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仍无可替代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塞缪尔•布里坦

很久以前（久到我已不愿回想），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叫《资本主义与宽容的社会》(Capitalism and the Permissive Society)。这个书名让一些人感到疑惑，因为这两样我都赞成。与大多数政治经济学书籍一样，这本书远未臻完美。但说它不完美，并不是因为存在错误，而是有疏漏之处。如今，虽然时光已过去了将近25年，回头看这本书，几乎没有任何观点是如今我想要收回的。

没必要去假装市场回报能反映个人价值。正如墨尔本子爵（Lord Melbourne，本名威廉姆•兰姆(William Lamb)，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译者注）在谈到一个其他问题时所言：“这跟价值毫无关系。”实施再分配的最佳途径，是建立（最好是统一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去干预价格和工资。
动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缓和经济活动中的波动、避免长期的需求不足导致不必要的失业，以及避免通胀失控，与成功的资本主义也并不冲突，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必须的。
我支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关键原因在于它能够促进个人和政治自由。非金融领域的商人，可以通过为成年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而致富——即便这些东西可能是在一些长者和道德高尚者眼中毫无益处的东西，比如流行音乐专辑、棉花糖或脱衣舞表演。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权自由选择在哪方面发挥自己的才干。一个人可以专心享乐、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帮助国外的穷人，或以上活动和其他活动的任意组合。

20世纪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诘问社会主义者：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市场，该如何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最有意思。他们断言，国有企业能够模拟资本主义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诚然，如果产品种类已知、技术已知、公众偏好保持不变，这是能够实现的。然而，当涉及到发明新产品或寻找降低成本的方法时，情况就完全不同。应该让哪些人来管理、哪些人被管理，可供投资的有限资金又该如何分配给怀有投资点子的所有人？首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阐明了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公司和有限合伙企业都是ZF机构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企业的雇员……人生中每一次升迁都要指望ZF，那么即便媒体自由、立法机构民选，这个国家的“自由”也只可能是表面上的。”在讽刺评论期刊《侦探》(Private Eye)的创刊过程中，私人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些作家为逃避麦肯锡主义的迫害，在私人部门寻找工作。这两个例子都验证了私人资本对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员工所有制企业有一定吸引力（穆勒赞同这种所有制），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西班牙的蒙特拉贡集团(Mondragon group)、连锁百货商店约翰•路易斯合伙公司(John Lewis Partnership)——我曾在那里购物并满意而归。不过，从政治上来说，要将所有企业转变为员工所有制，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和分析作为支持。
任人唯亲可能导致各种结果、从而腐蚀资本主义，保守党议员杰西•诺曼(Jesse Norman)列举出了其中的几种：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俄罗斯式、以寡头控制自然资源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军人执政式资本主义，建立在毒品交易基础上的毒贩资本主义。最后一种情况因受到西方过度干预的立法（比如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颁布的禁令）影响而有所恶化。不过，我们不必说什么这些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这些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别，我们也不必给它们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

和许多同类作品一样，我那本书的真正缺点是，没有涉及金融部门，也没有讨论以下这一点：即便物价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或通缩，金融部门行为也可能对资本主义秩序造成损害。任何一种市场秩序要想建立，都必须设法将储蓄和借贷的愿望结合到一起。把多余的钱投资于可投资的基金市场，或以各种方式对人生中的意外情况进行保障，当然比把钱藏在床垫下要强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容忍大量虚拟资金威胁一个又一个机构和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自由和富足的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那本书在这方面加以改进之后，或许不仅可以证明国际监管的合理性，还能证明一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应继续为公众所有，ZF必须救助银行。

译者/吴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