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念上和方法论上的“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中的特殊现象。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抽象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外，传统中国政治经济学则偏重于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中国政治经济现实之外，缺乏对经济社会现实的剖析与批判。把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致力于研究改革背景下政治与经济关系如何达至规范性均衡，抑或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的突破点。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一、“二元结构”理论模式与中国的改革现实相脱节
    自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声音在中国以特有的方式再一次延续着从未停息的争论，即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延伸到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由对某一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怀疑延伸到对市场经济本质精神的怀疑。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理论研究趋向以及**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的程度和方式。金融危机对以美国为代表、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出了强烈的警示，同时对正在经历转型过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及其路径选择、策略取向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不能因此而淡化对市场经济基本共性和原则的认知和研究。转型期间的市场经济理论、或者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构成中国改革的理论主线。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理论研究（高校的经济学教育尤其突出）长期存在两种理论体系，一是以一系列的假定为前提、以数学模型和数学演绎为主要分析方法来解释、预测经济现象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下称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贝克尔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描述应该是有概括力的：“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综合假设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另一种理论体系主要是以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借鉴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术语、根据现实条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某些修正，形成了与前者在理论形态、分析方法等诸多方面迥然相异的经济研究体系（以下称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致力于坚持传统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学者也试图在叙事方式以及方法论等方面有所突破。如提出“现代政治经济学”概念以及“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论等；在如何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在“表象形态”上两者存在相互“融合和借鉴”的关系。但传统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两者在“本质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上述两种理论体系各自为政，并存并立。
    显然，两种理论体系从基本面来说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两种深刻对立而又并行不悖的理论系统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特有的“二元结构”现象。这种“二元结构”的理论体系从不同方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从方法论意义上讲，一般的解释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实证的方法来解释经济活动“是什么”的问题；传统政治经济学从“规范”的立场出发来回答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现象的评述和争论也大多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
    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向所秉承的“规范”原则一样，当代中国不少经济学学者对经济学本质执着于“实证”的规定性。“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以理论推出可以事实验证的假说的学问。这样看，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没有两样。”经济学“其作用是检验一些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经济决策的各种后果。”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经济学只能告诉你按照经济学原理“理念中”的“事实”是什么，而社会事实为什么不是理念中的事实，经济学是无能为力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主义的努力过程实际上是经济学逐渐放弃古典经济学注重规范分析精神和原则的过程。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斯威德伯格形容：“他们想摆脱掉改良主义、业余者及诸如此类的身份……具体来说，这就意味着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试图将经济问题从社会力量中抽象出来。”实际上，注重经济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不但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马克斯·韦伯以及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熊彼特都为此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当代如阿玛蒂亚·森、奥利弗·威廉姆森、阿克诺夫、曼库尔·奥尔森等经济学家以他们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的拓展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回归作出了贡献。
    把经济研究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意味经济学原理的存在和作用需要比较严格的环境规定性。不能生搬硬套，因为约束条件不同，经济变量不同，经济行为模式和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因此，对转型国家而言，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的研究可能比抽象的经济分析要重要和迫切得多。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分强调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导致了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疏离。追求所谓“客观性”的“实证”结果可能仅仅反映了被扭曲的经济现象。而且在“现象”与如何“理解”这些现象之间设置了一面高墙，经济学的规范精神和批判力已被悄然瓦解。
    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规范”问题的认识依然摆脱不了用理想（伦理）“应然”来评判事实“应然”的理论框架。把“是”的客观与主观的“应该”对立起来，用“经济本质”取代决定经济逻辑从而把“经济逻辑”与“经济本质”对立起来，把存在于一定社会结构的个人动机与行为与社会形成的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割裂开来。理论趋向与实践趋向之间的矛盾张力在中国改革历程中从未消失过。有学者指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产生了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等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放弃市场经济的错误观点”，因而主张“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作出明确区分”。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历经三十多年的背景下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然存在如此之大的理论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在政治伦理层面缺乏对市场经济正义性的充分肯定，对市场经济有限度（或有条件）的承认使得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始终无法摆脱实用功利主义尴尬。
    一定的制度形态或制度变迁总是体现着社会行为人之间在互动中形成的动机以及规则制定者的目标和意图。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不可能完全复制所有参与者与规则制定者的意图和偏好，有时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计划经济是目的与结果相背离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很多负面现象显然也违背了改革的初衷，某些现象正在朝着相对固定的结构性、体制性存在方式的方向演化。马克思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目的与结果的背离称为异化。美国研究政治经济制度的著名学者奈特说：“如果制度规则想要影响将来的行为，这些规则就必须体现在它们的制定者期望所产生的实质性效果之中，……如果产生与期望效果相反的非有意结果，那就要注意这些非有意效果的其他机制了。我们需要解释非有意效果产生的干涉因素。”就方法论而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是从某种抽象的、至善（或至恶）的理念出发推理出善（或恶）的结论，但对社会实践的结果与理论背离的事实缺乏反省和批判，所以出现理论与实际、理论与人们的经验感觉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形。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大打折扣，所谓的“规范”也流于空泛。
    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及其范式转变
    基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现状和改革现实，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因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决策后的经济现象和结果的分析（经济学分析），而是应该更多地注重制度环境、决策机制和各种约束条件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但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改革中出现的大量新的经济社会现象基本上停留于政策性诠释或批评的阶段。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没有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传统的从抽象演绎到一般结论的理论范式。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科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又由分到相互借鉴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在西方是无需讨论的前提，其背景是历经几百年发展的日渐成熟的民主宪政体制，不可能发生大的结构性改变。因此研究财富增长的经济学取得了显赫的位置，其理性分析方法也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核心理念并没有改变，即政治经济学“是有关政治制度、行动者以及体现在决策过程中的激励的知识。”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分离但相互关联的学科共同朝着一门新的政治经济学逼近。”可以预见，政治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在西方后金融危机时代将日益凸现。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分析为起点，以生产关系为中心、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预见到在他身后的百年间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且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又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马克思更不可能预见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他所高度关注的生产关系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马克思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节能力，并且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发展潜力。所有的历史发展事实要求我们在对如何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上不能教条地从马克思的某些结论出发，而是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活的灵魂关键在于：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一生始终不渝地对人类不合理的制度进行剖析与批判。我们不应该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看作是仅仅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是秉承了人类自古以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而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缺失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第三，永远不能放弃马克思对劳苦大众那种悲天悯人的关注情怀。马克思矢志不移地致力于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对如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利益和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没有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事业就必然失去深厚的民众基础。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实现根本性的突破与创新，实现这种突破与创新的基本途径至少应该认识及坚持以下两点：
    第一，作为以现实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把市场经济视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备充分伦理正义性的前提。惟有如此，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才有可能跳出有限度承认（功利肯定）与伦理否定的怪圈。关于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有过中肯的批评：即当下的市场经济理论过于关注效率而忽视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精神和自由价值。自由与平等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但自由与平等又存在难以分割的联系：即平等是在自由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社会建构和制度设计逐渐达到广泛认可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目标，而相对平等的社会架构又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良性运转的平台。从价值序列讲，不论是西方思想界还是马克思都把自由看作首要和终极的目标，尽管二者的出发点和实现手段存在无法消弥的矛盾，但深深根植于西方思想和学术土壤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对自由的肯定上与西方的传统思想是相通的。从实证的历史经验来考察，在缺失个人选择自由的前提下谈平等无异于天方夜谭，其结果是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丧失。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由于资本力量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这是其一；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除了资本所导致的不平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力量的介入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抑或平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起点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推进的，传统体制、传统观念所形成的巨大力量不可能不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结果和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换言之，传统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构成了中国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化改革中可能出现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给出现成答案，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理论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可以作出以下假定并根据实践得出假定是否正确的基本判断：（1）传统体制与市场经济是完全相容的，市场经济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的手段（这符合市场经济工具论的观点）。（2）市场经济与传统体制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实现市场经济必须首先彻底打破原有体制（这是萨克斯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出的所谓“休克疗法”的改革药方）。（3）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形态，其良性运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社会架构和制度环境的支持。市场化改革在传统体制下是可以以渐进性的方式来推进的，但在逐渐引入市场机制时必须适时对传统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否则，以权力为主导的传统体制必然与市场经济发生不应有的联系而导致改革出现权力与资本的联盟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很显然，只有第三个假定获得中国改革实践的证明并且反证了市场经济基本理论和原则的一般性。因此，以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重塑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达到政治与经济新的、规范性的均衡即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认识和坚持以上两点意味着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起点和研究范式上的转变。转变的基本标志是把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纯粹理论抽象形式转变为从真实社会现实出发来描述和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把传统政治经济学从“善”（恶）到“善”（恶）的逻辑过程转变为如何防止“恶”而达至“善”的逻辑过程。
    三、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维度
    1.如上所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研究维度是政治（权力）、政治形态（权力运作的模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一系列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样实行市场经济的不同国家为什么有的繁荣稳定而有的则民生凋敝、腐败横行？根源就在于制度环境的区别，凡是政治权力与个人权利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协调处理得好的，经济社会就繁荣稳定，反之则迟早陷入混乱和衰败。逻辑的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换言之，先有好的制度，然后才有经济的繁荣，这是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得出的重要结论。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要求可以概括为：（1）个人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2）**强权受到严格有效的制约。而上述两点的实现只能建立在坚实的民主法治基础之上。按照奥尔森的逻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有理由认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在序列上应该优先于市场运作本身，即不应该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市场化率作为依据来评判改革的程度，而应该以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好坏来衡量改革的成败。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都要经历传统体制对市场经济的抵制和摩擦的过程。尤其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关乎改革成败的命题始终在考量着我们：即从总体上说，是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或工具装在传统体制的框架内还是打破传统体制的架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形态？事实清楚地表明，前者只会产生变异的、由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而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权力及权力运作的政治学分析就必然成为政治经济学重要的基础理论和出发点。例如，我们必须研究政治行为的动机和形成（激励）机制，它是如何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制定对行为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的？这些影响是否有助于市场体制的建设以及效率与公平度的相应提高？实证研究表明：权力本身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行为具有强烈的理性人特征，即官员追求政绩的最大化，**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利益（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构成了**行为的内在激励机制，由此导出“与民争利”的结果；以经济增长评判政绩的政治激励机制引起了地方**间经济增长速度的攀比，因而才有了GDP崇拜；从政治学的角度上分析，不受制约的权力往往有滥用的趋向，因此才可能出现权力寻租和公民权利经常受到侵害的大量案例。这说明以制度性质为名事先定义上述关系的逻辑自恰是不符合实际的。把西方政治学关于国家权力的基本原理和经济学理性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已经势在必行，西方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念和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公共政策及其形成机理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和具体化，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正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公共政策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几个层面：第一，公共政策的制定体现了**对宏观社会目标的追求和某种承诺，但不同层级的**存在目标追求上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激励机制会导致中央**的承诺与地方**实际行为不相符合的现象。第二，从理论上讲，成本最小的改革是在不伤及任何人的利益而使得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增加、最终使全社会的人利益都得到增加的帕累托优化过程。但这暗含着两个前提：一是必须认定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即历史形成的分配格局是合理和无需调整的；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其所有积累的结果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显然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人们对现实的基本判断。中国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即要避免和消除利用历史或现实形成的优势地位获取特殊利益的不公平现象。
    因此，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始终伴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而不可能是理想和温和的帕累托优化过程。回避或无视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对诸多不合理现象的默许，从长期看，只会积累和激化矛盾而不利于为改革营造出持续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不大可能符合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有时甚至会伤及一部分人（或某个部门）的利益而惠及大多数人，这是改革的必然。其次，公共政策的形成可能会受到某些利益主体的影响（在西方表现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多中央**制定的利民政策在实践中经常受到曲解和各种方式的抵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大可能出现的问题充分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在结构上、纽带上、表现形式和互动机制上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政治行为与经济利益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公共政策的形成事实上是一个在反复博弈的过程中达到某种均衡的过程。因此，不同利益主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是否得到体现，势必成为衡量公共政策成败得失的重要考量指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也就必然纳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问题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维度，因为政治权力的运作模式及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机制决定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而决定了基本的市场制度环境。其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经济学关注的是财富的增长，财富的增长来源于有效的制度保障，而能够提供第三方保护和拥有垄断强制力的惟有**。这就导出了决定市场经济是否规范和有效率取决于**应用权力是否合法合理的结论。
    3.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对资本权力的规制，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事实提醒我们，资本权力的泛滥、投机等行为依然会对市场秩序和公众利益、尤其是社会平等产生极大的危害。这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对市场的监管和规制，可以通过适时的经济政策和行业规制得到实现。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对日益扩大的资本权力扩张和渗透的警惕和防范。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在其合著的《民主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敏锐地洞察到在严格划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西方民主宪政体制下存在着“选择者”（Chooser）和“学习者”（Learner）的巨大鸿沟。在他们看来，“选择者”（即社会精英）们的“意向和选择是自由主义明晰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主题，而那些（指学习者——引者注）因年龄、无能力和公民权的缘故被排斥在这个有特权的范畴之外。”他们所担心的是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和资本主义经济”（作者原文）弱势群体民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双重缺失，但西方的事实是资本的力量绝不仅止于经济领域而是扩张到了政治领域，这势必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马太效应”现象。类似问题在中国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的不同而已。中国的制度性质决定了我们对此更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
    1.中国经济理论存在理念和方法上“二元结构”的矛盾根源于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认知和表达。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抽象化和理想化。相信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是达到市场均衡和市场出清的惟一可信的力量，**干预不但无效而且还会造成效率损失和经济波动。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斯密的狭隘理性出发，历经了萨伊的效用论、庞巴维克的边际分析和马歇尔的均衡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再到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等，逐步完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理论的拓展。但是，如前所述，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证主义倾向一步步放弃了规范分析的精神，正如美国经济家阿克诺夫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经济人的效用函数和利润函数中缺失了一个重要变量——决策者的决策‘规范’或‘准则’。”与保守自由主义思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警惕了权力对经济的渗透，却忽略了“规范”对资本的制约。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发挥、现在也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化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和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受到严重的挑战。在中国，除了受到传统政治经济学观念的一贯抵制之外，更具学理意义和出于对中国改革更深层次思考的学者则主要从方法论以及单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中国改革难以符合中国实际的角度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异议。退一步说，即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适用于西方，也不可能完全适应于当下的中国。这不但不意味着对市场化改革的怀疑，而恰恰是对能否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担忧。
    2.传统政治经济学从工具主义的视角出发把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或必须）利用的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工具，更为极端的看法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市场经济的工具主义倾向恰恰来源于目的论和理想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手段，用与不用，如何用就存在极大的主观随意性。这种随意性还可以列举出种种“正当”的理由作为依据。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为什么长期受到诸如地方保护主义，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企业融资等方面存在实际操作层面的歧视性对待等等问题的困扰，工具主义的市场经济观是其重要的思想根源。
    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经济关系缺乏用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工具给以分析和解释。以规定性前提和理论替代事实分析、以传统的理论框架（或加以部分的修正和扩展）来套用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现象，使得本应对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强大理论支持的政治经济学长期处于停滞和被逐渐边缘化的境地。虽然不少学者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卓有见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但从总体上看、从学科体系的角度考察，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中国的改革已经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阶段逐渐转移到不断通过政策调整力图达到广泛的利益平衡的阶段。但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和机制，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必须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科学的理论工具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经济关系的实际状态和互动机制。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的剖析和批判力，而不是政策诠释的工具；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准确地揭示出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从而为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提供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坐标。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著，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28页。
    2.程恩富、马艳、冯金华，2007：《现代政治经济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7页。
    3.弗里德曼，1986：《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5-57页。
    4.杰克·奈特，2009：《制度与社会冲突》，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34页。
    5.杰佛瑞·S.班克斯，艾里克·A.哈努谢克编，2010：《政治经济学新方向》，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6页。
    6.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3：《经济学与社会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2-12页。
    7.林毅夫，2006：《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学论坛。
    8.刘迎秋，2009：《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经济研究》第11期。
    9.马克斯·韦伯，199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46-54页。
    10.王小卫、宋澄宇，2006：《经济学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第6-12页。
    11.夏兴元、王骏，2008：《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及其分析》，《江汉论坛》第10期。
    作者简介：王骏，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50221，电子信箱：wangyuntao122@yahoo.com.cn.

作者：王骏 来源：《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