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之争硝烟再起。2010年 9月，美国国会秋季刚刚复会就提出了2009年初拟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亦称莱恩-莫菲法案）；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连续发表讲话对人民币汇率施压。9月24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通过了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将中美之间的这次争端推向了高潮。该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货币汇率低估的国家征收关税。这个法案还需提交众议院全体投票表决，然后再争取参议院和总统的批准。但它能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通过，表明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也颇有微词。中国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面临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压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妥善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前提，一方面需要了解国际社会对人民币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计划中的策略，一方面需要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根本利益所在。

美国各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看法

　　人民币汇率被美国政府重新提上议程，其中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因素。11月初的中期选举已近，而目前美国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国内结构性失业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美国民主党正面临来自共和党的强大攻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

　　目前总体来看，美国各界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不惜采取贸易战的强硬派；第二类是认为人民币汇率需要做出调整，但是认为人民币汇率并不足以解决贸易失衡，还应从其它方面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中间派。

　　强硬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可能最高达到40%，这其实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当于中国政府对中国出口商品补贴了40%，美国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则被征收了附加关税，这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就业岗位流失达到240万个，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至不足10%。只有人民币做出25%-40%的调整后，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才会有望降低到3-4%，这是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关键，这是解决全球失衡的关键，人民币必须尽快进行有效的升值。

　　强硬派的另一位代表为最新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对美国知识界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他认为：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对美国有利，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自身也有利，可以帮助中国缓解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中国外部不平衡，人民币有必要进行升值。同时对中国采取贸易战至少在短期内是对美国有利的，可以帮助美国提升（外部）需求，缓解失业压力，必要时可以采用贸易战的形式来促使中国进行人民币升值。

　　中间派的观点为美国本土众多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知名经济学家所持有，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做出调整，增加波动幅度，这将对纠正全球失衡发挥作用，对全球增长及对中国自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原因非常复杂，包括人口年龄变化、全球化等一些合理的因素，也有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因素；这些不合理因素不仅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包括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由此带来的低储蓄率，人民币汇率调整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并不足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也不能把美国贸易逆差全部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上。同时，更加不能把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应该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全球失衡问题，贸易战对全球经济不利。

向人民币施加压力的策略

　　为了使得中国政府尽快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的升值，美国政界和政策研究机构提出了几种策略以迫使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采取积极的措施，使得人民币汇率尽快达到他们所认为的比较合理的水平。

　　首先，促成反倾销等贸易战的合法化。这主要体现在“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上，在法案之中提出要对1930年关税法进行修改，要求政府1）根据特定的要求来决定一个出口国家的货币是否连续18个月对美元基本上以及有行为上的汇率偏差，2）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就要采取反倾销措施来抵消汇率偏差造成的影响。对于从根本上存在汇率偏差、需要尽快采取行动的货币，要求按照生产者或出口商的货币对美元汇率低估的幅度来调整出口(和结构出口)产品的价格。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会加大中国和美国贸易战发生的可能性。

　　其二，三步走战略。1）在向国会提交的外汇政策报告中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进入与中国的货币问题协商机制。2）寻求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51%的多数达成要求中国迅速解决问题的特别提案；如果不能达成提案，美国需寻求执行董事会当中70%以上的多数发布一份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报告。3）寻求其他国家支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成段解决小组，确定中国是否违反了WTO章程中第9款（通过交换行为破坏了协议的实质内容），并提出补救措施。

　　其三，Bergsten提出的“冲销货币操纵”策略（Countervailing Currency Intervention，简称CCI），他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以平均每天10亿美元的规模在外汇市场上以人民币购买美元来操纵汇率，这大大的加强了中国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优势。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购买人民币来冲销中国政府对汇率的操纵，更重要的是给中国政府一个信号，美国已高度关注中国政府的汇率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对人民币升值。由于境外人民币资产存量非常有限，而且这样做会让美国带上干预汇率的标签，这个策略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应对之策

　　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国外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挑战的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而是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中国能够采取包括汇率政策调整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妥善措施应对，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将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进入更可持续、更和谐的增长阶段。

　　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政策措施，关键在于维护两个核心利益。其一，打消市场上的较大幅度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其目的在于维护短期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其二，实现资源在贸易品部门（出口、进口替代部门，集中在制造业）和非贸易品部门（集中在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减少贸易顺差和对外部经济的过渡依赖，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利益的保障。据此，我们提出了下列应对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的政策建议：

　　其一，尽快让人民币汇率回归合理水平。这个过程可快可慢，快比慢的损失小。快的不利之处在于短期内对出口部门的冲击比较剧烈，但政府可以根据有针对性的补贴弥补这种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无论快还是慢，这些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终归要发生。慢的不利之处在于会引起持续的单边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并严重冲击宏观经济稳定。此外，如果这个过程太慢，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形不成有力推动，不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其二，加强国际沟通，让国际社会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贸易失衡和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内需，这对于缓解中国的贸易失衡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还在采取包括改善收入分配、增加政府公共福利支出、建设社会保障网络、补贴国内家电消费、鼓励私人部门投资等一系列措施扩大内需。这些政策与汇率政策一样，都能够起到减缓贸易失衡的作用。国际社会对此应有耐心。

　　其三，坚决反对美国单边的贸易战。无论是对于中国，美国，还是全球经济，贸易制裁政策的损失都很大。只有极小数的政治家和小利益群体从贸易制裁中得益，广大居民都从中受损。如果美国一意孤行，这将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失败，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大威胁，是全球经济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