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内核的本质

超理性选择是否都存在内核，一个不存在内核的超理性性选择是否一定是理性？从集合角度出发，带有内核的超理性和不带有内核的理性选择将会覆盖人类行为集合的几乎全部领域，除却少数没有丝毫规则可言的行为领域。
正如群体内核的提出，我们发现人类行为的目标可能并不只有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复杂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依赖于某种被称为牺牲的精神，而这种可贵精神的产生显然与理性的诱导背道而驰。
家庭血缘可以建立内核，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在毫无亲缘关系的人群中间，一种类似于零价值交换关系的群体也可以存在——正如前面提到的朋友圈子中的吃请问题。从理性角度出发，一些朋友甚至认为吃请问题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地步。那么吃请的意义何在？理性的吃请意义何在？模仿家庭的存在模式，我们发现朋友间的这种无偿的利益交换其实是在模仿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的模仿的第一目标是建立一种可以媲美血缘群体关系的群体。从理性角度来看，当前个群体将会对未来产生类似保险的预期。保险是一种投资，一种群体成员的共同投资，一旦群体成员自愿投资于保险，那么可以预期一旦某个群体成员发生困难，那些之前被投资且稳定存在的群体将会自动回馈那些维系群体稳定存在的的个体。反制结果是，如果大家还想维系一种朋友关系，但大家却对发生危机的成员漠不关心，那么群体的稳定存在将成为群体成员最心痛的部分，投资于群体内的吃请费用反倒成了一种沉默成本。
上面是对朋友圈子的一种理性解释，即便是理性解释，这种局部不理性也导致资源配置产生超越理性经验的结果。但是，我的问题不是这种理性推演后的群体，而是建立在超理性内核基础上的逻辑推演：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一旦朋友发生危难，一个翩翩君子会倾其所能帮助朋友渡过难关，而且在施以援手之后不计任何回报。经院哲学时期的翩翩君子在理性充溢的现代经济社会也是不鲜见的，我的问题是，一旦翩翩君子的付出超过了朋友圈子平时的吃请费用总和，那么这个个体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利益结果？唯一可以解释这个动力的原因就是内核动力本身！
理性个体为了沉默成本而维系一种看似“虚假”的内核；翩翩君子为了“内核”而倾其所能；父母为了“内核”将爱心进行到底；士兵为了“内核”而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甚至明知道死后可能只是一抔黄土无缘青史；秘密战线上的勇士可以背负误解与骂名，但却始终不改自己的初衷……所有这一切与理性似乎毫无关联。但从内核的稳定性出发，却不难发现，这一切违背理性逻辑的行为背后，唯一不变的是对内核的维护。
什么是内核？除了生理需要外，对自身存在目标的追求是每个生物个体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不能追求终极目标，那么维系自己以及自己血缘的存在也是不错的选择；除了究极的生存目标外，一些个人喜好也可能成为生命的全部依靠，比如一种技艺，一种能力，一种普遍与大众不同的喜好，当我们在这些能力中获得了生命的最大满足感，那么维系一个可以保证满足感存在的群体的稳定将会比金钱利益更加重要；比如对于究极目标的追求，如果把这个究极判断映射到同源生命体中，那么对于族群存在的维护将会是一种最神圣的目标，哪怕因此会献出生命……哪怕是最自私的个体，当我们把他划分到自身，也会发现这个个体不会对自身的存在产生抵触情绪，这种非抵触情绪带来的就是以自身为标的的内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冷酷到极点的俗语似乎帮助我们划分出了最小社会群体内核的范围。
回到前面的吃请问题，我们并不反对一种朋友圈子的交流，但是如果这种交流是以保险和保障为目的的，那么现代社会的保险公司已经可以满足人类的这种需求，如果觉得回报率不够高，那么去投资风险资产也可以满足理性的价值追求，如果觉得朋友圈子是一个可以无限透支的群体，那么去开一个诈骗公司可能会收益更大一些，如果觉得诈骗风险太大……，显然，从理性角度出发，社交圈层带来的收益理应小于我们在朋友圈子中的投入，这是无需计算也可以得到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追求这个圈子的稳定存在？因为这是马斯洛需求层级中一种较高社会需求的具体体现，而这种需求的体现恰好符合了如同亲缘般的内核价值。正因为这种带来美好状态的内核价值的存在，为朋友圈层再多的投入也会被看做理所应当。
所以，内核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需求，在这种社会需求的影响下，资源配置以一种超越理性的状态被“扭曲”的配置于特定的利益群体中间，正如科斯先生在《企业的性质》中谈到的牛奶桶中的奶酪的比喻，因为内核的存在，所以资源配置总以内核的稳定为最大目标，直到内核价值低于社会成本，于是内核中的经济主体开始思考内核之外的实际社会问题。如果子女是健忘的，且生养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具备价值创造能力，那么一些子女将会做出将不具备价值创造能力个体逐出家庭的决定。当我们用“逆子”等带有道德色彩的词汇对这种行为进行谴责时，所基于的是否是一种理性推演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扭曲”的配置中的“扭曲”似乎才是一种合理的结果。
补充一个问题是，如果从资源流向角度考察，自由交换内核的资源流向是比等价交换群更自由的资源配置，而向等价交换群以及交换群之外的世界流逝的资源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定，比如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外围群将会成为一种资源向外扩散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内核总可以被看做一种资源流向的正源，外围则会带来当前经济个体资源的散失。

第四章 内核的普适性

第四章 内核的普适性
正如上一章最后的论述，“扭曲”如果是一种源自合理的推断，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目标显然就不是这个社会最普适的社会价值目标。一个故事说，当一个工人失足掉入搅拌机，工头的命令是“继续开工”，因为与工期的违约金相比，抚恤金的数额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听到上面故事的朋友会有两种判断，合理或不合理。当个人社会价值与社会创造相挂钩时，合理的判断将会占上风；一旦产生不合理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背后总会夹杂着某种具有内核的因素。从目的性出发，即使是最理性的个体也会对工头的判断产生怀疑，因为这种判断固然对建筑公司股东的利益进行了最大化的维护，可是从长期来看却可能带来危及公司存在的效果。这种危害效果是由法律保障的，而法律保障的法理来源却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社会经验的总结。即使完全没有法律制约的结果，社会也会以社会公益的方式惩罚这种不道德的社会价值判断。
在之前，我们只是把内核当做一种独立的存在。但是在市场上，对于诚信个体的褒扬和对于背德个体的惩罚往往通过一种具有内核的价值判断进行着。我们知道内核是一种无需价值判断的按需分配结果。但是这只是价值为零的情况，对于一般的市场而言，当我们感受到两个不同经济主体与我们的内核的远近关系不同时，自然会做出倾向有利内核经济主体的判断。比如在地震后，那些主动捐助灾民的企业会受到额外的市场褒扬，比如那些在生活中丧失基本道德底线的企业将很快在信息社会被市场所淘汰。
只在不存在内核判断的市场上，两种同质商品之间才会产生竞争，而竞争的结果通过消费者的记忆锁定一种对消费者利益回馈最大的商品。这种利益的回馈并不是简单的价值回馈，比如某品牌的手机以质量过硬而著称，在同类商品中，他的销量最好，价格最高，直到最后连带市场份额也比同类产品更高，这在理性角度是无法理解的。理性经济人会以差异性解释两种相似产品的价格差异，但对价值差异几乎为零的同类同质商品的不同命运却只能归结为源自消费者的价格歧视，显然这个问题就只能由超理性的因素来解释了。
现代社会的经济内核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着某种不为理性目标所揭示的隐性价值目标，一旦与这种价值目标相近或一致，市场上特定目标锁定的群体将会更多倾向于该类商品，即使该类商品的价格较高，也会有人为了维系内核的稳定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反过来，一类商品如果违逆普遍的社会群体核心价值目标，如果想要产生同样的市场收益效果，便要让渡更多的社会资源，无形中在竞争中将会弱于从属特定群体的商品。营销学早已熟知这样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正是通过理性经济人模型所无法推演出来的。
几乎每个个体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特异性群体，这种特异性就是营销中所谓的产品细化，但是产品细化并不是群体产生的原因，反倒是一种结果。群体的产生，比如朋友这个群体的生成必然是因为这个群体具有某种难以被群内成员所割舍的利益，如果把这种利益简单的与物质利益相关联，这就是典型的“酒肉朋友”，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利益关系只限于“一顿饭的交情”，任何让彼此产生超越一顿饭的价值诉求，或群体成员让对方感觉到无法通过正常利益回馈填补价值黑洞时，这种利益关系将会破裂。但即使是“酒肉朋友”，因为酒肉所产生的价值连带关系也会让资源配置产生超越理性的扭曲结果。超越酒肉关系的朋友显然要体现在某种默契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的达成需要某些特异条件，比如具有某些特殊的癖好，某种特异的资质，某种独特的个性等等，甚至一个“冷血”的杀手也往往具有一些稳定的社会关系，因为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来源，他们更需要一种与正常社会利益产生沟通的社会关系。真正独立于社会的只有荒岛中的鲁滨逊和超然出世的隐士阶层，但是前者是被迫割断与社会的联系，而后者则根本不对理性经济世界产生额外影响。
第五章 道德的内生结果

第五章 道德的内生结果
从理性到超理性，再到具有内核的人群关系，我们逐渐步入一条古典经济学甚少涉足的崎岖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对于古典经济世界也不是全然陌生的，早在古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写作的同时，亚当斯密就在酝酿《道德情操论》的撰写，只不过从数理化角度来看，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显然没能掌握数理化理性另一半的数学工具，因此这种尝试便中止于上个世纪经济学理论的思考。现代社会的认识论让我们发现包括信用在内的很多过去被定义的概念在今天的时代产生了质变，这种质变也许是一种新时代的产物，也许是因为理性分析尚不完全的结果，无论如何，基于群体内核的产生，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种与普适道德论述相类似的概念。
当我们把群体概念，内核概念整合起来，便会给出这样的定义：一种表征群体安全性需要的共同行为规范，我们把这种规范称之为“群道德”。尼采在彻底丧失理智之前曾经对人类道德做过悲观的预测，这种预测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普适于所有个体的道德判断存在于世。即使没有阿罗定理，目标相悖的两个群体的价值选择也不可能获得妥协。只不过我们可以在不发生冲突的一些普适目标上找到一些符合常态的普适道德目标。
群概念的提出帮助尼采将自己对于的道德构想更进一步。“群道德”概念维系的是特定群体的稳定存在，这与内核概念是一致的，比如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存在是无需支付额外费用的，这种无序支付费用的过程被称为内核，但是如果有人以某种条件将这种内核赋予价值判断，则内核将会因为判断的产生而产生价值判断，并因此而消失。例如：一个家庭的内核如果只以家庭成员的价值创造能力为判别标准，那么一个外来个体只要支付足够的费用，就可以享用家庭中的一切便利，这种判断显然是违背人类对伦理道德的基本常识的。而建立在付费基础上的群体关系也显然是一种丧失内核道德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分解群道德概念：
“群体”：可以被看做一种特殊的集合，在这个集合中，群体成员的资源配置是等价的。一般市场就是这样的群体，在市场中，存在一个统一的价格体系，各商品的配置符合价值规律。因为群体间的资源配置程度相同，所以同一群体内部的资源可以等价置换，没有任何差别。这个群体的概念符合古典经济学对于局部均衡市场的描述。群体中的一个特例被称为内核，内核是群体集合中的一类，这类群体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符合按需分配原理，被分配的商品不以价格多寡计价。在内核到正常群体之间存在着多重过度，比较接近内核的部分商品定价比较低，而与内核较远的部分定价较高，最外层的部分定价最高，体现最外层主体之间的亲缘关系最弱，市场关系最强。
处于远离内核区域的市场关系也是一种群关系，因为群关系体现一种等价交换关系。一旦交易主体不是以等价交换关系进行交换时，就是说买方或卖方中的一方或双方知道市场交易中己方的缺陷，但却不愿和对手分享，这说明当前交易主体之间所处的立场是不同的。处于同一群体中的交易主体总是希望对手和自己拥有同样的交易条件。因此信息不对称是自由竞争市场外围的群，处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中的市场主体知道自己的信息不为对方完全掌握，因此在价格博弈中处于主动地位。而一旦交易双方都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时，双方的竞价地位又相等了，于是双方重新进入新的群体中。
群体的存在只保证交换条件的等价性，并不阻止不同交易条件的交易的存在：比如一个将他人视作亲人的人完全可以和一个处于信息隐藏状态的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显然这种交易是一种不对等交易，但是市场却不阻止这种交易自动发生，直到市场完全吞噬经济主体的社会价值，或是把当前主体改造成一个冷酷的充满敌意的经济主体，市场才会终结对幼稚主体的教诲。
因此，群体内部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某种鸿沟，外部群体向内部群体过度是需要条件的，因为内部群体内资源配置比较自由，约束比较少，相对资源流动效率较高，但是一旦处于外部群体的成员对内部群体恶意渗透，将会导致内部群体的自然溃散，比如一个充满掠夺心态的个体进入一个等价交换的自由竞争市场，市场中的资源会在他的欺诈作用下迅速汇集，而后步入垄断势力时代。所以能够存在的内核均具有某种自我保护。我们发现，正如企业和家庭的存在条件。在内核中较自由的资源配置在即将进入市场之前会出现一个过度群的空白地带，内部与外部世界的不同将会明显的被感知，这也提示处于内核中的个体要警惕与外部的资源交换。
“安全性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级学说中最神奇的力量就是安全性需求。尽管从层级来看，安全性需求是一种较低的需求，可是这种需求却不局限于低层次。相对于某一既得利益，任何理性个体都有维护利益不使之减少的冲动，这种冲动也是一种安全性需求。特别对于存在内核的群体，一旦内核中的社会价值可以自由流动，就是说明这个内核的价值要超过普通商品的价值，所以对于没有价值的内核进行维护的冲动就是安全性需求。
相对于经济人理性，安全性需求是一种委婉但却坚定的判断标准。委婉是指，当内核利益没有受到侵害时，经济主体没有必然动力去创造更大的安全，而坚定则表明一旦触及内核的安全，受益于内核的主体都会主动对内核的安全作出维护。
在群体中，对内核安全进行维护的力量往往被称为道德，如果道德被规则化，则会形成法律。一种常态的安全性需求可以类比于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因为只在发生超越常态群体资源配置的状况时，交易成本才会发生，规则才有约束的必要，道德判断才产生结果，而经济主体才会主动维护被改变的经济状态。
“共同”，当我们使用共同时，即是表明，群道德的约束范围涵盖群内所有主体。一旦一个个体在群内执行了违背群利益的行为，这个个体在群内必然会受到“群道德”的约束。我们可以划定不符合群道德约束的个体，但是这个个体一旦做出违背群道德的事情，就表明这个个体已经脱离了群的价值判断。换言之，群内的等价交换规则理应与当前个体无关。
“行为规范”，规则是每一个群体存在的内在规律，对于使用等价交换规则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市场，及至内核，是一种以零价值进行交换的群体。在市场中，群体中的个体都遵守行为规范的约束，如果有一两个违背群体规则的个体出现，就是说明这个个体违背了群体共同的“群道德”约束，因此会对群体的安全性产生影响，进而会破坏群体的稳定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不以价格为交换条件的群体，比如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支付，这样的群体的资源交换被称为按劳分配，其内核是公认的无需支付劳动的个体，比如劳动者家庭内部的成员。还有其他群的形成方式，只要存在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可以生成一组群，在群中就可以产生一组或多组内核。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群道德的一般定义：表征群体安全性需求的共同行为规范。这个群道德具有动态意义上的稳定性。所谓动态，体现在群体的划分。决定群道德方向的是内核，内核不同特别是内核利益相冲突的两组人群必然会产生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比如敌对国的臣民，尽管看起来家庭内核不具有攻击性，但是一旦摧毁对方的内核将会给敌对阵营带来额外的伤害。而一旦令内核一致，则两组群体原有的攻击性也不复存在。所以，所谓的普适道德只在存在一致内核的群体中间才可以产生，这可能便是尼采对道德问题的悲观态度的由来。但是对于一些不存在内核冲突的群体来说，却可以通过同化内核利益建立一种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的扩大会延续到内核利益产生极端矛盾为止。意识形态是一种可以影响内核方向的作用力，一旦这种作用力扭曲了原本利益一致的内核方向，其结果将会导致本来没有冲突的两个群体产生价值上的广义冲突，并且这种冲突会导致本来统一的群体被人为的撕裂成两个或多个群体。
第六章 经济学与群道德

第六章 经济学与群道德
正如第三章最后的补充，群体内核是资源自由配置的结果，而越向外围，资源配置就越严格，资源的流动成本便越大。为了保护绝对自由的内核利益，我们划定了各种具有内核的经济组织，比如家庭，比如企业，比如各种自治组织，以及朋友圈子……，在这些组织内部保持他们稳定的部分便被称为群道德。这些圈子本来可以与市场有渐进式的经济联系，但是内核利益的不稳定性导致守卫内核利益的群体将内核以理性单位的形式被割裂开来，并在外围以市场的形态进行资源的有成本配置。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市场：市场是一种简单的加法群，这种加法群的性质是等价交换结果。群中的内核是零特征值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零也可以意味着一种不相关或奇异。在市场上，内核可以被描述为无法被分割的理性经济人个体：如家庭和企业等。一般意义的自由竞争市场是一个这样的加法群，而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恰是在描述这样的加法群结果。
资源配置是市场的第一要务。物物交换关系的附属产品才是利润，如果以追求利润为市场经济的第一目标便是本末倒置。所以，在一般市场上，真正需要商品的经济主体不会对商品的价值属性做过多的要求。这就是等价交换关系与加法群关系等价的原因。
存在利差的买方卖方之间存在着两组不同的群体划分：卖方群族和买方群族。买方群族的共同利益是以最低价格买到商品，卖方群族的共同利益是以最高价格卖出商品。两个群族中元素之间如果存在着等价的一一映射关系，则市场处于出清状态。否则将会形成买方市场或卖方市场。古典经济学假定全部买方是相互关联的理性经济人组成的连续集合。但是在群视角下，市场中不同买方主体之间不产生交换关系，因而不构成群。单一的买方只与内核和当前卖方产生联系。但是一旦一个买方利益受到卖方侵害时，市场上同时出现的买方主体很快便会站在与买方主体相同的立场上帮助买方主体进行利益维护，这是群体共同利益决定的群道德关系使然。但是买方主体之间一旦产生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就会使买卖双方之间的群利益关系产生对调。
在以上基本前提的基础上，与内核相关的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一）内核的稳定性
内核的稳定性是群道德问题和理性延伸之后的必然结果，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魁奈便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态非常推崇，正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小农经济对外部势力的反抗。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完全没有动力引入更加高级的经济形态。
存在内核的交易主体总是有动力产生稳定而不变的自回归经济体。即使是开放式的外部环境，对于一个内核而言，与其产生经济联系的社会区域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一个市场上，每个独立的经济体不可能考察当前市场上所有经济主体的交易价格，即使自己的交易价格高于其他个体，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交易主体也不会为微小的价格差异而经常改变自己的交易行为。但是不同内核下的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流却可以帮助大范围市场价格回归一种稳定的价格预期，这是因为交易主体之间交流价格是一种群道德约束的必然选择。同样问题也出现在卖方群族，尽管卖方之间属于不同的群，因而产生竞争，但是与买方相比，同一群族内部的竞争将会削弱当前群族的竞争能力。因此即使没有沟通，卖方与买方都有将市场价格回归稳定区间的动力。
广告是群道德问题的又一种延伸，卖方如果并未处于当前买方同一交换群中，寻找机会进入交换群将是他们最大的动力。对于卖方而言，广告的作用在于告知买方存在一种可能的交易选择，并且通过广告尽可能的拟合受众群体的交易内核利益。这两方面的需求都要求卖方主体对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细分，但是细分显然是出于内核的考虑而不是其他。而消费者获取商品的渠道也依赖一种学习方式。广告的作用只是知道和相信，如果再多一条，便是从众多商品中成为与受众最广泛的消费者内核相一致的产品。除此之外，额外的广告投入将是一种浪费，从某种意义上说，公益广告的投放反而比一般的产品介绍更容易接近消费者的群体内核。
所以，从交易的本质来看，旧时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格外稳定的经济形态，处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个体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对手高效率的经济感召作用。在这种经济形态下，经济主体处于一种自封闭的稳定状态。唯一改变这种形态的力量是文化的作用，洋务运动的到来拓展了小农经济的视野，但是单有视野尚不足以改变一种稳定内核的存在形态。
（二）内核的动力
由上可知，任何一个群体只要能够稳定存在，便不会思考进一步的问题，与经济利益相比较，安全性需求才是人生永恒不变的追求。但是安全性需求也会产生某种经济动力，或者几乎所有的经济利益本身都可以归结为某种安全性的追求。
产生经济动力，必然意味着某种利益的丧失：
鸦片战争用破坏性的结果带来了工业文明的到来，现代社会用通货膨胀缩减居民手中的资源，经济社会不变的利益追求来自于周边群体利益的提升，所以从安全性角度思考，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必然会产生稳定的蒸蒸日上的经济动力，因为不去争强便会令群体受制于他人，便会导致内核利益的流逝。不进则退的道理督促每一个社会上的个体积极为自己的利益奔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经济社会的飞跃之前最好伴随着某种经济危机，因为危机的发生打破许多经济主体的利益内核，导致新生经济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在市场上获益。但是一种思考危机的经济学说显然会受到绝大多数群体的抨击，因为群内核对安全性的追求会令个体主观上回避任何可能产生危机的事件发生。
回顾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和历次经济危机的结果，不难发现伴随着稳定的周期性危机的发生，必然是一系列旧有内核的打破和新生利益集团的创生。这个结果在一些国家持续经济增长的图景下显得格外刺目。所谓刺目，是以危机为危机的时代的产物。还记得那个在熄灭的火炉旁边向妈妈哭诉的小男孩么？几乎每个衰退周期中，都会有那个可怜的哭声出现，但我们的世界用存在表明了“自然造物”对于产生哭声的男孩的爱怜之情。
所以，经济学的第一原动力与其送与效率，倒不如送给那个默默无闻的安全性需求，而安全性被打破，并持续被打破的现状才是经济社会得以前进的最终动力。每一次繁荣背后必然孕育着危机，而每一次危机背后，永远跟随者希望。
西斯蒙蒂是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早看到这个问题的人，但是可惜的是，在西斯蒙蒂之后，便很少有人以理性背后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基础了。
（三）问题补遗
本文的最后问题也是理性对立面讨论的最后一些问题：如果没有理性经济人的思考，最初的道德经济学，应该思考哪些问题？
这个答案可以拓展至纷繁复杂的社会学领域，但是一个不变的宗旨是微观层面内生逻辑推演的经济结果将是所有分析的前提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发现了理性经济人客体的内部可分性，以及拓展之后理性经济人内核所影响的范围的扩大。
余下的主要问题分为三个：
第一、群道德内核的合理性。这个问题可以引入空间结构分析，事实上，不为利益所动的内核一定是一种与金钱利益成正交奇异关系的利益，这种利益之所以奇异，就在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但是总有直接、间接、或间接的间接相关的群利益包围在这些内核的周围，所以最终，不论怎样独立的内核，最后总会与某种金钱利益产生关联。但是如果用直接的金钱利益来替代间接关系，便令间接利益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因而会令金钱利益在间接利益群体看来产生了反道德的作用。所以，应该有间接利益的地方一定要强化这种间接影响，过于武断的直接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内核的进入与退出，以及过程中的路径问题。正如我们的论述，我们发现内核的周围是一圈圈的外围利益。一个商品的标价高低体现了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厚薄。这种利益相关性导致每一个外围主体都试图侵入内核以获取额外的利益，同时每一个内部主体都极力保护自己内核的纯洁。一个不变的结果是，与内核利益一致的个体，或者至少是表现出与内核利益一致的个体的进入将会更加便捷。而在跨越从外部到内部的边界时，经济主体所克服的全部困难，就是在群体外部与自由交换市场之间被隐藏起来的平稳过渡群的利益总和。在一种外围过渡群中耗费的时间精力越长，那么进入群体内核过程中加总的全部付出也就越多。同时，对群体的损害越大，并且与内核利益关系越远，那么一个群内个体离开群内核的速度也就越快。所以，内核的性质与方向决定了内核外围群体的性质，正如一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无论如何，接近内核便意味着更少的资源投入与更多的交换结果，对于绝大多数理性经济人而言，只要获得这种更优惠的资源配置地位，是否进入内核已经无关痛痒了。
第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当内核利益处于多重且复杂的状态时，总有群族被分割成两个或多个毫不相关的群。族本身就意味着多个独立群的存在。正如市场上处于同等关系的买方之间，没有谁会主动尝试进入对方的群体。因为内核的利益尽管可以相似，但却总是不同，强行进入对方群体的个体将会转变自己的身份，如果是通过市场交换，那么很快这些群体之间会产生对立的内核关系。因此古人常言：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对于内核处于对立状态的群体而言，对方群体的稳定存在便是己方群体稳定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破坏对方群体内核的手段都是合理而正当的，这也是群道德约束的力量所在。
结语

结语
当然，以上论述的基础是我们相信理性背后存在着某种超理性的内核，因为存在内核，所以理性推演的经济体系难以解释全部社会现象的发生。而内核的存在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凭空的臆测，因为所有的一切似乎也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理性经济人理性不完全的混乱思考结果。
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如果把群道德当做一种普适道德提出的话，为了找到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我们便需要找到一种符合整体社会价值的统一价值目标。如果排除对复杂的经济纷争的讨论，我更倾向于用一种中华民族的普适文化观念来取代所有群体的内核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