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低碳经济，内在需求，紧迫感，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国际政治的大课题。我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哥本哈根会议虽然现在国际反应是七嘴八舌，特别在西方社会，但是，会议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凝聚了一些共识。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外交部易先良同志的文章讲得相当准确。国外有个说法，哥本哈根是一个冒号，不是一个句号。它不是结束，只是前一个阶段的总结和新的阶段的开端。国际气候谈判已经谈了近20年了，不可能在哥本哈根这十几天就取得大家都满意的结果。会议对于中国应该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只能激发我们更加积极地工作，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对世界产生好的影响，起到我们发展中大国应有的作用。
　　第二，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光要看到外部压力，更要看到我们的内在需求。走低碳经济之路符合我们的内在需求。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要有紧迫感。关键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当前突出的问题要抓紧，规划试点、经济政策配套和体制改革要跟进。
　　哥本哈根开会时有一家报纸说，“无论发生什么，都将影响历史”。这次哥本哈根舞台上的激烈争议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国际博弈已经持续20年了。哥本哈根会前3个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肯定是会载入史册的。随后，国务院常务会议确立了温室气体相对控制目标，包括联合国官员或一些跨国企业，对这个目标都是充分肯定的。
　　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包含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城市、低碳生活等一系列新内容，是人类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一个大转变，也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国家权益和人类命运的一场全球性革命。党的十七大已经明确将生态文明作为我们的目标。
　　关于低碳经济的国际动向，英国最积极，2003年首先在其《能源白皮书》里提出，2006年出了《斯特恩报告》，2008年通过了《气侯变化法》，2009年7月公布了《低碳转型计划》。日本强调建立低碳社会，上世纪70年代就注意了要搞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经济，脱离依靠重化工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日本的《节能法》比中国早了20年；它的国家新能源目标既强调提高能效，同时要在国外自主开发石油、天然气，自主程度要从8%增加到40%；前首相福田提出要把日本打造成为世界第一个低碳社会；2009年文部科学省提出了《建设低碳社会研究开发战略》。美国从2007年民主党占议会多数席位后，有关气侯法案一年就提了7项；《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在2009年以微弱多数在众议院通过，有待参议院审议；美国80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突出新能源计划；奥巴马表示，“美国要么继续做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技术出口国。”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刺激投资中，绿色投资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4次评估报告和国际多次高峰会议，现在科学家和政治家们普遍接受的一个目标是低于2度，即，不能继续“一切照常”，而是要控制全球升温比产业革命前不超过摄氏2度。气候变化的危害对全球、对中国都很大。中国13亿人口有8亿多居住在海拔低的地区，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些年来我们也都亲身感受到异常气候事件频繁的后果。中国2008年春节期间的暴风雪影响覆盖了19个省区，联合国环境署把它编入2008年的《年鉴》。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能源安全、发展低碳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在这些方面，我们不但面临外部压力，更有内部需求。内部需求可以从五个方面讲：
　　首先，从能源禀赋说，中国探明的人均化石能源拥有量实在是太低了，我们只有世界人均量的51%，特别是我们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这在碳排放方面特别不利。能源可采取量，拿煤来说，世界保证程度230年，中国是80年；石油，中国是15年，天然气，中国是30年，这些都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或1/2。
　　其次，从发展阶段说，我们绝大多数地区现在还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工业能耗跟世界平均水平比，高出30%左右。城市化正在加快进行，人口比发达国家高得多，中西部还有几千万人没有用上电，今后若干年我们的能源消费必然增长，不可能现在绝对量减排，关键是逐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能源结构，控制碳排放增长的速度，做到相对减排。
　　第三，从当前流量说，中国现在碳排放总量突出。西方国家抓住这个拼命压我们，光强调我们排放总量最大，不说中国人口也是世界最大，而人均排放比西方国家低得多，他们是在强词夺理。还有“隐含能源”问题。据多项研究，中国碳排放中约1/4（最近有新的研究说近1/3）是因出口产品造成的。这种输出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性被迫输出。
　　第四，从“锁定效应”说，如果我们能够及早摆脱对化石能源的强烈依赖，才有可能真正走上科学发展新道路。我们有必要把“碳预算”好好算一算。经合发组织的国际能源机构曾预测说，如按目前趋势不作改变，中国和印度15年内用现在技术新建的燃煤电厂，碳排放因“锁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2070年，届时这个包袱就更大了。
　　最后，从边际成本说，随着多年的节能减排，现在节能难度在增大，因为边际成本在增加。成本低的节能减排措施有不少已经采取了，面临的将是越来越难和越来越贵的项目。唯有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狠下功夫，才有可能夺取低碳技术制高点，提高国际竞争力。
　　日本学者茅阳一的“卡亚公式”，联合国正广泛使用，可看出碳排放量取决于4个因素：碳排放量＝人口×（GDP/人口）×（能源用量/GDP）×（碳排放量/能源用量）
　　其中，一是人口，中国人口最多，而且已经有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多年；二是人均GDP，这个还要提高；三是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能源用量），这是“十一五”的强制性指标；四是碳强度（单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十二五”要求的“碳排放强度”就是能源强度乘上碳强度，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们就要对此做文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比较过中国同其他地区在1980年到1999年间的变化，发现在这19年期间，中国人口年均增加1.37%，比世界人口年均增长1.6%为低；人均GDP年增长8.54%，大大高于世界年均的1.28%；能源强度每年降低5.22%，优于世界的1.28%；碳排放强度年降0.26%，低于世界的0.45%，因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利用天然气，天然气的碳排放比煤少得多。结果，中国碳排放年增4%，有人讲，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增加了100%还多。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GDP增长很快，能耗也增加很快，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一段时间，能源弹性系数曾是0.4%到0.5%左右，但从新世纪以来，接近于1，甚至还有超过1的时候。石油进口情况，2008年接近50%。尽管我们目前人均消费量比发达国家还低得多，但是由于消耗的能源总量在增加，碳排放总量在增长。
　　当然，要从人均碳排放看，中国是4吨多，美国20吨左右。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承诺要比1990年水平削减，结果还是比1990年又增加了，所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言而无信。另一方面，据联合国统计，如果以七国集团的人均收入为基准，中国的人均收入同他们的差距实际上逐年还在扩大。这表明，尽管中国GDP总量在不断地赶超这些富国，但人均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我们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事实是，据联合国开发署的报告，从工业革命到2004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每10吨中的7吨是由富国排放的，英国、美国人均碳排放存量达1100多吨，中国只有66吨，他们是4位数，我们是2位数。可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合情合理，这项原则已经写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一些西方国家尽管签署了公约，却老想从这个立场后退、不认账、甚至转移目标，这就是国际气候谈判艰难的根本原因。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提供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对能源增长的需求。中国已经对可再生能源、核能、新能源等做了规划，并付诸行动。全球范围看，从1850年到未来，能源利用趋势将从煤、石油、天然气，逐步过渡到以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煤和天然气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利用。人类要实现全球升温控制低于两度，就要坚持节能，充分利用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研发去碳技术等，其投资是相当大的，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从2006年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供给基础产业投资将需要3.7万亿美元。
　　令人鼓舞的是，上面有国家领导层明确的政治意愿，胡锦涛同志早在2007年9月和2008年6月就反复讲过要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通过了相关决议，国务院也已做出了相应安排。从我们对全国十几个省区市的调研来看，地方和企业都有很高的积极性。不管是循环经济也好，可再生能源也好，都有可能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和产值。在山东济南，国家规定楼房太阳能热水器利用在12层以下要实现同建筑的一体化，而他们对24层楼也做到了一体化，分户式1套热水器的成本约4千多元；在广东也看到太阳能水泵、节能建筑、有自主产权的冷凝技术、啤酒厂回收沼气和二氧化碳等实例。风能在甘肃等地很有前途，农林废弃物用广州的设备都可以变成油、生物碳或可燃气，还可以发电。现在一些城市已在着手做低碳城市规划，像苏州的低碳城市战略规划，委托清华大学环境系已编制完毕。电动汽车、天津生态城、上海世博会等等也都有不少低碳亮点。所以，低碳发展在中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发展低碳经济恰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低碳发展并不意味着降低发展速度，也不意味着降低生活质量。当前，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我们要统筹处理好国内外两个大局。据媒体报道，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草案已经制定出8个多月了，国家发改委表示将择机公布。
　　最后，关于中国低碳发展的展望。一是要坚持节能优先，产业要实现节能高效，大幅度降低能源强度，从而降低碳强度；二是要提倡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三是要全面提高建筑能效，开创低碳建筑和低碳运行体系；四是要重新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消费模式，防止盲目照搬和被动接受市场推动；五是要让能源消费逐步进入低碳增长阶段，同时努力发展短期内能够大规模供应的优质清洁能源（水电、核电、天然气）并研发应用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等）。重点任务方面，要摸清底数（各地的碳足迹，各部门和行业的碳排放情况），要科学定位、制定规划、提倡创新（制度要创新、技术要创新），要多渠道融资，要引导低碳消费。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要从制度安排入手，完善政绩考核，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产能过剩的行业要严格管住，要开拓低碳经济的思路。

作者：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张坤民 来源：《理论视野》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