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中说：“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中国人编的历史，所以肯定夸大其辞，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下那些拥护资本主义，但还能尊重事实的外国历史学家又是怎么说的。　　　　　　　　
　　　　　　　　美国人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更是揭露了当时的工人如同畜生一般的处境
　　　　　　　　
　　　　　　　　“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黄褐色的地方，因为在早期不断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由于中部地区缺乏足够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不论怎样总是黑沉沉的。工人的住房仓促的建造起来，拥挤在一起。……许多人全家都住在一间单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警官说，这个城市里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聚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诨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械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还有女工。她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通常比较擅长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工厂里的工时很长，一天十四个小时，有时甚至还要更长一些……”“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
从以上所说的情形可以看出，工业革命时，英国工人的处境比起希特勒集中营里的囚犯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有些方面甚至还要更糟糕一点。当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要对此作辩解的，那么他们又是怎么辩解的呢？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说：“对英国劳动人民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但是应该记住，低工资也好，妇女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业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苏联的情形又如何？同样是帕尔墨和科尔顿，他们在书中说：“苏联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去掉了那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某些弊病。没有人失业，没有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没有西方工业化初期对女工和童工的虐待。”

斯大林时期的农业集体化当然是残酷的，这一点不必讳言，但为什么对列宁十月革命颇有非议的高尔基却斯大林的集体化始终抱着坚定支持的态度，并不是斯大林比列宁更善于讨好笼络高尔基，高尔基这样的人也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收买的。而是因为高尔基本身就长期有在俄罗斯底层农民一起生活的经历，他知道俄罗斯的底层农民生活痛苦艰辛到什么程度，又愚昧闭塞麻木到什么程度。
而斯大林的集体化虽然把上百万的富农投入到痛苦难熬的境地之中，但同时却给上千万乃至上亿的俄罗斯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民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他们有机会从长期的闭塞麻木愚昧中走出来。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比十月革命从严格意义上说更接近于革命的本义。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集体化，那爱伦堡提到的类似与从乡下来的年轻的西伯利亚姑娘瓦利娅这样的上千万人，永远只能在闭塞的农村生活，麻木无聊的度过一生，而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给他们打开了新的天地，让他们能够解放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才能。这承诺对大部分本来生活在俄罗斯底层的人，并非是间接的，而是最直接的！
集体化是残酷，但这种残酷绝不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疯狂虐待童工，贩卖黑奴，屠杀抢劫殖民地人民来得更残酷.
在法国作家、记者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
“‘热情’这个字眼也象许多别的东西一样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了，而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时候，你是不能使用别的字眼的，正是热情在鼓舞着青年们建立日常的和不很现眼的功勋。
许多工人热爱工厂，他们把鼓风炉称作‘多姆娜伊万诺夫娜’，把马丁炉称作‘马丁叔叔’。我曾问过一个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他所想象的巴黎是什么样子。他回答说：‘市中心想必都是大工厂，人们都住在周围的高楼大厦里，交通也很方便——有几百辆电车’。
一幅巨幅油画是用两种颜色绘成的——粉红色和黑色，希望和绝望并存，热情和愤恨，英雄和懒汉，文明和愚昧——时代使一部分人意气风发，使另一部分人灭亡。
在莫斯科-顿巴斯干线建设工地上举行了一次**。一个头戴羔皮帽，脸被风沙吹得很粗糙的挖土工人说：‘咱们要比该死的资本家幸福一百倍！他们吃呀、吃呀，直到进棺材——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这种人很失算，你瞧——他在钩子上吊死了。可咱们知道咱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咱们在建设共产主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我在托木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姑娘，她下班后阅读《水泥》，她说：‘要把什么都弄明白是太难了，可我正在学习。我要到城里去。现在一个人只要想学习，什么条件都能得到。我是多么幸福啊，简直无话可说！’
库兹涅茨克在1932年还是坑洼遍地、寸步难行，但第一批鼓风炉已在熊熊燃烧，年轻人也在文学协会里争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谁写得更好的问题了。我还记得，当法国作家获悉译成苏联各民族文字的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作品的印数后曾大为惊讶。自然，印数不是丰收的证明书，但却是有关播种面积扩大的资料。在那些年里，对知识的渴求是无限的，”“我在托木斯克博物馆里认识一个年轻姑娘，一个邵尔人，她不厌其详的向我打听法国的生活情况——那儿是不是有很多的医院，怎样同酗酒现象作斗争，法国人喜不喜欢听音乐会，罗曼罗兰多大年纪了。”
“一个年轻的通古斯人在库兹涅茨克看见一辆自行车，他把它仔细观察了很久，末了问道：‘发动机在什么地方？’他清楚地知道，人们乘汽车、坐飞机，但自行车却从未见过。住在西伯利亚偏僻村落里的人们知道有无线电报这种东西，当他们看到电线竿的时候却感到奇怪——干吗用电线？
我在泰加车站遇到一位女列车员——年轻的西伯利亚姑娘瓦利娅，她从乡下来到库兹涅茨克作清洁工，空闲时间很多，她就开始读书。一位铁路职员把一本《列车调度指南》丢在车厢里了。瓦利娅把这本书拿给我看，我看了一下，一点也不懂。瓦利娅笑起来了：‘起初我也不懂，我好象把它读了一百次，末了终于弄明白了，我找了几本数学教科书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啦，他们答应叫我上工农速成中学’我不讳言，象这样的会见使我非常激动。
生活尽管艰苦，新的感情、思想却正在诞生，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常常在我面前争论，，悲伤是否会贬低一个共青团员，建设者是否需要莱蒙托夫的诗、音乐和孤独的时刻。
在20 年代，古老的、农民的俄罗斯还在苟延残喘。在工厂里，在各种机关里，革命前成长起来的人仍占多数。3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我现在是惊讶而钦佩的回忆库兹涅茨克的建设，那里的一切既难以忍受而又十分美好。
我已说过，库兹涅茨克的钢铁帮助我国在法西斯入侵的年代里保卫了自己。但另一种钢铁是否就是人的钢铁呢？”

帕尔墨、科尔顿说“1928年，俄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世界上几乎还从未出现过不借助外国资本而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事例。工业革命发源地大布列颠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这里，18世纪期间也由荷兰人提供了大量的资本。此外，一个农业国要工业化，只能从农业中提取资金。因此，在英国，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象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十年间工业增长的那种速度，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布列颠的工业是渐进的。德国和美国较快，在这两个国家中，经过若干个十年，煤和铁的产量各增长一倍。而苏联从1928年到1938年十年间，铁和钢的产量却增长3倍，煤增长了两倍半。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的最大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五分之四都来自这十年建设的工厂。仅在两个新城市（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再往东一千英里的斯大林斯克）的两个工厂生产的铁和钢就等于1914年俄罗斯帝国钢铁生产的总和。”“1941年的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德国的对手不同于1914年的俄国。”

当然有些人会说，我们所讲的“代价”，所讲的“痛苦牺牲”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指在斯大林的暴政独裁统治下，有许多人死掉，还有许多人被流放。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庸人们撒的慌也真不少。比如有个严秀就造谣说苏联在集体化中杀掉富农760万，大清洗中杀掉人数有“数百万、一千几百万、二千万之说”。这种人只好说他已经心理***了，造谣已经造到了根本不顾起码的常识和逻辑的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死了一千万，希特勒专门制造杀人工厂，日夜杀人，也只不过杀掉三四百万的犹太人，而现在斯大林居然杀掉了几千万人，这不是天方夜谭么？如果真象他所说的苏联死了这么多人，那么不要说高速发展经济，苏联早就该崩溃瓦解了。而实际真相究竟如何呢？为了能说明问题，我这里还是应用那些反共产主义者自己的数据好了。根据法国的埃莱娜×卡×唐科斯所写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俄国（苏联）在1913年的死亡率为每一千人中有29.1人死亡，这相当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将近100年前的水平（1）（而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1913年是俄国在沙皇统治下，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到1926年，死亡率降为20.3人，1928年又上升到23.3人，而到了1937年则降为18.9（这已经基本上同西方国家同期的死亡率水平相当了），1938年为17.5人，1939年为17.3人，1940年为18.0人。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苏联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就使人口死亡率降低到了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才实现的水平，而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的功绩。
　　
　　为了说明问题，我这里再列举一些数字。1926年苏联人口总数是167，676，000，而到了1939年的人口是193，077，000，到1950年则为181，700，000。也就是说1926到1939年，苏联人口增长了二千五百多万，而1950年比1939年下降了一千一百多万。      
       另外资产阶级的学者声称苏联当时所取得的的成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也还没有达到旧俄的最高水平1913年的产量。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913年的产量。如果我们以百万吨为单位，那么1913年的粮食产量为86.0，1932年为69.6，1937年为97.4，1940年为95.5，1950年为81.2，1953年82.5。（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1937年开始苏联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2），那么在农业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更为惊人了，而这同那些庸人所说的集体化工业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至于在战后粮食产量的减少则另有原因，同集体化工业化根本就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在二次大战中，苏联牺牲了2700万的人，而这2700万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那些最年富力强最有才智最英勇无畏最有劳动积极性的人。所以从本质上讲，苏联在二战中几乎损失了20%的劳动力（这恐怕还是一种极为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没有考虑到大量的伤残），而这种劳动力的损失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都转嫁到了农业上。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战后苏联农业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而且因为人口的减少，那么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上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也并没有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