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学问，都不过是看世界的工具；

一个思想家，就是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

经典的作品所以经典，是因为那是思想家看世界的感悟的结晶；

大多数的作品是不值一读的；

要读，就要读大师的经典名作；

贴近大师的智慧，了解大师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西方的《圣经》，中国的《易经》，都是人类启蒙时认识的世界。

所以说，这两本书是人类“早熟”的经典。

什么是经典?《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三个：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著作具有权威性的。这三种定义其实是一样的，是指在某一学说(如果把宗教也作为一种学说)中具有权威地位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我们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来使用经典这个词的。


经济学经典就是在经济思想史中开创一种学说，或作为一个学派的代表作，或者对经济思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并被一代一代人所阅读的著作。一本本经典连接起来就是一部经济思想史。经典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所选出来的，是不断大浪淘沙的结果。许多经典在它发表之时就是畅销的，但决非畅销的全能成为经典。既然称为经典，一定是极少的。如果许多书都成了里程碑式的经典，那里程碑不就成了马路牙子了吗?一本书在当时畅销，并被当时的权威们评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划时代的著作，是不算数的。经典要由历史老人来评定。所以，经典应该是有相当长时间的著作，一部新近的著作无论如何称不上经典。


但应该承认，我这里所选的经典其实也并不完全符合这个标准。我曾选过一个50本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书目，也没有完全按这个标准。因为按这个标准，许多近年来的重要著作都无法入选了——无论它有多重要，时间还不够长，历史老人还没有发话。何况不同的学者所选的经典也并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这里既有选者的眼光问题，也有他个人的偏好问题。在这类问题上，客观、公正的标准是没有的。“权威的”，“起过重大影响的”，都是一些抽象而主观的标准。不过绝大多数学者对某一学科中的少数经典还是有共识的。比如在经济学中，很少有人认为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通论》不是经典。许多学者对这两本书的观点理解和评价不同，但都承认这两本书的确是经典。连那些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己任的人也不例外。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是，许多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汉译世界名著”，“当代经济学名著”等书，其中有许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有的甚至连重要著作都谈不上。获得过诺奖的许多经济学家的书也并非经典。


我把自己所介绍的经典限在13种之内。这里有4种情况。一是真正为大多数人公认的经典，包括《经济论》、《国富论》、《共产党宣言》、《通论》。二是名气也许不如以上几本
书大，但也极其重要的，如《资本实证论》、《经济发展理论》、《通往奴役之路》、《经
济分析基础》，认为这些书是经典的人也不少。三是我认为重要，而且也偏爱，或者我认
为有现实意义的书，如《改造传统农业》。《短缺经济学》以及《以自由看待发展》。后
一本书1998年才出版，讲经典早了一点。四是非经济学，但对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书。《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信任》都是社会学著作，但对经济学极有意义。前一本已是公认的经典，后一本还有待时间考验。这些书都在我的经济学经典著作50本之中。


过去我的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在北大上学时，主要的课就是在老师指导下读经典。这些所列的经典我都读过，许多读了不止一次。但每读一次都有收获。我觉得自己的学问功底(尽管并不强)还是来自读经典。这些经典是许多重要理论的“源”，其他解释性著作都是“流”。读了经典知道“源”，自己才可以写出“流”。只
看解释性的著作，有可能被误导。此外，许多经典著作写得较为艰深(再加上译文并非信雅
达)，但反复读，读懂了收获才大，也不知不觉地掌握了读书的方法。许多经典我是主张读
英文原版的，读原版理解会更好。


我在指导研究生时就让我的学生读经典，读原著，可惜现行教学计划，有一堆没用的废课，又要考试，还是必修，占去了学生本来就不多的时间。我的理想是按自己的方式指导研究生，一本一本地读各种(不仅是经济学的)经典，大家讨论，再写一篇论文。可惜这种理想从未实现过。现在已退休了。研究生也不带了，这个理想更无从谈起。何况现在哪有青年学子愿意像我这样迂腐地去读什么过了时的所谓经典。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读经典快成了一种超级豪华的奢侈品。不读也罢，并不影响从政、从商，当大官，发大财。有了权与钱，当个教授、博导也易如反掌。


不过，我总认为，即使不去“亲自”读，也应该知道，哪些书是经典，哪些是重要的，也应该知道，这些书讲了些什么，为什么被一代一代学人所重视。我介绍这些经典，不敢奢望有多少人去认真读，只要知道，我就满足






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经济论》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有两本堪称开山之作的经济学著作：《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中
文本把这两本书合为一册出版)。但人们经常提到的是《经济论》，因为色诺芬在这本书中
最早提出了“经济”这个词。在英文中，“经济”(economy)这个词源于希腊文(Oikonomia
)。这个希腊文名词最早就出现在《经济论》中。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430～355)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反对雅典
民主政治。拥护斯巴达贵族统治。公元前401年曾以希腊雇佣兵领袖的身份参加波斯王子小
居鲁士与其兄长争夺王位的战争。失败后投靠斯巴达王，在奥林匹亚附近得到一块领地，过
着“采菊南山下”的日子。色诺芬在领地上管理田庄，从事农业，《经济论》就是他从事
这种管理工作的总结或体会。这说明经济学本身是来源于经营管理的实践的。



《经济论》是用记录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勒斯、伊斯霍玛霍斯对话的形式写出来的。有人据此把它作为《苏格拉底言行录》的续篇。其实这本书是色诺芬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独著。这本书至今仍受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因是它对“经济”这个词的解释。现代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原意是“家什管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Ⅰ)，是指对家庭事务的管理，特别是指家庭收入的供应和管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Ⅰ)”，是“管理家庭的智慧”(熊彼特：《经济分析史》Ⅰ)。这些解释都源于《经济论》这本书。


《经济论》一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体现在这样一段话中：“财产管理是一门学问的名称；这种学问好象是人们能够用以增加财产的；财产似乎就等于一个人的全部所有物；我们还说财产是对于维持生活有用的东西，也弄清楚有用的东西乃是所有那些我们懂得怎样使用的东西。”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内容围绕着自古以来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主题：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增加财富。当时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所以，色诺芬也是以家庭财富增长为题的。这正是把经济解释为“财产管理”的原因。


什么是财富呢?色诺芬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拥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产权，因为不拥有的东西是无法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二是要对自己有用，即有今天所说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能给自己直接或间接带来满足。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如果无用(如敌人)或不会用(如不会骑马的人拥有马
，或不会吹笛子的人拥有笛子)，都算不上财富，但如果能卖掉，对自己无用的东西也就是
财富了。色诺芬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财富——带来效用与交换。色诺芬强调，一种对自己无用
的东西，“除非他卖掉它”，否则就不是财富。这就是说，可以使用或交易的东西都是财富。这种观点与现代经济学关于商品(财富的形
式之一)的定义已经没有本质差别了。


对于财富的来源，色诺芬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他用一大段文字论述了农业的好处，并得出结论：“农业是其他一切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术也都兴旺，但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这显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无农不稳。”


重视农业，把农业作为财富主要来源是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家的观点，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色诺芬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农业高于其他经济部门，还有其政治原因。当时雅典民主政治是扶植商业发展货币经济的，色诺芬反对雅典民主政治，所以也用抬
高农业来贬低这种政治。但是，当时的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作为一个学者，色诺芬不能不承
认这个现实。他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承认商业的必要性，并在《雅典的收入》中希望“有更
多的人和我们贸易。”色诺芬这种重视农业的观点受到后人重视。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对色诺芬重视农业的观点赞赏有加，并把我们以上引用的有关农业的一段话作为他主要著作《经济表》的题词。


在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上，色诺芬谈到了三种影响财富增加的因素：分工、人才与技术。色诺芬认为，分工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进一步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强调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甚至只做一种最简单的工作，当然会把工作做好。色诺芬还分析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他已经知道分工的程度依存于市场范围。”


色诺芬认识到人才在财富增加中的重要性。人才在于培养，所以，色诺芬认为人才问题就是如何训练妻子、管家和奴隶。妻子的工作是“呆在家里，打发那些应该在外面工作的仆人出去工作，监督那些在家里工作的人，收受我们得到的东西，分配其中必须花费出去的部分，照管其中应该贮存起来的部分；要注意不要在一个月之中花掉准备一年使用的东西。看来是要把妻子培训为家庭的CEO。管家应该
“选择的人乃是我们在考虑以后是在吃东西、喝酒和睡觉方面最有节制的人。”管家除了小
心谨慎地对待主人交给的任务。“还应该懂得该做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去完成。”看来管家是管理具体事务的人员。奴隶是主要的劳动力，《经济论》中专门有一章
说明怎样对待奴隶。色诺芬作为奴隶主当然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所以，他认为“适用于训练
野兽的方法，也同样是训练奴隶使之驯顺的有效的方法。”


技术是指农艺，色诺芬把农艺的方法和秘诀作为管理财产的一部分，用大量篇幅来论述农业生产过程。色诺芬认识到农业生产中各个环节是一个整体。尽管他谈的是农业，实际上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已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古希腊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尽管当时经济学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他们的经济思想也并不系统。但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的：“他们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以后所有进一步工作的来源。”恩格斯认为，古希腊人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也和他们在其他领域中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力与特殊性。所以，他们的见解，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今天的时代完全不同于古希腊，但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仍应该重视古希腊这个源头，读读《经济论》。

收入本书的《雅典的收入》是色诺芬晚期的作品，论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负担而自谋增加收入的方法，也值






市场经济的圣经


——《国富论》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原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最早引入中国的经济学名著，当时严复把书名译为《原富》，大概是仿韩愈的《原道》而来吧。


上大学时我就读过《国富论》，不过指导思想不对。那时我们把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这个经济学派之所以得到马克思首肯是因为它的“合理内核”，即劳动价值论。学说史课中对斯密的介绍以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与缺陷为中心。读《国富论》时注意的是斯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可惜看完全书才知道，斯密并没有单独一篇或一章讲劳动价值论，只在一些零星的地方论述其他问题时有一些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体系是后人根据这片断语录演绎出来的。上研究生时再读《国富论》才体会出，这本经典的贡献并不在什么劳动价值论，而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论述。从本质上说：《国富论》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至今仍为我们重视，就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圣经。


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明它要研究什么是国民财富以及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斯密开宗明义地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个概念与现代经济学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接近。与重商主义把流通中产生的贸易差额作为国民财富不同，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斯密把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国民财富，这就使经济学研究从流通进入生产。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生产中，国民财富来自劳动和资本。斯密正是按这个思路来安排本书的内容。第一篇讲劳动；第二篇讲资本；第三篇比较不同国家的财富发展；第四篇讲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讲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斯密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思想的影响，崇尚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贯穿《国富论》全书的正是劳动和资本如何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出国民财富。


作为大卫·休谟的朋友，斯密相信人性的存在。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即从个人利益出发来从事一切活动。增加国民财富的分工和交换正产生于这种利己之心。斯密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承认人的利己心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市场经济不是要消灭人的利己心，而是承认并利用人的利己心。利己是人万古不变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


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从事经济活动，会使整个社会国民财富增加吗?斯密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利己的行为必定有利于社会是因为有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每个人的行为。这就是说，每个人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促进社会利益，也不知道如何促进社会利益，但“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价格。价格指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思想。这正是斯密在经济学中最伟大的贡献。


由这种观点出发，斯密主张在国内自由放任，在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那么，政府有什么作用呢?斯密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第二个义务是“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第三个义务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包括教育在内。这些一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责。


斯密在《国富论》中完整地论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以后的经济学家都是对这些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说，学习经济学的人不可不读《国富论》。


《国富论》与当今许多抽象推理的著作不同，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内容包括当时的经济现实、历史、社会、风情等广泛的内容，语言流畅、生动，读来颇为有趣。《国富论》的英文原版还是国外一些文学专业学生必读的范文。斯密是一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无所不知，且对许多问题都有令人叫绝的见解。例如，斯密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通过读书和与朋友交往对中国的了解，你不得不佩服。斯密对中国的评价是：“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已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这种说法我们现在都熟悉，但出自一位没来过中国的、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之口，就令人敬佩了。

读《国富论》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的一些哲理名言。他说：“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这种公正观今天仍未过时。他还说：“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对自己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要更普遍些。”“每一个人，对得利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做出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都作了过低评价。”“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以选择就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这类话还有不少。当读《国富论》时，读到这些话，的确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为大师不经意间说出的人生哲理所折服。

还应该指出，斯密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了人性中利己的一面，在《道德情操论》中又强调人性中同情心、利他的另一面，把市场经济
作为一种建立在某种道德规范之上的经济。这两本书的统一才是斯密完整的市场经济思想。
《道德情操论》难读一点，但仍值得一读。



1931年，著名经济学家郭大力和王亚南用白话文翻译并出版了这本书，解放后又经修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国富论》的标准译本。200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译的新译本，第一版仍用《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第二版改为《国富论》，这个译本更准确、通畅。郭王译本和杨译本各有特色，读哪一个都会收益颇丰。





一部新世纪的纲领



——《共产党宣言》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马克思都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年轻时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至今仍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经典著作之一。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以便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什么，避免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


上大学时我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不过那时天真得很，按现实中的极“左”思想来理解《共产党宣言》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把这句话作为理解这本书的钥匙，用阶级斗争去观察和分析历史与现实社会的一切问题，并以此证明“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我们那一代人都“左”得可爱，这才有了以后的“文革”。在东北深山老林中再读《共产党宣言》时，我悟出，我们歪曲了马克思，他说的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并没有说是人类任何一个社会。这就是说，阶级斗争只是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历史，而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是解放以来“极左”做法与“文革”的根源。罪不在马克思，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那么，《共产党宣言》的真谛是什么呢？


格斯在该书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之一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与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思想。想在贫穷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超越经济基础强调精神决定物质的反作用，在经济基础变动后仍要保持原来的上层建筑，这些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我经常怀疑，那些号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真正读懂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许多“极左”的做法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极左”的一个原因就是超越了现实经济发展阶段，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过去我们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罪恶的制度，读《共产党宣言》时更多关注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无情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
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
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类句子下划了重点号，当时都可以背下来。其实这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资本本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恩格斯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认真读
过全书就能体会到，《共产党宣言》并不是《批判资本主义宣言》。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对资本主义做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就是说“现代资产阶级
本身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他们分析了
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特别强调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种作
用包括对封建关系和观念的彻底破坏，以及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固然产
生了许多罪恶，但首先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
格斯充满激情地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胎的
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极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
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我还没见到以后有哪一个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用这样热情的语言歌颂资本主义的伟大进步。如果不说明这话出自《共产党宣言》，那些患有严重“恐资症”的人，肯定又要“抡起金箍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他们有勇气以历史的眼光赞扬他们要埋葬的制度。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神，但他们对全球化的预测之正确却令我们惊讶。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是全球化的动力，至今仍然如此。全球化的结果是“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种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认识到：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历史必然趋势。时代发展到今天，仍有许多人以反全球化为己任，还以坚持马克思主义者自居。阻挡历史进步的车轮，明知不可而为之，是马思主义的态度吗?


当然，我认为，《共产党宣言》的最伟大之处还不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客观而冷静的科学分析，而在于对未来社会的构想。这种构想不在于具体细节，而在于总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基础是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许多人完全忘记了这一点，甚至把自由作为一种罪恶。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但他们决不是否定民主和自由本身。们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追求民主与自由，他们比这些思想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并没有实现全体人民的真正民主与自由。当只有有产者享受民主与自由时，这种民主与自由是虚伪的。他们斗争的目的不是消灭民主与自由，而是让所有的人都享受到民主与自由。由这种观念出发，他们把“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未来社会的最高原则。以后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错误正在于用专制代替民主，用对人的限制代替自由。无论打着什么旗，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马克思和恩格斯胸怀广阔，他们理解的革命不是用一个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解放全人类，不是让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而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自由人。恩格斯指出：“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的灵魂。


经典是常谈常新的书，《共产党宣言》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经典。《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人类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步的纲领，也是从20世纪走向21世纪的新世纪纲领。这正是我向所有人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读一本边际效用学派的书


——《资本实证论》



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被称为边际革命。这场革命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效用概念的引入实现了这种重点转移，从那时起，它就以无上的权威统治着经济学思想。英国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埃里克·罗尔指出，“边际效用的概念不仅被看做是经济‘工具箱’的一种补充，并且还被看做是经济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革新。”因此，每一个学经济学的人都应该了解边际效用学派的思想。


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和奥国学派的门格尔。但我们选的书却是奥国学派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这是因为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的书都不太好读，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是边际效用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全面、系统，而且较为好读。凯恩斯曾把经济学家分为两类。一种是具有原创力的，他们的思想属于开创性的，有思想深度，但著作较为艰深。另一种是具有综合力的，在总结前人思想方面贡献很大，尽管缺乏更多原创性，但他们的著作更容易读。庞巴维克就属于后一类。读他的书去了解边际效用学派是一条捷径。


《资本实证论》出版于1889年，是两卷本《资本与资本利息》的第二卷，第一卷是《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中译本名为《资本与利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资本实证论》
包括两部分，分别研究生产资本和获利资本。如果我们阅读此书的目的是了解边际效用理论
，那么应该阅读的是此书的第三篇“价值”和第四篇“价格”。这就构成了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在历史上有客观价值论与主观价值论之争。边际效用论是主观价值论。庞巴维克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需要(或称欲望)和需要的满足。需要只有在消费某种物品时才能得到满足。所以，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性质就是效用。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是物品具有价值的极重要元素。但并非一切有效用的物品都有价值。可以自由取用的物品，如阳光、空气，有效用，但由于数量无限而无价值。数量有限的经济物品才有价值。因此，价值是有用性和稀缺性的统一。


人们拥有的某种物品的数量不同，对这种物品的主观需要程度也不同，这种物品的价值如何决定呢?庞巴维克认为，需求种类是按重要性不同而分级的各种需要，具体需要是一个人在某种条件下对某种需要的具体感觉不同而分级的需要。物品的价值只与具体需要的分级相关。如果某种物品只能满足一种需要，那么，在消费过程中，每单位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这就是戈森早已提出的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它的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另一位奥国学派经济学家把这种最小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所以，“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这不仅是价值论的关键，而且也是一切交换行为和经济学说的基础。


边际效用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物品的每一单位都具有效用的条件下最后一单位所表示的效用，即最小效用。或者说是最后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带来的效用。例如，某人有五袋谷物，从第一袋到第五袋的效用分别是5、4、3、2、1，那么，第五袋的边际效用就是1，该物品的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也是1。边际效用最早的定义是最后一单位物品带来的效用，但如果物品数量无限定，每一单位物品都可以看做最后一单位。因此，边际效用也是每增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效用。这个定义以后得到广泛运用，边际量就是自变量变动一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变动量。可以按这种思路去理解一切边际量。


庞巴维克由效用递减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某种物品数量越多，决定其价值的边际效用就越小，从而价值越低。过去，经济学中有“价值之谜”，即钻石等东西用处不大，价值却相当高，水这类东西用处很大，价值却不高。边际效用学派用边际效用来解释价值的决定就解开了这个谜。这是因为钻石数量少，边际效用高，而水的数量多，边际效用低。


根据边际效用论，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同一种物品对不同的人而言，主观的边际效用并不同，但同种物品的每个单位在市场上所形成的价格却又是相等的。如何根据边际效用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决定呢?这是《资本实证论》第四篇的内容。在这一部分，庞巴维克重点分析了市场上价格形成的过程和决定价格的因素。


庞巴维克指出，人们进行交换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好处。所以，卖者只有在出卖的物品的价格至少等于而且最好高于自己对物品的主观评价时，才愿意卖出。反之，买者只有在所购买的物品价格至多等于而且最好低于自己对物品的主观评价时，才愿意购买。他分析了不同市场上价格的形成，最有代表性的是买卖双方竞争情况下的价格形成。庞巴维克用著名的马市上买者与卖者的竞争说明价格的形成。他的结论是：“在双方面竞争中，市场价格被决定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其上限由实际进行交换的最后的买主……和被排斥的最有能力的卖主……的评价来确定；其下限则由实际卖出货物的能力最小的卖主……和被排斥的最有能力的买主……的评价来确定。他把决定价格上下限的这两对买卖者称为“边际对偶”。在经济学说史上，庞巴维克的价格论称为“边际对偶论”。这种价格决定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供求决定价格论，即供求的平衡决定价格。


根据以上价格形成理论，庞巴维克认为，决定价格的因素是：“对物品的需要的数目(需要程度)；买主对物品评价的数字(需求强度)；提供出售的物品数目(即供给程度)；卖主对物
品评价的数字(即供给强度)。”简言之，决定价格的因素是需求与供给。


现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基础，客观价值论早已被历史证明错误而抛弃了。一个人只有理解边际效用的重要性和含义，了解用边际效用代替客观价值的历史意义，才算进入了现代经济学之门。今天即使是只略微学过一点经济学入门知识的人，也会知道什么是边际价值及供求如何决定价格。《资本实证论》中概括的边际学派的基本思想正是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些基本知识的来源。我们可以不读这本书，但必须知道这本书。


我上大学时，边际效用学派一直是彻底批倒批臭的对象。今天想起来，那些批判何等无知和愚昧。上研究生时，认真读了几本边际效用学派的经典著作，才知道他们思想的伟大，以及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在边际效用学派的经典中，我最喜欢庞巴维克的书，所以把这本《资本实证论》推荐给大家。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经济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以其创新理论在经济学界独树一帜，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熊彼特亦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创新理论是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已成为经济学经典。


《经济发展理论》最早以德文出版于1912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英文版以这个德文本为依据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亦根据这个英文本译出。熊彼特的整个经济理是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创新理论正是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


《经济发展理论》的副标题是“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全书共六章和一个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熊彼特首先分析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企业总支出等于总收入，没有利润，也没有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也谈不上经济发展。发展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是打破原来静态均衡的动态过程，它产生于替代传统方式和打破原来平衡状态的内部变革。这种内部变革就是创新。





创新(innovation)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创新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
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
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
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
中。(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
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掠取或控制原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
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
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创新并
不等于发明(invention)。发明是发现了过去未知的事，是科学家完成的。创新是把已有的
发明运用于经济活动。一种发明只有成功运用于经济活动才能成为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完成的。那些有非凡眼光和胆识，有超人的能力，不屈不挠又敢冒风险，并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创新正是企业家的职能。创新要能进入经济循环流程，即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事情，必须要有资本。银行家为创新的实现提供资本保证，是新资本的创新者。


熊彼特用创新的概念解释经济发展和利润与利息的来源。创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使企业的总收入大于总支出，这就打破了经济循环流转的静态均衡状态，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企业总收入与总支出的差额就是创新带来的利润，为使用资本而付给银行家的报酬就是利息。利润是对企业家创新的合理报酬，也是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利润就没有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一个企业创新所带来的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这就形成整个社会的创新浪潮，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前进。

熊彼特用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周期。他把经济周期作为不断打破旧均衡实现新均衡的动态社会进步过程，而不像许多传统经济学家那样把经济周期作为一种社会的灾难。由创新引起的创新浪潮打破了原有均衡，引起对银行信贷和生产资料的更大需求，这就引起经济繁荣。随着创新普及，盈利机会消失，对银行信贷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减少，经济就会出现衰退。当另一次创新出现时，经济则再次繁荣。如果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周期是由繁荣和衰退这两个阶段构成的。这两个阶段的交替引起经济在波动中前进，但每一次周期，经济都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社会正是在繁荣和衰退的交替中前进的。这被称为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纯模式”。在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中，熊彼特用创新理论解释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三种经济周期理论：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的中周期理论和英国经济学家基钦的短周期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长周期：从1783年到1842年的产业革命时期，从1842年到1897年的蒸汽和钢铁时期，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这每一次周期和一个重大的创新相关。每个长周期中包括的6个中周期和每个中周期中包括的3个短周期则与中小创新相关。在1939年出版的两大卷《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种经济周期理论。


在经济学中，创新理论是非常独特的，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创新理论强调了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关键作用，强调生产技术和管理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强调了企业家的独特作用。这些观点在经济学中是独树一帜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认为，熊彼特对正统经济学的背离就在于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一点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也指出“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但他们的结论不同，“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相当大。20世纪50年代影响颇大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理论都深受创新理论的影响。今天风行一时的新制度经济学亦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由创新理论发展而来的研究技术变革及其影响的技术创新经济学和研究制度变革及其影响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仍然有生命力。以创新求发展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


在今天，当我们把创新一词经常挂在嘴上，以创新为时尚时，读一读《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弄清创新的来源和真正含义是有意义的。




真正的创新之作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当我第一次读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之后，在书后写了这样一段话：“理论要能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要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从这种意义上看，凯恩斯的思想是无愧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一种理论如果变成了宗教，那它就完全失去了生命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触是因为我先学习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读这方面的经典。在读完这些经典之后再读《通论》，心中的感觉就是创新——建立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体系，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思想上的创新并不是胡思乱想的结果，也不是空穴来风。一种对人类发展起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创新必定是时代的产物，回答了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解开了人们久久无法摆脱的困惑。凯恩斯的《通论》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创新。我们只有了解凯恩斯所处时代经济学的状况和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理解《通论》为什么是创新之作，以及为什么经济学家把1936年《通论》出版作为经济学中凯恩斯革命的标志和现代经济学的开端。


在《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出发，否认了市场经济中发生以生产过剩和失业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正常发生作用，供求就会自发实现平衡，不会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只要工人不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这时的失业或者是劳动市场上由于难以克服的短暂因素引起的摩擦失业，或者是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引起的自愿失业。这两种失业与充分就业并不矛盾。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自发正常地运行的机器，无需干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单个经济主体(家庭、企业)决策的资源配置，即今天所说的微观经济学，并没有研究整体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学。


但是，30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倒退回一战前的生产水平和25%的劳动力失业的现实，使传统经济学遭遇到第一次危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也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通论》的出现正是要回答并解决这一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当然，《通论》也并不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从20世纪初开始，昔日辉煌的大英帝国就陷入了长期停滞之中，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反映在他的《货币论》、《货币改革论》和其他著作中，《通论》正是这种长期思索的产物，大萧条只是《通论》的催生剂而已。


凯恩斯所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他认为，决定就业水平的是国民收入。如果国民收入小于实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经济中就必然存在超过正常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之上的失业，即非自愿失业。国民收入等于充分就业水平是一种特殊情况，小于充分就业水平是正常
情况。在长期中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是总供给能力。但在短期中影响总供给能力的生产要素
投入和技术是既定的，总供给能力也是既定的。这时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就是总需求。凯恩
斯把这种总需求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
的总需求。总供给价格是企业进行生产时所要求得到的价格，包括成本和预期的利润。总需
求价格是企业预期社会愿意支付的价格。国民收入水平决定就业量，有效需求又决定国民收
入水平。因此，短期中决定就业量的正是有效需求。失业的存在正源于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理论的中心正是要解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又称为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短期中国民收入为既定，消费需求就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投资需求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的利润率)和贷款投资的利率。利率取决于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货币量由中央银行决定，所以，利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这样有效需求就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凯恩斯在理论上的创新正在于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这就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又称为“三大心理规律”。


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又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这就是说，由于先验的人性，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的比率越来越少，这就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又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是预期利润率，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和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即重置成本)。随着投资增加，预期的收益减少而资本品的市场价格上升，这就引起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投资还取决于利率，如果利率的下降大于利润率，投资仍可增加。凯恩斯用流动性偏好来解释利率的决定。流动性偏好指人们由于交易、谨慎和投机动机以现金形式保持其一部分财富的愿望，即货币需求。利息是对人们放弃这种流动性偏好的报酬。由于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利率不能无限下降。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而利率不能无限下降，这就使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大萧条和严重失业的原因。这种理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确是革命性的。


由这种理论就引出了相应的政策。根据新古典理论，最好的政策就是政府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但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失业的存在。因此，必须用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有效需求之不足，即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重点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财政支出增加公共工程投资。这种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这就是理论上的革命引起了政策上的革命。这种政策在战后成为各国政策的基调。


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凯恩斯的理论，都无法否定他在现代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如美国《时代》杂志所说的，不了解凯恩斯就无法了解当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无论是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其出发点都是凯恩斯。由凯恩斯创立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凯恩斯所创造和运用的许多概念，如，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倾向、乘数、流动性偏好等都已成为人人应该了解的基本概念。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凯恩斯，没有一本书像《通论》这样广为人知。


国内曾出过两个《通论》的译本。一个是徐毓楠先生解放前的译本，半文半白，解放后由商务印书馆重印过。另一个是高鸿业先生的译本，内容更全，文字也更好读。

进步从认错开始


——《通往奴役之路》




记得60年代我上大学时曾在系阅览室看到一本题为《通向奴役的道路》的内部读物。“译序”中告诉我们，作者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和一切进步倾向，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本书“恶毒地诽谤我们的民主制度”，出版这样一本“充满毒素”的书是为了“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反动经济理论时作为参考”。草草翻了一下，未解其意，想借回去批判一下，又不允许大学生借这类书。第一次对这本书的理解当然是“大毒草”。


70年代我是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度过的。那时已经不太虔诚了。现实中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独裁冲击着我这颗还不算老的心。号称有计划、按比例，又能迅速发展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带来了贫穷?自认为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由衷拥护的民主制度为什么对人民专政?我想探讨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又想起了那本恶毒攻击我们这种制度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书。可惜几经努力也找不到这本书，甚至几乎没人知道这本书的书名。1978年回北大读研究生时，一位生物系校友把他不知从哪里得到的这本书送给了我，还微笑着加了一句，可别中毒啊!





这本书对我的冲击是革命性的，尽管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是我这样从小在这种制度下长大并受这种教育的人难以一下接受的，但其中许多旗帜鲜明的观点使我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这本书的许多观点颠覆了我多年受教育所形成的观点。


从我上小学时就知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并不断批判自己与别人的个人主义。按我的理解，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但哈耶克告诉了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中世纪以来的专制正是对个人的压抑，所以，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个人主义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决定性的进步。哈耶克强调，这种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尊重个人的权利，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时，我也越来越感到哈耶克这种个人主义定义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弄懂的是，我们的先烈们是以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投入革命的，他们这种善良的意愿为什么最终使国家贫穷了呢?哈耶克引用了荷尔德林的一句话：“总是使一个国
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在这些善良的革命者看来，用计
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可以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贫富对立，给人民带来幸福，结果在所有
计划经济国家，物质短缺，人民共同贫穷。正是这种亲身经历使我对计划经济产生了怀疑。
计划经济的弊病何在呢?哈耶克指出，这种经济体制“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用“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用计划取代市场消灭了竞争，
而竞争是“优越的，这不仅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
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惟一方法”。而且，现代技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必须计划，相反“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种调节的惟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的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竞争只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条件”。竞争条件下价格传递信息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作用是任何方法可以代替的。






经济上的集中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极权。极权必然是人治的，由一个人说了算。这个人伟大正确，人民就幸福；这个人犯了错误，全民族都要遭殃。小平同志在总结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教训时，深刻总结了人治的恶果。与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也走上了法治之路。哈耶克在这本书中深刻论述了法治问题。他认为，区分一个自由国家和专政国家的标准是“前者遵循法治这一伟大原则”。“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了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它自己的个人事务。”法治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法治限制了政府和专制者权力的滥用，也防止了政府用权力去无限制地任意干预经济。所以，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保证与基础。


善良的革命者用鲜血与生命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但这种经济体制消灭了私有制和竞争，也消灭了效率。没有效率，没有充分的物质产品，人们的贫困是必然的。计划经济要求政治上以人治为特点的专制，这就剥夺了基本人权。1957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成为右派，1959年，彭德怀、张闻天同志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受到迫害，“文革”中甚至剥夺了千百万人的自由或生命。要注意的是，哈耶克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44年，我们只是在
经历了无尽痛苦的三十多年之后，才认识到这一切。经历了“文革”的灾难之后再读这本书
真是感慨万千，恨相知之晚。我们的改革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在本质上是“一场革命”
。这就是在经济上要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政治上用民主与法治取代专制与人治。要
使这场革命成功，必须认识旧体制的弊病，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从对过去制度弊病的认识
开始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天阅读哈耶克这本书，看看他对计划经济和专制的尖锐批评，
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哈耶克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从经济、政治、哲学、伦理、历史等多个角度深刻地阐发了自由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的概念。《通往奴役之路》仅仅是他众多著作中最通俗易懂的一本。了解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从这本书开始。如果你还想深入，可以读读《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自由秩序原理》(又译为《自由宪章》，邓正来译，
上下册，三联书店)，以及《法律、立法和自由》(邓正来等译，三册，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等书。当然这些书读起来要难得多。


哈耶克著作的出版衡量着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80年代中期，我担任一套诺奖获得者译丛的主编，曾把《通往奴役之路》列入出版计划，并与原译者滕维藻、朱宗风先生取得联系，他们也同意修改原译稿出版。可惜当时的局势乍寒乍暖，加之许多人对哈耶克的误解，这个出版计划流产了。但中国向着开放与自由前进的步伐是任何
人也阻挡不了的。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新译本(由原名《通向奴役的道路》改为现名《通往奴役之路》，其实把“serfdom”译为“奴役”并不确切，已故北
大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先生曾对我说，应该译为“奴隶制”才切合原意)。新译本公开发行，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找一本，不用像我当年那样上下求索了。


一本必须知道

而不一定读的经典



——《经济分析基础》




提起萨缪尔森，谁都知道他至今已出到17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的确为他带来了显赫的社会声望和巨大的经济收入，但并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1970年，萨缪尔森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评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在提高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上，萨缪尔森的贡献“超过了任何其他当代经济学家”。这种贡献包括动态经济理论及稳定性分析、消费理论及相关的指数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资本理论。这种贡献的代表作是他出版于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近60年过去了，时间证明这是经济学史上可以和《国富论》、《通论》等名著齐名的经济学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数学表述使许多读者，甚至专业读者都难以读下去，但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本书的意义以及主要内容。


要了解这本书的意义必须先了解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各种经济现象可以表示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变量就是可以用不同数值表示的变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率、利率等等。通货膨胀这种经济现象就是货币供给量与通货膨胀率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数学来表示。这就是说，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对象和性质决定了它可以把数学作为分析工具。这也是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的原因。


古典经济学家配第和马克思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运用了数学。早期的经济学家，如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德国经济学家戈森等人都系统运用了数学。但真正推动经济学数学化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效用学派。边际学派分析边际量，即自变量变动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种分析完全可以用微积分来表示。这时，数学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就曾指出，经济学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分支：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是运用数学方法来表述、论证和发展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是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和经济预测。这两个分支在当代都得到迅速发展，并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萨缪尔森极其重视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应用。在为《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萨缪尔森强调“仅仅阅读十九世纪的经济学著作，或者由教书匠和空谈家炮制的其现代改写本，是不能使人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的。”他的这本书正是运用数学工具全面提高现代经济学分析水平的经典之作。


《经济分析基础》包括两篇共12章及两个数学附录。全书的目的正如他在第一章导论中指出的：“各种不同理论的主要特征之间的相似性的存在，意味着一般理论——它是各种特殊理论的基础，并且将各种特殊理论的主要特征统一起来——的存在。这种通过抽象而一般化的基本原理，早在30多年前就由著名的美国数学家穆尔证明了。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详细论述这种一般化的基本原理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意义。”萨缪尔森认为，在生产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财政、经济周期和收益分析等领域都存在着形式上相同的、有意义的定理，而每一个定理都可以通过本质上相同的方法推导出来。要推导这些定理所需要的是数学工具。这正是这本书完全运用数学工具的原因”。但萨缪尔森又强调，“我力图避免所有数学上的炫耀，纯粹的数学家很容易看出本书所使用的工具基本上是初级数学知识。我自己对数学的兴趣是第二位的，并且附属于我对经济学的兴趣。”这说明，数学仅仅是分析工具，并非经济思想本身，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在重视经济学数学化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经济分析基础》第一篇包括八章，除导言外，包括七个问题。第一，均衡体系与比较静态学，均衡是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指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如供求)平衡时的状态，比较静态学分析某种力量变动引起的均衡状态变动。第二，极大化行为理论，证明均衡点的位置与极值点的位置存在一致性，并指出极大化行为研究对现在与过去广泛的经济思想领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研究方法。第三，成本和生产理论的整体重新表述，说明了生产函数与最优产量决定之间的关系。第四，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即把极大化原理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证明了消费者均衡的条件。第五，变换、综合商品、配额，从弹性的一般定义出发，探讨经济变量的变换问题，指数理论以及配额约束下的纯粹选择理论。第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若干特殊方面，包括效用的基数度量、效用与互补性的度量之间的独立性，以及货币边际效用的不变性。第七，福利经济学，即社会福利函数问题。






第一篇分析事物变化的结果，第二篇则分析变化的过程，共包括四章。第九章“均衡的稳定性：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说明均衡的稳定性是如何与比较静态学中推导出的定理紧密相联系，以及动态的各种定义，并以《通论》中简单的凯恩斯模型说明了动态分析对研究比较静态学的作用。第十章“均衡的稳定性：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是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分析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之间相关性的解析特征。第十一章“动态理论的若干原理”，探讨动态理论原理及其可能加以推广的方向。第十二章“结论”总结了从静态到比较静态再到动态的发展过程，指出为了进一步对经济运动进行定性研究，有必要考察一个系统在时间过程中对各种变动可能产生的行为反应，并提出了比较动态学的概念。数学附录A、B介绍了书中所用到的数学工具。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经济分析基础》以数学为工具，使各种理论和方法获得基本统一的表述，并以此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成就。这本书把最大化原理和均衡原理结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有了经典的数学表述形式。这正是它成为经典的原因。


尽管本书所运用的是微积分、微分方程、概率论，线性规划这些古典数学工具，但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仍难以读下去。我们只希望读者知道，这本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理解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大体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简单介绍各章的内容是为了使读者对某个问题有兴趣，或研究工作需要时去查找相关章节。



我用的这本书是甘华鸣等人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也出过一个译本，不过我手头没有。这本书数学公式和符号极多，中文版排印难免有个别错误，这会给阅读带来困难。我建议有志读此书的读者去直接读英文版。国内出版过这本书英文版的影印本，并不难找。


农业走出困境之路


——《改造传统农业》





尽管西奥多·舒尔茨在1979年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改造传统农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但如果要选出10本20世纪的经济学经典，这本书恐怕是难以入选的。我把这本书选入向读者推荐的经典也不是因为我是这本书中文版的译者，而是因为这本书对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涉及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与工业现代化相比，农业现代化要更加困难。在中国，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与迅速的工业化相比，农业是停滞而落后的。这加剧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向现代化转化的困难。广为关注的三农问题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中的难题，其根源仍在
于农业生产的落后。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根源于近年来农业生产的停滞与滑坡。
在这种形势之下，认真读一读《改造传统农业》这本书，肯定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改
造传统农业》出版于1964年，如今40年过去了，舒尔茨教授也已仙逝。但这本书的许多观
点并没有过时，尤其对我们这样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决农业问题必须对农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在许多国家，农业长期停滞落后还在于对农业重要性认识的错误。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家把工业化为中心作为现代化的战略。他们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在于实现工业化。农业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业不能对现代化作出什么贡献，充其量只能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市场和资金。与舒尔茨同时获诺奖的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许多发展中国家按这种思路发展工业化，结果不仅现代化没有实现，甚至连基本吃饭问题也没解决。我国农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与对农业的认识相关。“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是许多人所认可的方针。把农业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稳”，就忽略了它对经济本身更重要的贡献。把“富”的希望寄托在“工”上，正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依据。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首先要纠正的正是这种轻农观念。舒尔茨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农业本身的发展正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为现代化提供条件，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决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舒尔茨用欧洲、

日本、墨西哥等国的历史经验说明了农业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告诉我们，要解决农业问题，必须纠正对农业的错误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刘易斯也承认自己忽视农业问题是一个失误。


当然，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农业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舒尔茨的重点就是要说明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这也是这本书以《改造传统农业》为题的原因。舒尔茨分析了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三个核心问题：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是什么?传统农业为什么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何改造传统农业?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不能根据它的非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传统农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有三个重要特征：(1)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与技术长期保持不变，(2)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3)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处于长期均衡状态。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传统农业就是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应该承认，我国农业至今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仍属于传统农业。这正是《改造传统农业》
一书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


按传统的观点，传统农业不能成为增长的源泉是因为它的停滞与落后性。这就在于它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边际生产率为零，生产效率低，而且存在隐蔽性失业。舒尔茨批驳了这些观点。他根据社会学家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进行的详细调查资料证明了“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这就是说，农民并不愚昧，他们会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也可以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最优化。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要素并不会增加生产。舒尔茨还指出，传统农业中的确存在储蓄率和投资率低下，资本缺乏的现象，但根源并不是农民储蓄少或缺乏企业家，而是增加对原有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刺激。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来说明这一点。


舒尔茨把收入作为一种流量，收入来自生产要素，收入流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有价值的，也就有由供求决定的价格。说明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中心经济问题就是要解释由什么决定这些收入流的价格”。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和技术不变，即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线。同时，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与动机不变，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不变，资本的收益率低下。这正是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原因。


由以上可以得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素。这些要素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资本的收益增加。引进新生产要素实质上就是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技术变化。引进新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要解决三个问题：(1)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改变所有者不住在土地所在地，也不经营的不在所有制度；不追求大规模的农场，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家庭农场的适度经济规模；特别是用市场的价格手段来激励农民，只要给农民以适当的刺激，他们就会点石成金。(2)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尤其是供给更为重要。(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掌握现代农业
生产要素的人也是生产要素，而且，“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
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舒尔茨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建者之一，强调
了农业现代化中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这种人力资本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及提高健康
水平，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发展关键源于制度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现。但我们的问题也源于舒尔茨早在40年前提出的问题。如土地产权，市场机制的运用以及农村普及教育问题。无论中国的农业和改革有什么特点，我们仍要遵循普遍规律。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论述的正是这些各国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


为“投资饥渴症”号脉



——《短缺经济学》
经典就是常读常新，给人以启迪的著作。在这种意义上说，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是一本经典之作。


记得1986年，《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发行时，真正是红极一时。据当时的报刊报道，在市场上，《短缺经济学》真正“短缺”了。经济学界的人士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演讲，必以引证科尔内的分析为荣，颇有点“开口不言‘短缺论’，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架势。科尔内把计划经济概括为“短缺经济”，用“软约束”来分析企业行为，用“投资饥渴症”来说资
源配置失误的原因，用“父爱主义”来概述政府与企业关系等观点已成为经济学中的经典之论。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国的短缺经济已变成了过剩经济，科尔内的观点还有意义吗?最近带着对国企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以及重复投资屡禁不止等问题，我又一次读了《短缺经济学》。尽管直至今日，还有人认为《短缺经济学》是“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我从再读这本书中仍获益甚大。




《短缺经济学》是科尔内于1976～1977年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这时匈牙利己经开始了经济改革，但还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化，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属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物资短缺。科尔内从短缺出发分析了这种体制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问题。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企业，正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创造了一个繁荣的经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则来源于官僚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所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是把作为国家行政单位，以完成计划为目标的企业变成有自己产权与决策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企业。只要企业仍听命于国家，政府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仍然作为投资主体，就不能说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外的改革，无论是农村的承包制还是允许非国有经济存在，都属于为改革创造条件，改革的中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中国的企业改革也走过了20多年的路程，但无论是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改造，还是其他做法，都没有使企业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尔内所提出的计划经济下企业的弊病在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


科尔内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约企业行为的是市场需求，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约企业行为的是资源限制。因此，决定经济增长的就不是需求而是供给。在软约束之下，企业“如果亏损了，它也不会真正破产，即停止营业。企业总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给，或提高销售价格，结果它最后总会摆脱财务困境”。科尔内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的投资饥渴症。在计划经济中，“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不存在饱和问题，投资饥渴是长期的，假如刚刚完成的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而且，这种“投资需求不会因亏损或破产而受到限制”。我国经济中突出的重复投资，投资决策失误等问题正源于这种投资饥渴症。


企业预算软约束也好，投资饥渴也好，都是经济中可以看到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官僚体制中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或者说“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能独立地进行投资决策。”这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下，企业依附于政府，企业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政府作为公有制的代表者决定企业的发展，为企业作出决策，同时也给企业以“父爱主义”。


作为“企业之父”，政府要决定企业的经营与投资。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二汽”通过市场调查决定上农用汽车时，机械部坚持要它们上轿车(即富康轿车)，结果在需求旺盛的农用汽车市场上，他们失去了机会。许多重复投资与错误投资往往都是由政府决策或政府干预企业决策而造成的。政府作为“企业之父”既是严厉的(不听话不行)，又是慈善的。科尔内把父爱主义分为5种程度：程度4：“实物给予——被动接受”，即政府全部主动满足企业的需要；程度3：“实物给予——主动表达愿望”，即企业提出的要求可由政府满足；程度2：“货币津贴”，即企业通过讨价还价得到政府贷款；程度1：“自立——有助”，即企业有困难仍要找政府；程度0：“自立——无助”，即企业完全独立，不存在政府的父爱。现在我国的企业所得到的政府父爱已没有了“程度4”与“程度3”，但“程度2”与“程度1”仍普遍存在。科尔内认为，只要没有达到“程度0”，就存在父爱主义，“父爱主义是使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这就说明，只要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企业不是独立主体，计划经济下的种种问题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科尔内没有在这本书中分析这些问题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只要公有制仍以国家所有为形式，只要市场经济改革中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计划经济下的种种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80年代中期第一次读《短缺经济学》时，科尔内提出的软约束、投资饥渴、父爱主义等新概念曾让我激动，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使我心悦诚服。当十几年后我又一次读这本书时，却引起了我的沉思。经济改革已经二十多年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也已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为什么“有计划地浪费”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现在仍然存在?与过去相比，有些问题甚至加剧了。例如，父爱主义过去仅仅是中央政府的父爱，现在中央政府的父爱没有减少多少，而地方政府的父爱却加强了。一个有多个“父亲”的企业能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吗?在众多“父亲”的约束与爱心干预下，企业能活起来吗?人们常说“该活的活不好，该死的死不了”，其实在父爱主义之下，这是必然的。报刊上常有“搞好国有企业”的提法。据说“搞”字是五四时期刘半农创造的。无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搞”是“高手”之意，“搞好”的主体是作为企业之父的“高手”政府。如果政府总以“高手”自居，想“搞好”国有企业，企业只有等“高手”去“搞”它，那么，其结果是不乐观的。没有哪一个父亲能把儿女“搞”好，也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把企业“搞”活。儿女的成材在自己，企业的活力也只能来源于内部。


科尔内写《短缺经济学》时，匈牙利尽管已开始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但还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关键转变。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我国当前仍然存在。这说明我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转变仍没有完成。邓小平同志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革命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不想进行革命，只满足于维持旧体制的改良，或者企图用计划的方法建立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转化就无法完成。有些同志总想以这种或那种具体国情为借口把市场经济建立过程变长，其实这里用得上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那句名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发展的中心是自由


——《以自由看待发展》



新加坡经济成功了，李光耀也有了发言权。他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一定需要政治自由，甚至政治自由有时还会阻碍经济发展。如果让穷人在政治自由和满足经济需要之间作出选择，人民总会选择后者。这种观点被称为“李光耀命题”和“李光耀推论”，是他和马哈蒂尔共同推崇的亚洲价值观。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亚洲价值观就是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发展重于民主和人权。这种亚洲价值论流传相当广，影响也相当大，但它正确吗?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对这种观点作出了否定回答。在1998年9月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森论述了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这就是说，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他在本书的“导论”中指出：“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森把发展的目标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发展的极终标准应该是个人自由的实现。




阿玛蒂亚·森在印度出生，尽管一生在英国和美国任教，但一直保留印度国籍。这表明
他仍存一颗亚洲之心。森以关心贫困大众而闻名，美国经济学家索罗称他有“经济学的良心
”。一般而言，许多自诩关注“弱势群体”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学中的非主流派
，或左派，或激进派，反对主流经济学，斥责社会的不公正，与李光耀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
言。但森不是这样的感情代替理性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摆出一付挑战主流派自由主义经济
学的唐吉珂德架式。他的许多观点与主流经济学不一致，但基本价值观是共同的：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标准是个人自由。这与李光耀否认个人自由的发展观背道而驰。


森所强调的是“实质(substantive)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
的可行能力。具体来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
、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或
者说，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这种自由包括物质生活的保证，精神与思想的自由，以及政治权利的自由。按我的理解，这种自由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
；物质生活保证，法治意义上的自由权利，以及精神上的自由。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自由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可
以做”(森所说的“可行能力”)要有物质与法律的保证。


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自由需要有保证。这种保证就是森所说的促进发展的五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政治自由是由法律来保证个人的自由，允许人民进行自由选择。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森尖锐批评了为权威主义辩护的亚洲价值，权威主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限制甚至取消人民自由权的专制或独裁。他认为，用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借助专制实现了初期的经济发展来证明权威主义是不能成立的。专制与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缅甸这样专制的亚洲国家并没有实现发展，博茨瓦纳这样自由的民主国家同样实现了发展。而且，人民在发展与自由之间并不一定选择发展。用权威主义解释亚洲价值并没有概括出多元化的亚洲文化。


经济条件是指个人有权将其资源运用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机会。这也是经济学家所常说的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是保证人们经济自由的制度，这种自由保证了效率提高，因此，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就是一个自由扩展的过程。市场经济的私人产权保护、人身自由就是自由、生产与消费决策的自由都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内容。人们会对市场的价格刺激作出反应，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与配置。这正是效率的来源。正是这种自由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成为人们更广泛政治与精神自由的基础。市场机制既可以保证效率又可以保证自由。以保护
弱者为名反对市场经济的人，其实损害了这些弱者的自由与利益。


社会机会是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影响经济发展和人们享受更好生活的自由。教育和保健都是实现自由的工具。森分析的重点是教育。亚洲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教育，教育水平提高是人力资本的增加，效率提高。同时教育水平提高人民才能参与政治，享受到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


透明性担保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信用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以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透明性。一方面，没有透明性和信用，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所以，这是作为自由保证的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没有透明性，政府暗箱操作，社会无法维持正常秩序，人民也谈不上自由，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差别之一正在于政治过程是否透明的。透明性担保的基础是法律制度与法治原则，以及民主制度。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因为专制制度实质上是人治，民主制度才是法制。


防护性保障是为遭受天灾人祸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年人、残病人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保障。自由不是一部分富人所享有的权力，是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权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弱势群体，他们所处的地位难以保护自己的自由，或者说他们缺乏“可行能力”，保护他们是任何一个社会的责任。只有他们也有了可行能力的自由，这个社会才算实现了自由的发展观。


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时，自由问题也日益突出了。以前我们过分强调了GDP的增长，甚至把人权解释成“吃饱饭”。这就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发或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类似孙志刚被打死这样的侵权事件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之下，强调对人权的尊重，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就更加重要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观，树立以自由为中心的发展观。在这种发展战略转变的时候，森的这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更有意义了。据报道，这是一本政治局委员集体都阅读的书。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现实意义。


我建议对森的这本书特别有兴趣，英文水平又好的读者去读这本书的英文原版《Development as Freedom》，因为中文版译本对原版有删节。无论这种删节出于什么良好的动机(如《金瓶梅》洁本一样)，还是原版更接近作者的原意。当然，对普通读者来说，读读中文版也会颇有收获。

宗教与市场经济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当代德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终生致力于研究“世界各种宗教的经济伦理观”，探讨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表于1904～1905年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是社会学名著，也是经济学名著。每一个对经济学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宗教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宗教信仰形成人们的世界观。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宗教与不同的经济相关。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是新教。韦伯正要说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资本主义精神是这样一种伦理观：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就是说，人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获利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是作为一种事业或人生目标。这种精神在前资本主义中就有，但并没作为一种精神取得主流地位。就当时的整个社会而言是排斥这种精神的。不以满足需求而以无限获利为目标的观念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最合适的表现，企业也从这种精神中汲取到它最合适的动力。这种精神体现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身上。这些人节俭、刻苦、不想消费只想赚钱，精明而大胆，自制而可靠，明智且富于献身事业。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把赚钱
看作人人都必须追求的目标，看作一项职业，这与以前各个时代的伦理观是背道而驰的。这
种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可以从理性主义对生活基本问题的解释中演
绎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新教形成了一个关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





马丁·路德的新教以对 “职业”这个概念的解释演绎出一套伦理观。“职业”这个概念在德语中是“Beruf”，在英语中是“Calling”，也可以称为“天职”或“神圣”。这个概念
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它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性评价。个人道德活动所
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该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就使日常的世俗活动有了宗
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
：上帝允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
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人的天职。这个观念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
只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制度的发展依赖了来自宗教改革的精神。韦伯论述了各种新教的基本观点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作用。


新教包括四个主要教派。加尔文派，这是产生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派别之一。这个派别把《圣经》作为信仰的惟一源泉，认为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他们的信仰是要从事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行为。它要求信徒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终生完整的善行。这就要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把世俗生活完全合理化了。虔信派，分为大陆虔信派和德国虔信派。前者主张借助于禁欲主义来享受与上帝同在的观点，其作用在于对职业中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禁欲控制。后者认为，在一项职业中的劳动就是最好的禁欲活动。它们都把禁欲主义解释为好好干活。循道宗，其信徒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达到惟一的确定性。浸礼宗诸派，其原则是永久保留财富是一种直接以信徒生活为标准的生活方式。它精明而谨慎的理智性揉进了非政治的职业中，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有重要作用。这各个教派通过对宗教教义的重新解释使各种经济行为合法化，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



宗教原来主张禁欲主义，新教正是从对禁欲主义的解释中引申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
伦理观认为，只有当财富使人游手好闲时才是一种不良之物。在把财富作为履行职业义务的
意义上说，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这就说明勤劳与现代
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合理性。把财富解释为天意，就证明了商人的活动合乎宗教教义。

新教对禁欲主义解释与资本主义精神密切相关。首先，把劳动作为一种禁欲手段，不愿劳动是没有获得上帝恩赐的象征。其次，财富能使任何人免除必须无条件服从的诫命。富人即使不必通过劳动满足其需求，但也必须与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诫令，也要追求财富。最后，上帝安排劳动分工的目的要通过分工的结果来解释。这就是说，一个从事专业劳动的人会有系统，有条理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在一项职业中的合理劳动。这种经济伦理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是深远的。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在于：第一，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基础正是新教对禁欲主义的新解释。新教不反对创造财富的劳动，反对自己为享受的消费。这就形成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节俭精神。第二，新教使获取财富的活动摆脱了传统教义的束缚，合理化，并成为上帝的直接意愿。在新教看来，不停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就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也是再生和信仰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

新教使资本主义精神合法化。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禁欲主义的节俭引起资本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这就
增加了财富。在新教所影响的范围内，这种世界观有利于理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发展。
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创建者，至今仍然有重大的影响。

新的思想往往是从对传统思想的解释中产生的。新一代人很明白，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精神，成为人民的信仰，不能反对宗教，只能利用宗教。要使旧宗教为新经济服务就必须重新解释原有的宗教教义，在旧的形式和字面以内赋予它新的含义。新教还是以这种方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先导。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市场经济是有伦理道德基础的，这种伦理道德我们也不能排斥。在我们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天，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精神》就更有意义。


国内出过两种版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本是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的译本，仅收录正文。另一本是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本的译文，这个译本包括了大量相当有价值的注释。读者当然应该选后一个译本。




从低信任社会到高信任社会


——《信任》
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经济学家把利己作为理
性人的本性，用人们对私欲的追求来解释经济发展与繁荣。社会学家不这样认为。福山指出
：“这个学说的80%是正确的”，“剩下的20%只能给出拙劣的解释。”经济与文化不可分，
福山用产生于文化传统的信任来解释经济繁荣，所以《信任》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美德
与创造经济繁荣。”



福山认为，经济繁荣取决于三种资本：经济资本(土地、设备之类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合作的能力。社会资本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或者说：“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
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社会资本不是来自于理性投资，而是产生于宗教、传
统、习俗这类被称为文化的过程。所以，“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
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福山这本书正是围绕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文化对信用形式的作用来展开的。




信任之所以重要，在福山来看是由于它对企业形式的影响，任何一个经济的活力都来自企业。成功的企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尽管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大量中小企业，而且中小企业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大企业仍然是经济的中心和火车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企业的成败将左右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大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形式：家族企业、国有企业和专业化管理的私人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家族式企业难以成为持久存在的大企业，国有大企业的低效率几乎无法克服。高效率的大企业只能是专业化管理的私营企业。一个国家的大企业采取哪种形式取决于多种因素。在福山看来，关键是取决于产生于文化的信任程度。这正是信任与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重要原因。福山把社会分为高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不同的信任决定了一个国家企业的形式和规模以及经济繁荣程度。信用程度的高低与一个社会的文化相关。

低信任社会是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的社会，这时所存在的是有限信任，即在一定范围之内存在信任。低信任社会的组织可以称为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家庭，缺乏一种社会中间组织。中国、意大利南部和法国属于这种社会。这种社会中企业的形式以家族式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信任只存在于有血亲关系的家族之内或一个狭小的地区，企业也是家族式的。

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和徽商都属于这种情况。晋商的有限信任存在于一个狭小的地区
内，所相信的是同县或同村的老乡，甚至都扩大不到一个省，所以，晋商的成功者，甚至内
部工作人员大都为祁县、太谷和平遥人。其企业形式是由出资控股的东家雇用自己信得过的
老乡，实行全权授权经营，并由这种称为“老帮”的职业经济人雇用自己的老乡作为工作人员。徽商的有限信任存在于以血亲为纽带的家族内，所相信的是家族成员。企业成员均为本家族的人。在这种有限信任之下，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中国这种低信任程度至今没有改变。国内民营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是这种情况。即使华人的大企业，也实行家族所有和家族化管理。

高信任社会是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这时所存在的是无限信任，即在
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高信任社会有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
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在非血亲关系之间建立
了信任，从而可以建立有效率的大企业。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存在的正是这种信任
。

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但在福山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往往被人们低估了。日本
企业大而有效率就在于日本公司是一种“网络组织”，形成了高度信任，战前这种网络组织
以财阀为中心，战后是围绕某个银行由不同行业的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这种网络已经联合了
31%的公司，其成员之间没有正式法律契约，联结他们的是一种默契的合作与信任关系。这
种网络组织的形成在于“日本很早就有一些不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习俗。”例如，
收养非血亲人为子女，让这些子女继承家庭的权力，这种继承的比例高达25%～34%。此外，
普遍实行的终身雇佣制也有助于企业与员工的双向信任。

美国被认为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国家。福山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福山指出，美国有双重文化：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美国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成功不是由这两种文化中的一种造成的，而是这两种文化相互移动的结果。所以说，“美国是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以轻松地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这两种文化都来自新教，托克维尔和韦伯当年访问美国时都注意到美国的社群生活。美国民间组织发达，存在广泛的信任，可以产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

当然，福山对信任问题的分析仅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的，并不见其全面。不同的学者对信任有不同的认识。在经济学家看来，信任的基础是产权、激励-约束机制和市场竞争。没有明晰的产权，信任带不来经济利益，信任无从谈起。解放后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也消灭了中国社会原有的低度信任。没有激励-约束，对守信者不奖，对违信者不罚，信任也无从建立。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出卖亲友的违信者反而获利，实际上鼓励了不守信。只有在市场竞争中，信用作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才会受到重视。以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消灭了竞争，也消灭了信任。今天中国普遍的失信是对文化和经济机制破坏的结果。法学家强调立法和相应的惩罚是信用的制度基础，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化，而且有法律保证这种契约关系的实现，才会有信任。伦理学家则更多强调了伦理道德的重建。应该说，不同学者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把他们的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从低信任社会走向高信任社会之路。

这本书的译文是通畅的，但译者似乎对经济学不熟悉，涉及经济学的词汇有些误译，比如把neomerchantilists译为新商业主义就不对。重商主义是16世纪前后的一个经济学派，主张多出口，少进口，加一个新(neo)指当代保护贸易者，应译为新重商主义者。介绍熊彼特时漏掉了他的创新理论和最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把约定俗成的人名译法Buchanan(布坎南)译为巴切南，把斯密的名著《道德情操论》译为《道德情感论》等等。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好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