
ZF甚至还因为救助克莱斯勒赚了不少钱。作为提供贷款担保的回报，ZF坚持并且实际上得到了克莱斯勒的一部分股份。随着公司后来的成功，这些股份相当值钱。

是谁在组织生产？是李·艾科卡；

是谁提供生产要素和工具？是私人投资者和银行；

是谁在承担风险？是美国ZF。

最终谁赚的最多？是美国ZF——尽管他们一分钱都没出，就动了动嘴皮子，提供了一个担保。这意味着一旦克莱斯勒公司还不出那些钱，就要由美国ZF用税款来还。

天底下断然没有亏损的风险由ZF承担，赚钱的功劳全归艾柯卡以及其他克莱斯勒雇员的道理。

亚当斯密说过：“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利润的多少与承担风险的大小恰成比例。美国政府承担的风险最大，所以分得利润最多！提供资本的私人投资者不承担风险，只能获得较低的名义利息，真实利息有没有还不知道（70年代末美国通胀高达两位数，最高接近20%，斯蒂格里茨书中没有说“比较低的利率”具体是多少）。

熟悉投机市场的人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投机与赌博的区别在于，赌博的风险是人为的，只要你不去赌，就不会有资产转移的风险。而投机的风险是天然存在的，市场价格波动，产品滞销，商业计划失败，这些风险总归要有人承担，市场风险只能转移不会消失。

资本家这个“中间人”扮演的正是保险公司的角色。

电影《启功》票房几十万，把拍电影的风险让摄像师承担，自掏胶片钱，这有可行性？邓亚萍领导的即刻搜索烧掉20亿，这钱让即刻搜索的员工赔出来？假如劳动合同一旦签订，就意味着无论最终产品在市场上是否成功，资方都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合同期内支付劳方的工资。你买车险也是一年一年买的吧，假如在险期内出过车祸，下次再来买保险就要涨价了对吧？假如你承认保险公司的工作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凭什么说资本家没有劳动？凭什么说资本家没有劳动？凭什么说资本家没有劳动？

曾经有车友会组织起来自己互保，防止保险公司赚差价，最后结果一地鸡毛。其实只要想想就知道，假如这种众筹模式能成功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形形色色的“中间商”赚差价了，中间商之所以能赚差价，是因为他们专业，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把中间商消灭掉，就等于消灭了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分工，就等于让每个巴黎人自己去俄罗斯买小麦，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假如让郭嘉统一去买小麦，那就是垄断经营，结果更糟。

是时候放出前面省略的那句话了：

陶奈总结经院派的学说时讲： "这种议论的精髓就是，制造货品的手艺人，或运输货品的商人，于理可以要求报酬，因为他们全在自己的职业中出劳力，满足公共的需要。万难容赦的罪过是投机者和经纪人的罪过，因为这般人是靠榨取公众必需品牟夺私利的。阿奎那教义的真传是劳动价值说，经院哲学的最末一人是卡尔.马克思。

所以，不要用斯密的名头来往马克思脸上贴金了，马氏劳动价值论与斯密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斯密的意见进行了篡改和歪曲。马克思的理论既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也没有典籍的支持，就是一种空洞的道德哲学，与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一脉相承。他应该去布道，去“拯救灵魂”。我不否认马克思理论具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但是只讲道德不讲科学那就是瞎。

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

简单说一下【价格】和【价值】的区别

人类劳动的创造，古人早就说了，

譬如，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等等，就不说了。细找的话，能找到许多。

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说，制造商品的劳动量越大，商品的价格就越高。

一个2岁的娃娃一年挣钱十亿元，爱因斯坦一年挣钱一百万元，都符合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其实是说，

第一，人类劳动创造一切人类财富，是财富的唯一人类原因和唯一人类代价，上帝和大自然，资本和资本家，不创造。

第二，人类劳动是商品自身的数量，是商品价格的数量，价值量=价格量=价钱量=交换价值量=使用价值量。

譬如你是一岁的娃娃，你今天一笑，市场付钱一百万元，明天同样一笑，市场付钱一百元，后天同样一笑五十万元。

但是，最高级的科学家，一年的劳动，才挣钱十万元。

以上，都符合劳动价值论。

资本家劳动，都是哪些劳动？都创造哪些产品？

资本家的劳动

资本风险，都是哪些？都创造哪些财富？


资本的风险问题

小包包，你那些感想感慨，那些引经据典，那些长篇大论，都不行，都没用。


我给你说的，才是根本，才是实质，才是要害。

感谢分享～

民科也比三岁的专家强。

小包包，你应该有思维能力，批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