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于轼看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1999年，茅于轼和朋友们开始著名的“天村”实验，即村民自治试验，这是他们“以稳健的方式改革，建立民 主法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思路”的部分实践。今年，还是和汤敏一起，茅于轼开办了北京富平保姆培训学校，让农民通过有效途径进入城市， 学校实行的是学校贷款给学生上学、等工作后再归还学费的办法。按照茅于轼与汤敏的设想，如果这个学校办成功了，还可以和一些愿意合作的企业家一起把它推 广，比如通过连锁或特许经营的方式，把这种商业运作模式继续扩大到全国。7月，茅于轼为此专门飞到以保姆著称的安徽和当地扶贫办接洽。

　 　但茅于轼承认：“现在人们对此了解不够，连续6期招生效果都不好。”不管做的这些事如何被人广为称道，按照自己的最优化原则，茅于轼还是认为：“我最大 价值是在写作上”。他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普及经济学。“如果研究诸多历史经验以及事物背后的经济规律，不仅现在大部分错误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且人 们可以做得更好。”他的书和文章就是为了增加人们的“纠错功能”，告诉读者普通的中国人该如何致富，如何有一个好的道德前景，“这是一种更大的社会效 益”。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茅于轼近年写的大多是几千字的经济随笔，以达到他“浅显、科普”的目的。而茅于轼最希望的是政府官员能看到自己的书，“因为他们影响中国的发展”。还有就是学生，“他们有可能是以后的政府官员。”

　　“我在北京的大学全部做过讲座。北大、人大每年去4、5次。学生组织邀请我，我就会去。”茅于轼认真地说，“这是第一位的。”

　 　实际上，茅于轼“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所有事情的过程中，如他的同事，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所说：“他诚实、守信用，这些字眼似乎很 平常，但在今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实行的。”所以，茅于轼“能和所有的人合作得很好”，身边聚集起了一批共同做事的人。

　　这种想法显然远不止盛洪才有。张五常谈到茅于轼时曾经说：“茅于轼年过70，还在做事，这是很难的，很了不起的。金钱方面他没有什么获得，还在做，所以我很佩服”。

　　张五常排他“做第一”

　 　实际上，在谈到中国经济学家排名时，张五常还对媒体说过：“(如果)我排第二？茅于轼，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位张五常口中“排 第一”的人，其实最初学的并不是经济。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他自己则是学机械制造。

　　1975年，茅于轼开始研究经济学。“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我的理想是让中国摆脱贫困，富强起来”茅于轼说，“我发现，中国更需要经济学。”

　 　到1993年，茅于轼从社科院退休的时候，已经写了很多经济学著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如今享有盛名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现在天则旗下不 仅聚集了张曙光、盛洪、汪丁丁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茅于轼介绍，目前天则的一些课题是跟国家体制研究有 关的。

　　目前，茅于轼不仅坚持天则所的工作，同时还写书、写文章、讲演、参加讨论、做顾问……他记录行程的小本上写得密密麻麻，每周出差至少两次，每天6点半起床，工作十几个小时。

　　就是这样，茅于轼仍然感到时间不够。“现在我的想法又比以前更进一步了，我希望世界大同，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发展、互相尊重，个体独立、自由。”在茅于轼看来，在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遵从道德的基础上，这是能够实现的。
5号自己有幸听了茅于轼先生的讲座,首先对这样一位78岁老者真的是敬佩,二十年之后再来这里讲学他说很是高兴,这种经济学家的自信更是来自他对自己一直 努力追求的自信,努力传播自己的知识,实现经济学中所谓的幸福.讲座虽然不长,内容也不会很多,但是你总是能从这样一位大师中收获不一样的思想,这是难能 可贵的.他讲制度经济学,谈中国谈世界,谈怎么发展,谈过去理论有什么缺陷,谈我们该怎么去认识社会,真的想再听下去,可是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时间成本" 更大了,我知道老先生还在不停地工作,没有时间象其他老年人一样去到自己附近的公园去散步聊天享受晚年,没有时间听自己喜欢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而 是依旧在中国经济学的前沿奋斗着,这不能不让人倍生敬意,另一方面无疑是对我们年轻人的一种鞭策,要努力,要有一颗终极关怀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