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现代解读

1、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及其根源

关于科学研究方法，当代学界也进行了深入探索。但是，很遗憾，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而是陷入了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因此，要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现代解读，就不能不对科学发现之谜与理论检验困境有一个大致了解。

先说科学发现之谜。据资料，在20世纪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方法论，不论是经验主义的，还是理性主义的，都是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可靠论基础上” [27]（P01），在那时，人们“普遍信奉科学发现的逻辑，后来由于科学理论的可错论取代可靠论，使得科学发现可以通过纯粹逻辑的途径而实现的迷梦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发现问题成了不可理解的对象”[27] （P05-06）。这就是科学发现之谜。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发现问题的论著急剧增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发现的方法论，没有发现的逻辑，主张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从规范性向描述性过渡，即用描述性语言，而非逻辑规范的模式去研究科学发现以至科学证明的问题”[27]）（P3）。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科学发现这个对象至今还是奥秘难测的”[27]）（P24）。

再说理论检验困境。这可以从爱因斯坦提出的两个“一般观点”引申得出。两个“一般观点”即“外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写道：“第一个观点是很明显的：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第二个观点涉及的不是关于（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关系）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 [24]（P10-11）显然，理论检验是研究方法的内涵，就此来说，爱因斯坦提出“外部的证实”作为理论检验的重要原则无可厚非；然而，爱因斯坦所谓“内在的完备”显然与用公理法构造的公理体系有关——按照马克思的划分，这是叙述方法的内涵。那么，爱因斯坦何以要将“内在的完备”作为理论检验的重要原则呢？这里的原因在于，在“外部的证实”过程中，“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然而，这实际上就是“依靠使用特设性假设来扩大理论使用范围，其后果是导致理论的松散和繁杂化”[22]（P129），以至“在极限状态下，公理化理论最终会蜕化成一个编目式的知识体系” [22]（P17）。正因为此，爱因斯坦提出将“内在的完备”亦即保持理论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作为一条原则，以此来限制随意使用特设性假设。然而，这样一来，理论检验就陷入一个逻辑怪圈：原本，检验的对象是理论亦即公理体系，其评价标准是“外部的证实”；后来，为防止在“外部的证实”过程中随意使用特设性假设，“内在的完备”亦即公理体系本身又成为评价标准。这表明，以往关于理论检验的理论陷入了困境。

那么，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和理论检验困境，根源何在？笔者以为，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根源在于寻找科学发现方法的视野仅仅停留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学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根源在于没有找到从经验到达事实的通路。

先说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的根源。据美国学者M．W．瓦托夫斯基总结，关于科学发现可供选择的“理论有三种；一是经验主义的或归纳主义的理论，一是理性主义的或假设——演绎主义的理论，一是直觉主义的理论。”[28]（P81）然而，经验、假设本质上是知识，归纳和演绎则是纯思维过程；直觉，尽管其机制说不清道不明，但是一种思维则是肯定的。可见，学界寻找科学发现方法的视野仅仅停留在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此外，有学者认为，“科学发现的奥秘在科学家的智慧的头脑中” [28]（P80-81）；甚至有这样的幻想：通过对人脑的研究，“找出在脑的一百五十亿至二百亿个神经原内部把相互作用的过程译成密码的文法。无疑如果以这样的脑科学成就作为基础，存在不存在一种科学发现的逻辑就不会再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了[28]（P104）。

再说学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的根源。在经验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经验等同于事实，因而理论检验的评判标准就是经验；然而，经验实际上是人对事实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知识；于是，理论检验就是知识（成系统的知识即理论）与知识（单一知识）相对照。显然，这样的理论检验程序是不正确的，但却不会产生矛盾（不会陷入困境）。后来，人们发现经验并不等于事实，经验只是通往事实的桥梁[22](P27)，此时，正确的理论检验程序应当是理论与事实相对照。但是，学界却普遍认为“从经验材料到逻辑性演绎以之为基础的普遍原理，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逻辑的通路”[24]；而且，在学界看来，除“逻辑的通路”之外，再也没有其它通路，于是只好归结为神秘的“直觉”。这样，学界就找不到经验通往事实的通路，因而不可能严格规范“外部的证实”科学程序，从而不能有效防止随意使用特设性假设——这正是爱因斯坦“非常伤脑筋”的问题。理论与事实相对照亦即“外部的证实”之路走不通，最后不得不诉诸“内在的完备”，于是，陷入理论检验的对象成为理论检验评价标准的逻辑怪圈。

显然，理论检验相当于理论的证明。然而，“科学史实说明，科学理论的证明也不是纯粹逻辑的过程”，而是与科学的发现问题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27]（P3-4）。此外，深入分析表明，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和陷入理论检验困境的根源最终也是同源的。如前所述，学界陷入科学发现之谜，是因为他们寻找科学发现的方法只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然而，事实不等于知识，因而从经验达到事实决不仅仅与人的头脑、人的思维、人的知识相关，既然学界只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又怎么可能找到经验通往事实的通路？！这就是说，学界无论是陷入科学发现之谜还是陷入理论检验困境，其最终的根源都在于：学界关于科学研究工具认识上的局限，即认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只是思维。

必须指出，认为科学研究工具只是思维，科学发现的奥秘存在于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这是一种虚假的认识。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29](P501)应当强调，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认知，因此，科学发现的方法存在于人对客观实在的认知过程中。诚然，人对客观实在的认知过程，其中有思维，但不仅仅是思维，而且还有“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东西。因此，认为科学研究工具只是思维，从而仅仅在人的头脑、人的思维和人的知识中打转转，不可能转出科学发现的方法，也不可能转出理论检验的科学程序。实际上，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现问题的探索过程也能证明这一点。前面说到，在20世纪以前，人们“普遍信奉科学发现的逻辑，后来由于科学理论的可错论取代可靠论，使得科学发现可以通过纯粹逻辑的途径而实现的迷梦破灭了”。学界有定义，逻辑研究的是思维形式规律，因此，纯粹逻辑的途径等价于纯粹思维的过程。由此可见，仅仅在思维中寻找科学发现的方法和理论检验的程序，无异于沉浸在20世纪以前的迷梦中，是不可能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