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问,既然道德目标和经济目标是如此地一致,人们既可以作君子,又可以赚大钱,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在现实中,存在着那样多见利忘义,为了赚钱甚至不顾别人的生命的情形呢?回答是,尽管遵循道德的行为可以获利,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也可以获利。从短期看,符合道德的行为有一个要求很高的条件,这就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是交互的,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必须以与之交往的另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为条件,才能持续下去。这就是说,人们必须以诚实对待诚实,用信用回报信用,用尊重他人的自由来赢得自己的自由,用平等来交换平等,用公平来保证公平。但维持这样的条件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守信用的人会因对方背信弃义而遭受严重损失,一个诚实的人会因别人的不诚实而上当受骗。这样,诚实、守信的人就很难继续坚持这样的美德,而不道德的人却可以为所欲为。如此看来,道德的存在似乎很脆弱。但是从长期看,也并非如此。只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多次重复的,不道德的行为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如果一个人总是欺骗别人、总是背信弃义,就会败坏自己的声誉,别人就会减少甚至断绝与他的交往,不仅如此,他还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一个社会对不道德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只会鼓励人们采取不道德的行为去牟利,但这种不创造财富,只骗取财富的行为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从长期看,这样的社会必定要衰落下去,或者自行灭亡,或者被道德水平高的社会所战胜,不道德的行为作为一个文化形态也会随之被埋葬。相反,从长期看道德的行为却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遗传下去。因为道德的行为不仅对行为对方有好处,而且对社会有好处。道德水准的提高会增加一个社会的财富。关键在于,道德的形成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时间,因为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次数需要时间。当我们处于道德形成过程之中时,我们还时时要承受不道德行为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并且道德的形成也不全是自发的。没有合法的暴力就很难说服强盗放下屠刀。
但前景毕竟是光明的。以上的讨论已经说明,我们可以象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发展那样相信道德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诚实、守信、公平以至利他主义不仅对与之打交道的其他人有好处,从长远看是对自己有好处。道理是很简单的。赫伯特.西蒙有一句话很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道理:最成功的生物是对其环境最有益的生物。同样,最成功的企业,是最能为消费者和公众带来利益的企业。短斤少两、偷工减料等盘剥消费者的行为,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不惜背信弃义的行为看似精明,实则是雕虫小技。所以大多数真正成功的大企业家是那些悟出了其中道理的人。且不说欧美,有意思的是,东亚的许多著名的企业家不是信儒、信道就是信佛。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把自己的事业比作宗教:"宗教是开导许多苦恼的人群,以尽力给予人们心灵平安和幸福人生为主旨的神圣事业。而我们的工作是从无到有消除贫困创造富有的现实性工作。"(松下幸之助:《创业的人生观》,军事译文出版社,第14页)在这些大企业家身上,我们已经分不清,倒底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所以他们成功,还是他们为了成功,才去尊从道德。总之因为道德目标和经济目标极为一致,已经难分彼此了。这样说并没有贬低道德目标的含义。恰恰相反,道德理想之所以能够存在、值得追求、并且有可能实现,就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好处,它有着坚实的经济内涵。在一个社会中,人们遵从道德,不是因为它被称作是"道德",而是因为它对人们有利。只要我们不把道德仅看作是道学家的空谈,看作是形而上的心理体验,我们就能解释道德在远古之所以能够发端和形成,在今天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延续,就会对道德理想的实现持乐观态度。即使某些道德行为在短期看会遭受打击,但只要最终对社会有好处,就会作为一种优势的文化遗传下去。从长远看,坚持这样的道德行为仍是值得的。这大概就是许多为道德理想而献身的殉道者的心态吧。道德的集合是文明;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富裕的社会。
真正激励一个经济学家的不仅是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的赢利热情,而是这种他在探索中发现的经济学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我猜想,正是这种激情,帮助亚当.斯密完成了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