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对剩余的追逐，人类便永远只是在温饱线上搞分配，丰年谷贱伤农，歉年易子而食，这是计划经济早已经证明过的结果。
把公平分配一切的生产剩余的方法寄希望于某个所谓客观规律下的有人执行的计划，本来就是一种愚蠢的幻想。人类无论先天与后天必然注定了有各方面的差异，因此客观规律里研究一切都必须具备的事物同质的基本假设，并不普遍适用于如何解释人的需求和相应的供给，研究如何实现增长。一旦把手段明细化来适应这条规律，则比没有他的时候更浪费资源。而这种所谓规律最危险之处在于，在他没有完善自我的时候，就阻止了人未知潜能的自我完善，阻止了一切我们所未曾预料的有利的对生产力的发展模式。
而马克思是默认这一条假设的，把各种的无产都归纳于一个阶级立场，这是一种企图以懒惰的思维方式把一切社会不公都归咎于社会的粗暴和自负的态度。他甚至认为人类不仅能认识这个似乎在思想上给予彻底安慰的规律，并能顺应他趋吉避凶，因此按照马克思的理想，一个理论要做到解放全人类，则必定先要把生产力发展到每个人都可以独立生存的“高度发达阶段（即资源不稀缺）”，否则就不能免于依附于社会上那些不能照顾每个人其切身利益的次优分配方案，而这样一个理想前提，必然是任何正统经济学家都不敢染指的空中楼阁，在这个设想下，只能诞生出如十字军般的自负。
历史证明，道德定义的范畴在不断变小，其作用的范畴在减小，这是因为与不断发展的社会总生产力相比，个人的作用范围已经越来越小，越不需要损人利己来实现需求。而道德作为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和经济秩序的维持，本身就理应脱离一切经济形式和生产力水平存在。
马克思把道德作为上层建筑讨论，本身就是对道德的最轻蔑藐视。西方经济学不谈道德，是因为无论在计划与市场经济下，道德都是脱离于投入生产消费等等经济环节而必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予以保护的。这一点的成果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深入人心并得到持续坚定的保护。马克思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经由高度发达的物质经济基础，才到达道德可以存在并加以建设的水平，而事实上，在一个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现状下，道德的作用甚至更重要。而把道德剔除出基础水平，其实正是默许一种理性自负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搞生产建设，而把一切谨慎的温和的道德都置之度外。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下，现实中存在着机会均等，存在着非营利性的经济活动，存在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而恰恰是在把道德当成空中楼阁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没有实现高度发达后的精神文明，也无法避免衰败后的自私自利，只是产生了准军事式的生产计划（列宁时代）和易子而食的悲哀（3年饥荒），论道德堕落，没有人不会从桑巴特的例子上发现马克思的理性自负思想启示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思潮（排犹主义）。当试图把一切的不公和不道德都归纳于一条客观规律，归咎于一种形式上时，毫无疑问会给了所有不理性的人绝对的为所欲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借由共同憎恨一个对象（与他彻底对立），而获得的。于是这种思想就把一切不理性的，无耻纵欲的人联合在一起，共同的把道德风险越来越多转嫁到其他集团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走的是外需导向的路。当一个经济思想虚伪的否认人性自私的时候，其实只是把每个人的自私集合到一起向外投射，好像你不允许说个人与个人之间其实只有利益的时候，却大言不惭的声言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社团与社团之间，只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历史上的德国，正在逐步重现，这也是欧盟在早几年就在亚洲提出的一个担忧。
绝对的对立，是自取灭亡的。借用李零教授的一句话，敌人吃饭不吃屎，你总不能吃屎不吃饭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8 18:23:3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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