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问题意识到语法结构

　　人们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时，总是先行地受到自己大脑中的“问题意识”( consciousness for problems) 的引导。比如，有人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 － 文化领导权”理论感兴趣; 也有人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感兴趣; 有人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感兴趣，也有人对哈维的“空间”理论感兴趣等等。乍看起来，问题意识是原初性的，因为人们总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去探寻答案的。实际上，至少在哲学思维中，人们通常是先有了答案，即先确立了“信念系统”( the system of belief) ，再回过头去设计问题的。也就是说，与问题意识比较，信念系统处于更原初的地位上。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信念系统，就会拥有相应的问题意识，因为问题意识不是构成性的，而是被构成的东西。在这里，构成性的东西是信念系统。换言之，人们以为自己拥有任意提问的自由，事实上，这种自由只存在于他们的幻觉中。早在他们具有问题意识之前，他们的信念系统已经先行地划定了他们的问题意识的逻辑可能性的空间。也就是说，问题意识并不是任意的，它只能在已经确定的信念系统的基础上显现出来。比如，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恩格斯曾经指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每天也都在吃、喝、住、穿，为什么他们看不到这个“简单事实”，而马克思却看到了? 这里的差别正在于: 马克思的信念系统与这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截然不同。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 你拥有什么样的信念系统，就会拥有这个信念系统允许你看到的相应的问题意识。换言之，除非你改变了原有的信念系统，否则你根本就看不到原有的信念系统之外的任何问题。感性的目光自始至终受制于心灵的目光。

　　那么，信念系统又是如何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知道，任何个人出生后都会处于某个既定的文化共同体的教化中。即使被人们称为“文盲”的人也只是文字之盲，但决不可能是文化之盲，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他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事实上，信念系统正是在个人受教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般说来，当个人达到成人的年龄，也就具备了自己的信念系统。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孩子学会相信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孩子学会遵循这些规则去做事。然后逐步形成一个信念系统，而在这个系统中某些信念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而某些信念则或多或少可以发生变化。”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信念系统是由科学知识、宗教意识、道德规则、政治观念、传统思想、艺术爱好、生活习俗等各种要素构成的，而在相互交往中，不同个体的某些信念会被强化，另一些信念则会发生弱化等等。

　　还需指出的是，尽管信念系统具有构成性，但这种构成性主要是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而在更深的、无意识的层面上发挥初始性构成作用的乃是“语法结构”( grammatical structure) 。众所周知，任何语言要被准确地表达出来并得到他人的理解，表达者就必须合乎语法地使用语言。概言之，语言的使用必须遵循语法规则。当人们使用语言时，经常会陷入一种错觉，即他们是语言的主体，而语言则是他们的工具。然而，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即语言成了主体，而人们却成了语言的工具。当人们熟练地使用自己的母语时，情形更是如此。比如，当某人在日常交谈中向自己的谈话伙伴提出某个问题时，他根本无需先考虑疑问句的结构，再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对他来说，这种句型的结构已经烂熟于心，即完全沉落到无意识层面上去了。当人们不再像学习一门生涩的外国语言那样去思索语法结构时，这表明语法结构作为形式，不但牢牢地支配着信念系统，也牢牢地支配着问题意识，甚至包括问题的提法。为什么几千年来的哲学史总是重复地提出同样的哲学问题? 维特根斯坦是这样解答的: “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 哲学其实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我们仍然在探讨希腊人已经探讨过的那些相同的问题。然而，做出这种评论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地吸引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有‘是’这个似乎与‘吃’、‘喝’等词有相同功能的词，只要还有‘同一的’、‘真的’、‘假的’这样一些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谈论时间之流、空间的广延等等，大家就会不断碰到一些同等地难以捉摸的困难，凝视一些似乎不可能解释清楚的事物。”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语法结构在冥冥中规定着人们的问题意识和他们表达思想( 包括提问) 的方式。

　　比如，当卢卡奇把自己早期的一本论文集命名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语法结构对自己思想表达的限制。事实上，“与”( and) 这个词暗示我们: “历史”( history) 和“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是两个相互外在的东西，即历史在阶级意识之外，而阶级意识也在历史之外。然而，实际情形却是: 一方面，阶级意识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们描述有阶级冲突存在的社会历史时，不能不涉及到不同阶级的阶级意识; 另一方面，在阶级意识中，也必定蕴含着某个阶级对历史的自觉的反省意识。由此可见，历史、阶级意识是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的，一旦卢卡奇用一个“与”词插入其间，无论是历史，还是阶级意识，便都显得残缺不全了。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用连字符号把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 Dasein) ”描述为“在世界上之存在( das in － der － Welt － Sein) ”?因为通过反思，他已经意识到语法结构对思想表述的重大引导意义。不难发现，当人们谈论“人与世界的关系”时，语法结构已经对他们的思想做出了错误的引导，即把“人”、“世界”分离开来了。如果不怕表达上的繁琐，就应该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置换成“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世界与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的人的关系”。然而，众所周知，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向就是追求简洁。这样一来，语法结构对问题意识和思想表达的引导作用就越来越大了。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连字符号来抗衡语法结构对自己思想的引导，充分显示出他极其深厚的批判意识。

　　与海德格尔的思路不同，晚期维特根斯坦希望通过把哲学用语的含义还原到日常生活中的含义的方式来抗衡语法结构对思想表达的支配作用。他这样写道: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且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 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然而，维特根斯坦也意识到，要求哲学家们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而他无限感慨地写道:“全部哲学的云雾凝结为语法的一滴水。”也就是说，哲学上许多虚假的问题意识的产生都源于语法结构的导引。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问题意识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由问题意识返回到对研究者自身的信念系统的反思，由信念系统再深入到对语法结构的反思。只有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才会使问题意识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和原创性。

　　三、从知性思维到含义界定

　　从哲学史上看，分析方法是从属于“知性思维”( thinking of understanding) 的，而知性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含义界定”( determination of implication) ，即对概念的含义进行明确的界定，扩而广之，则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毋庸置疑，率先提出知性思维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只是基于经验的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并称其内容为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之一大成果。”黑格尔进一步从逻辑学高度上肯定了知性的基础性作用: “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 ( a) 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 b) 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 c) 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也就是说，每个逻辑真理、逻辑概念都包含着这三个环节，而知性则是第一个环节。正是从这一逻辑思想出发，黑格尔写道: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就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由于马克思倡导的是批判精神、革命精神，所以他重点发挥的是黑格尔逻辑思想中的第二个环节“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即辩证法。于是，许多人在追随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时忽略了黑格尔逻辑思想中的第一个环节“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即知性或知性思维。于是，概念含义的明确界定被忽略了，辩证法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匮乏的正是知性思维，尤其是对概念含义的明确界定，而泛滥成灾的则是对飘荡无根的辩证法的空谈。

　　比如，我们视之为研究对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显然，中国学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必定会撇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学者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也必定会撇开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并不存在着一个内涵相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人们使用“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时，也必须严格地界定这个术语所指称的对象和范围。而“新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旧马克思主义”来说的，因而也必须同时弄清楚，旧马克思主义的指称对象和范围是什么? 就人们常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来说，它的含义和边界也是不明确的。这个术语中的“西方”究竟涵盖哪些国家? 这个术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指称的具体对象又是什么? 此外，当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时，他们的表述同样是不严格的。难道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 换言之，难道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时代的归属? 如果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就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现在他们就不应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而应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再时代化”，否则，在表述上就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洽性。

　　又如，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 1929—1935)中，organic intellectual 是个基础性的用语。国内所有的译本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它译为“有机知识分子”，诚然，organic 这个形容词的确具有“有机的”含义，organic chemistry 就可以译为“有机化学”，但当它与 intellectual 搭配在一起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译为“有机的”。难道世界上还有“无机的知识分子”? 我们认为，organic 应译为“有组织的”。也就是说，葛兰西时代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中: 或者是“有组织的”，即某个党派的成员，或者是无组织的，即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或团体。毋庸置疑，organic intellectual 应该译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

　　再如，阿尔都塞的代表作 For Marx( 1965) ，中译为《保卫马克思》。其实，译者对 for 这个英语介词施加了某种暴力，因为 for 并不含有 defend 或 safeguard 这样超强的含义，它通常表示“为了”、“赞成”、“拥护”这样的意思。因此，如果译者尊重阿尔都塞的本意，For Marx 似应译为《为了马克思》或《赞成马克思》。此外，在这部著作中，overdetermination/ overdetermined 是两个重要的术语，它们几乎无例外地被译为“多元决定/多元决定的”。不难发现，overdetermination/overdetermined 这两个术语的前缀都是 over，而不管人们如何施展自己的想象力，也无法把 over 的含义解读为“多元的”。一般说来，在英语中表示“多”或“多重的”、“多元的”前缀是 multi － ，但英语词典中并无 multi － determination 或 multi － determined 这样的复合词。因此，勉强地把 overdetermination / overdetermined 译为“多元决定 / 多元决定的”显然不妥。从阿尔都塞使用这两个术语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应该把它们译为“超越决定/超越决定的”，因为阿尔都塞不赞成当时法国理论界流行的、把马克思理论简单化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见解。

　　

当然，我们提出的上述见解并不是定论，但至少反映出我们心中的一种愿望，即希望把“国外马克思主义”( 在没有想出更合理的概念之前，我们仍然使用这个概念，但必须意识到这个概念的不确定性) 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含义搞清楚。其实，这方面的工作完全属于知性思维的范围，而康德、黑格尔所说的知性思维，在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只要人们希望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保持实质性的对话，那就应该高度重视知性思维，弄清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的含义。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停留在“开放时代的自说自话”中。

综上所述，我们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分析方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人们还可能运用其他多种方法，如诠释学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方法等等，但无论如何，分析方法作为基础性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努力运用分析方法，弄清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会遭遇到的基本概念的含义，才能实质性地提升这个领域。

　　

你说得很对。我们都应该应用知性思维来研究马克思。

楼主不妨也用知性思维解释一下：

马克思的货币换算时间的理论？

商品的二因素里，花鸟鱼虫、字画、电影戏剧曲艺算不算商品？你如果使用？即：电视剧你是如何使用的？

知性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怎样剩余的？两个剩余价值中的时间有何不同？两个时间中所含的劳动有何不同？

解决富裕和经济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是一篇小文章能解释明白的，瞧一眼就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还真是主要关注于经济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