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在这上面表现其庄重之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通篇都在指明不是全部产品都能顺利成为商品。
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末，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
马克思不仅区分了产品卖掉和卖不掉，而且还说明了部分卖掉和部分卖不掉。
并且说明为什么卖不掉：
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马克思恰恰指出了凯恩斯晚于他半个多世纪才说明的问题：就是总收入中大部分归到了富人的储蓄中，而绝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太低，这使得富人必须竭尽全力消费，来弥补贫穷的劳动阶级创造出来的过剩产品。问题就在于少数富有人群不会这样把过剩产品都消费掉，他们无论如何奢侈，都没有办法把全部的剥削挥霍掉，相反地，
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不断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长。
看看中国今天的情况：
一方面是炫富被包养的二奶们奔驰排成车队，几乎每天都有法拉利因为飚车而撞毁，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自称“吊死”，收入只够满足最起码的温饱。
一方面是诸如东方电气这样的庞大企业，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日夜加班轮番生产，另一方面是这类企业的库存可以多达7年用不掉。
一方面是金融寡头企业的高管们年薪过千万，另一方面，数以十万计的基层保险推销员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他们和保险公司签的是代理合同。
一方面是鞋老板和煤老板轿车升级成“路虎”，另一方面，他们下面的工厂工人买自行车都希望能买二手的，就为贪图价格便宜。
巴西的汽车工业功败垂成，毁在他们贫富差距扩大化上。同样，中国的汽车工业必然垮台，因为除了少数老板能买得起豪华汽车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两个轮子的生活，老板富豪们买车要买进口的，工人买
“车”还必须是二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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