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活动其实源于加拿大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的一次选题策划。该杂志总编卡利·拉森强调，美国 1%的富人享受着巨额分红、税收减免，而其余99%的人承受失业、丧失房产等巨大压力，灰暗的未来令他们站出来抗议。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1% 的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0%多，是 80多年来的最高点，这个数字在上世纪 70年代末是10%。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掌握的算法则是，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总收入的近25%，其财富则占到总财富的40%，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有数据显示，进入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门槛是年收入超过38万美元。民主党战略分析师玛丽亚·卡多娜说，当前美国企业主管的薪水比1980年高5倍，而普通美国工人的平均薪水则与1980年相当；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万美元，而普通职员平均只有4万美元。美国人口已超过3亿大关，按照 1%计算，大约300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达到15.1%，贫困人口有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另据统计，当前美国失业率为9.1%，失业人口为1400万。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 “金融危机与银行改革专题研究”访问学者、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博士赵永升最近两年一直在对欧美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国家也将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作为这个地域最富有的人群，而将收入最低的5%的人口作为最贫困的人群。斯蒂格利茨明言，财富带来权力，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按照他的说法，所有的美国参议员以及大多数众议员在当选时即已属于最富有的1%，之后依靠来自这1%阶层的金钱保住职位：他们清楚如果服务好了这1%，离开国会后就会为这1%所奖赏。此外，主要的行政机构里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决策者也基本来自这1%。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去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现有39人在从事游说业；328名奥巴马ZF官员通过“旋转门”进入了公司高层；过去十年间共有5400多名国会工作人员加入游说组织。斯蒂格利茨今年5月曾写道： “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有最好的房屋、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样看来是金钱买不到的：即明白他们的命运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紧密相联。在历史上，这是最富有的1%最终都得明白的事情。只是太晚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楼的窗户上一度贴出 “我们是1%”的标语，显然是对“我们是 99%”口号的嘲弄。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近日撰文，认为尽管还不清楚“占领华尔街”活动是否会改变美国的方向，但已经招致华尔街超级富豪们以及服务于最富有1%阶层利益的政客和专家们的“非常歇斯底里的反应”，显示出这些从被操纵的体系中获益巨大的人被识破的恐慌。然而，富有阶层里也有“反叛者”，“股神”巴菲特8月14日就在《纽约时报》撰文，题目是《停止溺爱超级富豪》。美国总统奥巴马还采纳了他提出的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增税的建议。另一位“反叛富豪”是制作《1%》、《生而富贵》等纪录片讲述美国贫富差距的杰米·约翰逊，他是强生制药的第五代继承人。约翰逊揭示说，美国最富有的1%只关心个人财富，不关心他人和社会，经济衰退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以更低的成本过得更好。　英国约克大学经济学家博维克告诉记者：“‘占领华尔街’活动说明在欧美国家，贫富差距已成为社会癌症，如果坐视不理，癌细胞就会不断扩散。”博维克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高管拿高薪数量虽大，但却不会引来众怒，因为大家相信只有依靠主导型经济的力量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发展。但当经济危机迟迟不能消退时，这样的高薪体制就令人唾弃。《朝日新闻》则称，美国民众希望像革命时代一样“将亿万富翁和金融大亨送上绞刑架”。还有评论说，“社会痛恨贪婪、狡猾而缺乏责任心的1%极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