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低水平的工业化不但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

　　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资本和产品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劳动力却不可以。这就意味着必须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几亿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问题。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工业化配套机制以及农业人口的自身的条件都不支持农业人口的非农业化转移，农业人口成为实现工业化的最大拖累。

　　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只有二种选择：一是花巨资大量购买知识产权和生产专利，用所购得的新技术、新设备武装制造业，实现“跨跃式”发展，技术封锁和资金限制让这种选择成为不可能，二是继续走“世界工厂”的道路，为发达国家组装和加工产品。但踏上了这条道路只会让中国的工业化离发达国家越来越远。

　　拉丁美洲、巴西、菲律宾、泰国的工业化都早于中国参加了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循环，但是，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一些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一些国家丧失了工业化的机会。我国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或是模仿创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具备自主研发、赶上并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资金和人才能力，工业化进程危机重重。

　　农村发展生产离不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但新农村建设中的生产发展强调的除了农业本身的发展，就应当指的是农业相关工业的发展，应当是农业中的工业、农民的工业、农村的工业。我国乡镇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式，在促进国民经济高涨、增强区域经济活力、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成长等诸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连续5年高速增长后，乡镇企业进入了一个发展低谷期。

　　2005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4180万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到26%左右；2005年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劳动报酬达110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4%左右。此外，乡镇企业是我国县域经济的主体，一般占县域经济总量的70%左右。可以说，乡镇企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其发展程度直接关系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转制”，目前私有化率达到95%。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工业化其实就是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改善投融资体制、清晰产权属性、集中连片兴建、扩大企业规模、优化治理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规避市场风险、加强污染治理等一系列方面必须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否则现实状况不会有像样的改观。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样的促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国际环境已是昨夜蓬莱，而土地、资金、资源、能源、市场、技术、环保等制约性因素决定了现有农村资源不可能仅凭“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呼唤还能创造奇迹。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当前由于农村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国家监管部门没有能力对农村中的所有“生产组织”进行有效的监管，假冒伪劣产品的60%均来自于此（薄熙来语），同时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减少安全投资带险生产，废气、废液、废物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等已不属个别现象。如果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再进行所谓大力发展，投资者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可能放弃监管缺位的机会，表面繁荣掩盖下的罪恶对经济、政治造成的恶果令人担忧。

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就背离了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和初衷。

　　城市化、工业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关于城市化道路，国家的表述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

　　然而，小城镇的先天不足使其不能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流形式。虽然国家政策限制大城市的发展，事实上大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资源、资金全面向大的中心城市集聚，小城镇只在一段时间的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

　　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特定条件下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发展小城镇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确立这样的一种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我国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过散、缺乏规模效益的乡镇企业，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础设施条件。

　　但由于企业自身和外界条件的限制，它们大多数还很难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镇的进入门坎则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集聚效益差，二、三产业发展规模小、档次低，对投资的吸引力和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很有限，不应对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

　　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总数已突破60000个，但每个城镇平均人口（指非农业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载体的初衷始终未能达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扩大小城镇的规模，提升小城镇的档次，客观上要求小城镇建设必须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农民进入小城镇，是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我国城市化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城镇数量扩张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建设质量上。目前的小城镇建设存在着急功冒进，一哄而上，遍地开花，在不存在产业支撑的条件下，依靠行政力量推进，加重农民负担，浪费土地现象十分严重，缺少中长期规划或仅是纸上谈兵。粗制滥造土洋掺杂的建筑给人的感觉城不像城、村不像村。街头遍布小商小贩和各地民工，各种车辆包括大量自走农机横冲直闯，遍地果皮、包装物、草屑，污水横流，文化、体育设施奇缺，卫生、教育、消防功能不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更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居住在小城的农民并未脱离回田劳作，除了大家凑一份热闹，更多的是付出昂贵的水电费、暖气费、物业费。

　　新农村建设中为求“政绩”显“动作”，东摘西借拼凑出的“小城镇”还是别上马为好，问题是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下，能否避免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劳民伤财的“造城运动”值得商榷。

　　我国农民发起了改革、贡献着血汗、创造着财富、却被关在了文明乐园的门外，不少人可怜的仅有身体可供自己和他人支配、使用，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改变他们的境遇，更要改变它们的命运。

　　到2005年10月底我国2053个县、4万个乡、70万个行政村、320.7万个自然村，9.92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683元)仅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的20%；低收入贫困人口4067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944元）仅是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29%，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和刚刚越过温饱线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总计6432万人，而建档立卡的工作对象有近1亿人。

　　2004年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山区的占51.4%，而连续贫困的群体有76%居住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有46%人均耕地不足1亩。二是劳动力素质偏低。2004年，扶贫重点县劳动力文盲率高达14%；而在连续2年贫困的农户中，劳动力的文盲率达到28.1%。三是贫困农户家计薄弱。

　　2004年，54.1%的贫困农户、47.2%的低收入农户家庭收入低于支出，需要借债度日。刚刚越过温饱线的低收入家庭物质资本一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遇到灾害、市场风险和家庭变故时就返贫。据中国粮食经济研究会的研究，592个扶贫重点县中，有332个不同程度缺粮，涉及人口近1.3亿。

　　2005年，我国有2000多万人口和2000多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目前，有约2%的村还不通电，无电人口达到2000多万；5%的村不通邮；6%的村不通电话；6%的村、100多个乡镇不通公路；30多万建制村没有硬化路面；1%的乡镇没有卫生所，现有乡镇卫生所中1/3是危房；全国中小学危房率6%，其中80%在农村；一半以上的乡镇缺乏文化设施；1.5亿农民缺燃料，许多地方的燃料以柴草等燃料为主；约7000万农民存在住房问题；60%以上的农民无标准厕所；每年产生量约为１．２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量超过２５００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集约化畜禽养殖蓬勃发展。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50%的县无标准处理垃圾设施；5%的县无污水处理厂。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2亿人，以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1300万人计，除部分能转移到城市外，每年至少有800万人滞留在农村。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3.47%，小学程度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36.62%。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部分农民生活艰辛几近崩溃边缘，河南省某县因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范围传染震惊世界。

　　现在，进城打工农民已超过1亿人，理论界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主要是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城市“打工经济”已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出路。根据调查，农村劳力虽然存在实际剩余的现象，但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相对剩余。即农业和农业加工业、农村第三产业劳力结构性的剩余，以及季节性剩余。而绝非全部是农村劳力的绝对性剩余。造成这一原因主要是农民既无资本又无融资渠道从事农业深加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科技项目的投入，他们在廉价出售农产品原料之后无事可做。有的地方农民因种田亏本，干脆抛荒流浪。当城市基本建设投入加大，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受新的“剪刀差”的调控，促使他们不得不进城以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为生。

　　目前农民进城打工收入虽然高于种田收入，但收入很低，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质量极差。现在农民进城多以单身为主，根本没有条件携带配偶、子女进城买房享受富裕的家庭生活。他们中间尽管也有人买到了房子，在城里定居下来，但是比例很小，不到进城打工农民总数的千分之一。根据国家有关机构调查，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收入除了吃饭、住宿、治病、回家交通支出外，平均每年剩余带回家的不足2000元。这种收入水平，实际上农民成了新时期城市建设的新长工。目前城市基础建设、房地产建设、家政饮食服务业、城市卫生维护等杂、脏，累、重劳动，主要靠农民承担，农民为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更加无法回避的是遍布城镇的娱乐场所里农村女孩用青春和泪水装点着繁荣，但是他们除了取得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其它一无所有。

　　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保障、各种生活保障、各种城市居民待遇几乎不沾边，这实际上是对农民权益的最大剥夺。而且是长期的剥夺。长期下去，农民难以承受。现在一 些人片面强调打工经济，夸大农民进城的优越性，实际上是对打工经济的一种误导。

四、农民最大的痛苦不是疾病而是医疗体制造成的。

　　2005年，每户农村家庭年均医疗医药费用为1516.8元，医疗费用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16.8%）大大高于城市（9.1%）和小城镇（9.7%）家庭。医疗费用导致农村家庭“因病至贫”也绝非少数，24.7%认为自家生活贫穷的农村居民提到“家里有病人”是致贫的原因之一。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9亿农民仅有80多万乡村医生，他们中一部分还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就诊，不仅造成了看病困难，也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目前正在试点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只覆盖约20%的人口，而且筹资水平不高，保障能力不强。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药价高，吃不起药，如今已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造成药价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一药多名”。老百姓往往只看到一种药在医院和药店里买价钱会不一样，但他们不知道，今天花很多钱买的“新药”很可能就是过去他们很熟悉、价钱便宜的普药。

　　“一药多名”现象目前多存在于治疗感冒、胃病、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药品中，抗生素类药是重灾区。常常一个通用名药就变换出几十种商品名。比如复方磺胺甲噁唑片、百炎净片、SMZ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十分熟悉的复方新诺明；青霉素V钾片、安必仙、阿莫仙、阿莫灵、阿莫西林就是口服青霉素；罗力得、迈克罗德、严迪、罗迈新、罗红霉素胶囊……这么多花样翻新的药都是一种药——罗红霉素。感力克、太福胶囊、快克、索拉普胶囊、感克、必康，这些感冒药说明书上标注的主要成分都是乙酚氨基酸、盐酸金刚烷胺等，疗效大同小异。抗生素头孢曲松钠的异名：头孢三嗪、罗氏芬、丽珠芬、菌必治、菌得治、抗菌治、康力舒、头孢三嗪噻吁、赛扶欣、塞夫松、消可治、999罗塞秦、果复美、罗塞嗪、安塞隆、诺塞芬、昊宁、血嗪、凯塞欣、速克淋、罗塞素、头孢氨塞三嗪、海曲松、头孢泰克松、亚松、三嗪噻肟头孢菌素、头孢泰可。抗心绞痛药5-单硝酸异山梨醇酯的异名：德明、莫诺确特（缓释片）、异乐定、异乐定长效、德脉宁（缓释胶囊）、益辛保、艾狄莫尼（缓释颗粒）、单硝酸异山梨醇酯、安心脉、臣功再佳、莫诺美地、依姆多异乐定。比如有一种药品的核心成分是青霉素，每支才六角钱，换一个“包装”，起个好听的名字，药价就升到了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如老药阿司匹林，原来一片3分钱，改名为“巴米尔”后，主要成分未变，价格上升了21倍，一片卖到了0.63元；扑尔敏以前一片3分钱，改名为“息斯敏”后一片为0.99元，价格上升为以前的33倍，主要成分同样未变。有一项调查显示，某企业生产的环丙沙星，实际生产成本只有0．70元，出厂价应定为0．90元，而报经物价部门批准的出厂价却成为7．10元。在虚高的出厂价的基础上，批发、零售环节按规定进销差率层层加价，使本应以1．23元零售价售出的药品最终以9．72元的价格到了患者手中，给农民增加了8．49元的负担。大多数农村地区药品供应渠道混乱，无证经营现象严重，许多游医药贩走村串乡，兜售质量没有保证的药品。农村药店药价虚高，许多药品售价高于城市。以口服青霉素为例，城里卖8．5元／包，农村卖12．5元／包；复方甘草片城里卖3．5元／瓶，农村卖5元／瓶。在一些村卫生室，治疗头痛、牙痛，大量使用每盒17．6元、每粒0．84元的芬必得，而很少使用32．2元／瓶、0．03元一片的去痛片；治疗炎症的药物，大量使用香港联邦制药厂生产、每盒18元的阿莫仙，很少使用四川制药厂生产、每盒5．5元的阿莫西林。就是因为乡村医生购进药品不方便，药厂的推销员送什么就卖什么。

　　因为药价高，农民常常买不起药。更严重的是假劣药、过期药大行其道。一些游医药贩把医院淘汰的过期药低价收上来，卖到农村去。

　　计划经济时代运行良好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三级网”的“网底”多已破损，不是所有的自然村都有村卫生室，即使有，也是房屋破旧、设备简陋、村医水平不高。乡镇卫生院的现状是1/3能运行，1/3强支撑，1/3已经不行了，承担不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农民看病只能去县医院或私人诊所。。根据我在农村的调查研究，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平均每个村中绝对贫困的家庭即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家庭占全村所有家庭的20%- 30%。而绝对贫困的原因50%是因为农民自身的问题，如好逸恶劳等，另外50%则是因为疾病问题，包括先天疾病和后天疾病。

　　近年推行新的合作医疗制度试点项目的最初衷是因为现在农村中存在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以县为单位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来源分配是：中央财政出1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户个人出10元。当然，财政比较充裕的地方这方面投入则相对更大，比如说浙江省。相应地，个人也可以多出，基本原则是，金额越大，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越大。

　　但是，新的合作医疗制度项目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因为地方财政局限，中西部地区一些试点的资金形成不了规模；另外，大量农民外出打工时，有的农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农民不愿意出资，但是如果农户不出最基本的10元，那么另外来自政府的20元就不会进入农民的账户。而合作医疗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县级和乡级医院能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笔钱来真正地为农民谋福利。

五、农村教育之痛比患病之痛更加剧烈。

　　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至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半文盲，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但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不在学儿童“童工”问题突出。据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赵顺义介绍：6周岁儿童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正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指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已经开始工作。

　　「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中国教育费用持续攀升，绝大多数家庭为供养子女读书，不得不省吃俭用，抑制其他消费支出。据测算，中国的中小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平均每年学费约四百四十元，普通高中约一千二百元，重点高中约二千元。根据二○○五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子女义务教育支出，约占家庭纯收入的五分之一。大学收费更高。普通大学每年学费动辄五、六千元，一些名校名系高达万元。供养一名大学生，约等于四点二个城镇居民每年纯收入，或十三点六个农民每年纯收入。贫困家庭面对入学通知书一筹莫展，品学兼优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已不是新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二○○五年社会蓝皮书」说，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排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也超出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准，导致民众削减消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子女教育成了大多数农民心头最大的痛。社会学家在多个省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人均纯收入约3200元的中国农村，仅供一个孩子接受一年的中小学教育就要支出各类学杂费约800元。教育费用过高已成为农村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2.45%和3.91%，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甘肃民勤县，家中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的，大多收入的60-70％交了学生的学费；土地少一点的人家，这个比例会更高。谁家如果有了孩子上大学，很快就可能变成贫困户。

　　到目前， 2500万人口的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130万人之多。这代表的绝不仅仅是甘肃的情况，而是全国许多贫困农村的农民经济状况。2005年一年间在拥有正处在就学阶段孩子的家庭中，平均每户农村家庭年均用于孩子的教育花费是2724.2元，占到家庭收入的26.5%，教育支出在农村家庭中占到的比重高于城市和小城镇；“家里有孩子要读书”是他们提及率最高的贫困原因，高达46.3%的农村贫困家庭将“供孩子读书”视作家庭贫困的原因之一。

　　报道说，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说，“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但准确一点说，应当是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前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因病致穷、因病返穷的说法，现在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不仅读大学的费用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来说成了天文数字，就是为了使孩子获得高考的资格和能力所必需支付的中小学教育费用，也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

　　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据报道，在普遍实行两孩化的农村地区，昂贵的教育支出，“已经迫使一些农民不得不做出人生最为艰难的抉择：保一个孩子上学，强迫另一个辍学”。

　　另外农村学校的公用经费严重不足，除了县一级政府承担了2/3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外，事实上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经费投入相对有限。

　　2004年末，《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布，200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2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6694亿元。以4%的标准，2003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应当达到4667.76亿元，缺口为817.14亿元。

　　湖北监利县人口为142万，其中农业人口102万，全县有516所中小学。2003年该县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不足两个亿，其中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到了1.1254亿元。但全县教育资金的缺口还有3000多万元。1993年以来，监利县每年的农村教育附加、教育集资、教育统筹三项基础教育经费基本都在6500万元以上，基本支撑了农村教育。2002年税费改革后，这三项收费被取消，但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拨款只能弥补部分缺口。公办小学每人每年85元，村办小学为55元，初中生为180元。财政局这位官员说，按此标准全县每年可收取2300万元，但实际需要4313万元，中间有2000多万元的资金缺口。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条件大大减弱 1、部分学校运转难以维持。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吃饭靠国家，办学靠附加”的格局被打破，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被堵死，县、乡（镇）一级政府又无力承担义务教育的重担，国家的转移支付有时并不能按时足额落实到位，导致有些学校的日常开支出现困难。2、学校危房改造难以完成。据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的报告，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危房比例仍居高不下，有的地区达10%—15%，同时每年还有约3%的危房自然增长率。税费改革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一般要由县财政直接负担，上级政府的相关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补贴的方式且数额较小，主要用于中小学布局调整和危房改造。显然上级政府这种额度不足，多功能用途的事项补助难以满足中小学危房改造的需要。3、现有教育债务难以偿还，近几年来，不少乡镇主要是依靠贷款来巩固和提高“普九”成果；有的乡镇不惜负债启动“教育现代化工程”，用今天的钱办明天的教育；甚至有的乡镇靠借、贷款解决教师工资问题。这些债务原拟通过教育费附加和捐、集资逐年偿还，税费改革后，学校的这些资金来源渠道消失了，而新的经费投入体系尚未建立，还贷计划将无法实现，学校负债运转的局面难以扭转。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在一些区县有一定难度。

　　根据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基础教育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县级为主的管理体制。因受财力不足的制约，一些财政困难的区县增资调资没办法落实，连维持现有工资发放也难以承受。税费改革前，教育经费支出一般占县财政支出的50%，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80%，而在一些贫困乡镇甚至占到9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一级政府不可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

　　归根结底，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经费保障问题，如何保证义务教育的足额投入成为首要问题。1993年2月13日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3条所规定的：“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基于《纲要》计算出的结果是惊人的。在1995年以后，每年少支付的金额都在500亿元以上，2000年则接近1000亿元。而1993—2000年的8年间，政府总共少支付了4905亿元。更进一步，假定2000年以后的比例不变，2001年和2002年的少支付额则分别达到772.11和650.74亿元。这样，在1993年以来的10年间，各级政府实际上少支付的教育经费就超过了6000亿元。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2003年9月10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教师节及纪念《教师法》颁布十周年座谈会”上披露：“拖欠数额依然较大、涉及范围依然较广。而且有些地方陈欠未清又添新欠。”他引述的教育部的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02年7月，全国累计拖欠教师工资距国家规定标准还有127.06亿元，涉及24个省区；其中2002年1－4月新欠14.6亿元，涉及21个省和42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大量的危险校舍再次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2001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不过，实施税费改革后原先“建设靠附加、维修靠集资”的农村教育投入格局被打破，而新的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危改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需要尽快筹措但“缺少着落”的危改资金都在10-20亿元。因而危房增加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到2002年底，危房比率仍占7.6%，D 级危房也还存有4000万平方米。农村教育负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普九”达标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为了在2000年之前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各项验收指标，各地农村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中小学于90年代中期被迫举借债务，以改造危房、建设新的校舍，或购买必要设施。这些债务原是准备在验收过关后通过向农民集资偿还的，但据说2000年起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使教育集资难以为继，有报道说全国高达500亿元。北京市教委主任耿学超指出，目前全市中小学设施设备经费缺口大约有30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占20亿元。

　　耿学超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随着北京市财政对于“三个增长”的落实，中小学设施设备经费缺口难题有望在5年后得到解决。另外据前几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17.6%，比1990年减少4.1%。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占16.3%，比1991年减少2.5%。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农村大学生占22.3%，比1990年减少5.7%。

　　在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还曾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1980年，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多。这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将会缩窄。

　　新的“读书无用”观念在农村一些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农村滋生蔓延，已成为农村学生辍学的又一个主要原因，这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普遍较低，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太少，许多人感到升学无望，读书也同样没有前途，何必花掉不少钱。其二，当前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毕业后就业困难。2003年，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少毕业生只能回到老家找乡镇企业或当地的民办中小学任职，每月收人不超过1000元。就业难成为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出路的难题，这种情况在2003年表现得特别突出，连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都不甚理想，这同样使许多农民丧失了不惜借贷送子女上学的信心。 其三，目前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日益抬高，使许多农民特别是尚未富裕的农民望而生畏。真是小学毕业愁初中，初中毕业愁高中，高中毕业愁大学，大学毕业愁工作。

三农现状成因复杂，新农村建设步履艰难。

　　我们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要放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来进行，中国和欧洲承重着不同的历史包袱，这种历史包袱成为两方面现代化的不同的起点，我们至今也并没有抖落掉自己的包袱。我们认为，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农村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变时期，传统乡村社会制度的常态是一种低发展水平的制度均衡，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正在发生，而解体的类型也丰富多彩。

　　“三农”问题确实具有十分的复杂性、困难性，任何单一之政策要解决“三农”问题都并非易事；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新农村运动，其出发点与设想是好的，确实也能在某些方面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之状况，但其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有待时间之检验。要找准“三农”难题的症结，首先要认清“三农”--农民、农业、农村，在我国整个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在政权结构金字塔中，农民受基层政权的管辖列于该金字塔的底层，接受中央、省、地、县的层层领导；在产业结构金字塔中，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列于该金字塔的底层，接受第二、三产业的指导，并向它们付出剪刀差价值；在城乡社会结构金字塔中，农村是大、中、小城市及乡镇的最后供给地。总之，“三农”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中，是受动者，是被改变、被转型的对象。“三 农”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在与周围环境交换活动时，必然处于被动和劣势。“三农”难题的产生和解决，极大程度上不取决于“三农”自身，而是有赖于国家宏观全局改革的成功。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认识和应对措施：

　　1、农民的医疗负担、教育负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不进行国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改革，面对巨大的利益黑洞，不但解决不了农民的负担问题，反而会更加刺激相关行业的利润追逐，靠庞大的旧有体制、机制稀释农民的“国家补贴”。

　　2、现行国有土地政策、农非户口政策虽备受责问，但它们并未失去灵活性，并未影响城市化的有序推进。怎样在更大的程度上弱化相关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成分？怎样更好的发挥土地、户口政策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控制、顺序控制、进度控制、数量控制的积极作用？

　　3、几经减编却越来越大的乡镇机构在免除农业税后靠有限的国家转移支付资金将无法生存，村级管理人员也将“无米下锅”，义务教育有国补、教师工资有国补、农村五保有国补，可行政管理成本支付却杯水车薪，靠怎样的体制、机制保证农村政令畅通、政策落实、政体维护运行顺畅？

　　4、“农村集体经济”概念应归位于“股份化”，由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形成的经济存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顺势促成农民股份合作组织的形成。现实社会发展水平又要求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平等、公开、公正的现代组织运行机制不可能在疮痕累累的“旧集体”建制中产生。

　　5、农村党支部、村委会靠不同的产生机制形成，个发个令、争权推事的“内耗”状况怎样消除？农村民主到底怎样抵制家族意识、金钱引诱、恶人威胁？怎样改变农民表达诉求、主张利益的“上访”“聚众”方式，更多地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6、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农村经济被放活后，国家监管部门（公安、工商、税收、药监、文化、卫生、防疫、劳动、安全、）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经济活动守法和规？实现有效监管将要付出多大的行政司法成本？

　　7、新农村建设不是扶贫运动，不是福利配送，就我国国体而言谈不上欠账、反哺，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和农民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企业转制、工人下岗所涉及到的人口不在少数。怎样提高农民全局意识，避免怜人自怜，甚至不思进取、等靠要拿？

　　8、新农村建设的破题之举是加大农村基础市政设施建设，村村通油路、通电话、通电路的普遍开花到底需要多大的资金支撑?在人员稀少、生活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继续进行和村并镇、集中迁移是否更加符合长远发展规律。在大城市周边的发达农村是否继续彻底城市化进程?“十五”期间浙江省的成功推进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应成为标杆之作。

　　9、机关干部下乡、大学生插队无疑给农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个别成功事例也确实促进了一些乡村的积极变化。但是农村情况错综复杂，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农村年轻干部执政技巧的培养应成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首选。

　　10、“华西神话”是特别的年代、特别的地区、特别的人群、特别的机遇创造的，他们的创新精神、拼搏作风代表着全国农民的本质特征。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应也不可能复制若干个华西，用华西村少主吴协恩的话讲“华西村只有一个”。

　　11、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无论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到现在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去了教堂。我们呢？几千年来除了孔孟思想儒家学说没有任何宗教深入人心，但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洗礼也荡然无存。人没了信仰，也就没有了心灵束缚。于是，物欲横流，大部分人开始疯狂地追求物质利益，而且追求得是那样不择手段。“**功”现象的象征意义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民特别是农民需要填充信仰真空。我们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应在农民的精神世界进行行之有效的系统重建，用法律、舆论手段和全新的鼓励、限制机制将“八荣八耻”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演化为人们新时期的行为准则。

　　12、近几年大部分农村地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呈弱化趋势，党员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一般群众并无两样，同样处于贫困中的大多数农村党员能有多少钱、物可供贡献不言而喻。目前进行的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结合点是什么？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基本成员，对基层政权事务不具备实际的影响力，又得不到哪怕是一点点“机会优先”、“身份强调”、“政治预期”，怎能让他们无比光荣的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策已就，亿万农民激情涌动。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继续推进，随着体制改革的努力攻坚，依靠全国人民的伟大智慧，依靠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危险和阻碍，尽管历史境遇如此之艰难和困苦，但是出人意料的惊喜还会像以往那样眷恋着我们的事业?

　　注：1、本文中所有数据均源自政府公开文件或政府传媒。注2、作者本人家乡北京市顺义区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2005年工业产值851亿，因北京城市东扩，被确定为现代制造业中心以及奥运项目场馆兴建，城市化进程惊人加速，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基本在城市化的框架内确定。（作者：陈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