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向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问题即所谓“钱学森之问”，原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有些人笔下却成了“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这两个问题是有区别的，不能划等号。　　其实，提出“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大师”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本身就囿于与现成体制相关的特定的框框或特定的思维模式。　　道理很简单：大师不是培养的。　　打个比方说，园林树木，你可以说是园丁栽培的，参天拔地的千年老树，你也能说是园丁栽培的吗？“培养”云云，对于人才的成长，有其必不可少的作用，基础打得好的，日后方有可能成为大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功不可没。然而，人们往往忽略，“培养”也有其负面效应，被培养者很难突破培养者的框框，很难摆脱培养者的窠臼。大师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造就的。大师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为公众所认可的。堪称大师的人，可能受过正规的教育，也可能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却有其共同之处：他们都不会轻言放弃，总是孜孜不倦地从书本与实践中汲取养分以不断地充实自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们都不会轻信盲从，总是不甘于跪倒在经典与权威面前，敢于质疑经典，挑战权威，提出自己的见解。包括教育体制在内的体制的改革，可以为大师的脱颖而出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却并不意味着什么人或什么机构就能够培养大师。　　假如大师可以培养，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个问题：谁来认定大师？让有关学术团体的专家们来认定（评审）大师吗？那么，这些学术团体的专家们首先就得具有比大师更高的学术水平，至少自己首先就得是大师；而且，只要学术团体本身受制于某种行政权力，学术团体的专家们认定的大师，很有可能就是具有相当行政权力的人——如今不是连教授以至院士的称号，也会被行政领导轻易获得吗？如让有关行政机构的官员们来认定（审批）大师，这些行政官员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是非标准，认定的大师必定先得符合他们的口味，如此一来，这种评审与审批就会显得相当滑稽荒唐。如此认定的大师，只能囿于一个框子，那就怎么也“大”不起来了。真正具有大师水准的，或是因为无人慧眼识珠，或是因为本人退避三舍，反倒会默默无闻，说不定还会被当作异端打入另册。试想，曹雪芹在世时，有谁会把他当作大师呢？　　大师不是培养的。我们可以等待、呼唤、尊重大师，不可能手把手地教出一个个大师来。明乎此，我们就应再作反思：为什么我们总想到培养呢？为什么总觉得什么好东西都该出于自己之手，都应按自己的蓝图催生呢？我们真有这么高明，真有这么神通广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