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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2
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保护耕地?你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如果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要保护耕地?你的答复可能是
“这是基本国策,不容许动摇”。再要问国策的根据何在?就会说,因为我国的耕地非常少,为了有足够的粮食,不保护不行。这些普遍关于耕地的认识,经过反复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维。不假思索的习惯使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逻辑而不自知。基本国策上出问题会造成重大失误。
  保护耕地的口号是很好听的。难道要破坏耕地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口号的实际指向是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事实上国家政策的确也要求冻结农业用地。这就有问题了。凭什么理由要冻结农业用地?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把我们吓坏了。
  1959-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场。粮食这么缺,不但不进口,1959年还出口了400多万吨,够2000
万人吃一年。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假定我们进口创纪录的3000万吨粮食,只不过花45亿美元,我国去年出口创汇9700亿美元。进口粮食只不过用掉出口创汇的半个百分点。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从现实出发,石油进口的中断远比粮食进口中断更危险。因为我们修了许多粮库,有非常充足的粮食储备,而基本没有石油储备。新建的战略储备要过三年才能用得上。我们的粮食在出口,而消费的石油中有40%要靠进口。比较对粮食问题的担心和对石油问题的担心可以看出我们对粮食的担心完全没有根据。因此保护耕地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可是老观点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粮食问题,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护耕地的问题。
  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确实制约着人类发展几千年之久。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人的寿命也增长得非常缓慢。固然人类的自相残杀,残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寿命,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仅仅由于粮食生产的制约,人类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人口数和寿命这两个最基本指标的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速度,而十八世纪以后的二百多年内,人口和寿命的增长速度超过过去的十倍,慢慢地人类社会挣脱了粮食的制约,特别是最近的半个世纪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种粮食的农民都大幅度减少,而粮食越来越富余,表现为粮食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几乎一半,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我国,改革前富强粉(相当于现在的一般面粉)每斤0.26元,外加一张一斤的粮票。现在面粉的价格是1.2元,涨了4.6倍。而按照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1978年的一元钱恰好也相当于现在的4.6元。如果把粮票的价格也算进去,涨价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为当时粮票在黑市上的价格超过买粮食的价格。

  记得解放初,人口是5.3亿,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饱。全国上下最担心的是如何能让大家吃饱饭。如果那时候有人说,未来五十年人口增加到13亿,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大家一定认为是痴人说梦话。现在的事实是耕地减少了几亿亩,种粮的农民减少了几亿人,不但我们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过去几千年的任何时候更好,相当多的人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减肥。回顾这一段历史也许能提醒我们重新看待我国的粮食问题。

  搞清了粮食问题的性质,就对耕地问题有了新看法,因为粮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护耕地的说法要说也不错,但是是片面的。为什么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据说是因为耕地紧张,可是要知道我国的其他用地更紧张。我国是一个土地十分稀缺的国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烟稀少的地方都包括进来,我国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体上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计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证明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只保护耕地而不保护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号。
  如果顺利的话,在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也许可以完成人口的工业化过程,将现有的60%多农民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城市人口,把农民降低到人口总数的5%左右,这也就是一个长远的城镇化。在此过程中,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无疑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贪污腐化,坏制度则造就贪污腐化,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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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 10:18:00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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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3 11:28:57
恩,理想的土地利用制度。可惜战争思维的人听不进去。太多多官员以保护耕地之名,行掠夺土地增值收益之实。悲哉,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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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3 21:28:27
--------这些话,  如果从一个二十几岁小伙的嘴里说出来, 然后,  让一个30多岁讲师耐心教育一番, 之后年轻人晃然大悟,  在感谢教导之后,  表示以后再也不会说这样幼稚的话了,  那就比较合常理.
-------一个八十好几的人说出这种低档话, 据说还是著名的某某某家, 我只能说 "这老小子装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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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3 21:33:15
------当然, 也可能是帮美国人说话,  现在的文人好多都是这种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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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3 23:41:04
茅老老糊涂了,老是自相矛盾!http://maoyushi.blog.sohu.com/



假如土地允许自由买卖
                  
茅于轼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论年会。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发展经济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是经济发展,必须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然而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发生了变化,使大多数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引进了市场机制,纠正了价格的扭曲,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提高。中国人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明了市场机制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影响在去年的亚行发起的讨论会上得到较明显的反映。
   
十分有趣的是在会议之后,在亚行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汤敏博士驾车陪我去看了马尼拉冒烟的山(Smoking
Mountain)。这是一个在马尼拉郊区用几十吨垃圾堆成的山,方圆几公里。在山上居住着十几万贫民。菲律宾地处热带,几百万吨垃圾在烈日照耀下,熏发出恶臭。热量的积聚使拉及自燃,许多地方冒出一柱柱黑烟。肮脏、恶臭加上高温,使这块地方成了人间地狱。普通人连一分钟也不愿在此停留,但马尼拉有十几万人却终年居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驾车过时看到人们住在用垃圾里的纸板、塑料布搭成的小棚里,有的人追逐新装运到的垃圾车,寻找可以换钱的被富人抛弃的金属罐、废纸、塑料和玻璃碎片。这块地已在全世界闻名,被称之为“冒烟的山”。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不能不长时间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公?马尼拉又有许多宫殿般的高级住宅。有一位普通的富人,他家的客厅一次可以容纳600人的宴会。菲律宾是美国培养的民主橱窗,可是“民主政治”并未解决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贫富悬殊已成为菲律宾的癌症。消费的畸形、人力资源的浪费、因为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治安问题,使经济发展停滞,并进一步形成了政治上的不安。菲律宾的现实,对我国有什么借鉴之处呢?
   
造成当前菲律宾困境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项政策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即关于农村土地允许自由买卖的政策。最近两三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学家有鉴于土地产权不够长期稳定,影响农民培植土地肥力,造成单产徘徊不前,因此,倾向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种政策虽然有利于土地的利用,但很容易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一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很可能将分得的土地出售,以解燃眉之急,结果成为无土地的农民。他们丧失了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许多人涌进大城市找工作。当经济不景气时,失去起码的收入,最后只好住到“冒烟的山”上去。
   
当前我国也有大量农民流入沿海城市做工,但他们在农村仍握有土地。万一在城市里失业,他们可以退回到农村务农。所以土地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这一政策使得我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出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的贫民窟。相反,在大城市里立足且能租房子居住下来的,都是农民中有较高收入的具有一定专长的各种专业户。这一事实说明了土地政策具有非常的重要性。从菲律宾的经验吸取一些营养,或许有助于制定一个考虑更周到的农村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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